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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朝中央集權制封建統治的加強和政權的南遷（上）
第一節 宋朝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建立和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九六○年，宋太祖趙匡胤（音印yìn）推翻后周，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封建割據。漢族政權，重又歸于統一了。
　　自從秦始皇統一以來，漢族的封建政權，在長時期里基本上保持著統一狀態。但由于地主階級中的門閥士族和軍閥勢力的發展，先后出現了三國至南北朝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的割據局面，暫時地中斷了國家的統一。規模巨大的唐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門閥地主的殘余，宋太祖又消滅了五代以來的軍閥割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秦始皇實行地方郡縣制和中央集權的官制和兵制，創立起完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此后，歷代統一王朝訂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襲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礎上有所增損。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趙匡義）把鎮壓農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作為他們建國的方針，基本上依據秦、漢、隋、唐以來的國家制度，建立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宋朝廣泛吸收地主階級文人參預軍事政治的統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階級中具有比唐朝更為廣闊的社會基礎，中央集權的程度也更為加強了。
　　中央集權的軍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宋朝建立后，社會經濟關系，主要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系表現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現象：（一）貴族官僚按等級世襲占田制度，從唐朝中期起，開始瓦解。唐未農民戰爭，最后消滅了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階級，主要是以購買土地的方式，來擴大土地占有。（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實物地租。前代的勞役地租成為從屬的、次要的剝削方式。（三）隋、唐以來，門閥地主奴役著帶有農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們的戶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戶（佃客）編入戶籍，成為封建國家的編戶，不再是地主的“私屬”。歷史上出現的這些事實表明：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來土地占有方式和剝削方式的變革，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宋朝以后的封建社會，基本上是延續了這樣的經濟關系。
　　廣大佃農，雖然在形式上擺脫了奴婢、部曲那種對地主的嚴格的人身隸屬，但依然遭受著地主階級的殘醋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宋朝建國后不久，太宗時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此后近三百年間，不能忍受黑暗統治的農民群眾，不斷地舉行武裝起義，以反抗宋朝的統治。
　　下面敘述宋太祖、太宗時期，統一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制、社會經濟制度和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一）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
　　宋太祖趙匡胤，在后周時，隨周世宗作戰有功，任殿前都點檢，統領精銳的禁軍。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歲的幼子宗訓（恭帝）即位，趙匡胤又兼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防守京師（開封）。建隆元年（九六○年）元旦，鎮、定二州謊報遼朝和北漢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質、王溥（音普pǔ）等派遣趙匡胤領禁軍出城抵御。京師城里在傳播著“點檢作天子”的輿論。趙匡胤兵到京師城北二十里的陳橋驛，弟趙匡義、歸德軍掌書記趙普和軍中諸將把皇帝的黃袍加在趙匡胤的身上，擁立他作皇帝。趙匡胤率領禁軍開回守衛空虛的京師，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在宮中做內應，輕而易舉地奪取了皇權。由于趙匡胤原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新建的王朝，建號宋朝。宋朝仍然建都開封（東京、汴梁），習慣上又稱北宋。以后遷都杭州，稱南宋。
　　宋太祖兵權在握，后周朝臣全無抵抗的可能。宋兵進開封，后周宰相范質、王溥等跪拜在階前，擁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鄭王。后周將領慕容延釗（音昭zhāo）領重兵屯真定，受命擁宋，升任殿前都點檢。領兵守北邊的韓令坤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以擁立有功，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同領禁軍。
　　但是，后周領兵在外的節度使并沒有全部降服。九六○年四月間　　①，昭義節度使李筠（音勻yún）和太原的北漢相聯絡，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釗、石守信等領兵分道出擊，在長平大敗李筠。六月，宋太祖親自領兵攻下澤州，李筠在澤州自殺。李筠敗后，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又據揚州起兵。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時與趙匡胤分掌內外兵權，勢位相當，恭帝時出鎮揚州。九月，李重進反，石守信率領禁軍往討。十月，宋太祖又領兵乘船東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圍攻揚州城將破，宋太祖到城下，一舉攻下揚州。李重進投火自殺，宋兵得勝回師。宋太祖先后削平二李，宋朝在后周境內的統治鞏固了。
　　宋朝政局穩定后，宋太祖對趙普議論說：“自唐末以來，帝王換了八個姓，戰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國家長久，有什么辦法么？”趙普回答說：“這不是別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鎮權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現在要治國，也沒有別的奇巧，只有奪他們的權，控制他們的錢谷，收他們的精兵……”不等趙普說完，宋太祖連忙說：“你不用再說下去，我已經懂了。”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罷免了慕容延釗、韓令坤等人統領禁軍的兵權，慕容延釗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韓令坤出為成德軍節度使。此后，不再設統領禁軍的殿前都點檢一職。禁軍將領石守信等有擁立功，不好下令罷免。一天，宋太祖請石守信等擁立他的將領們飲酒，乘醉說：“不是靠你們的力量，我不會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艱難，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夜都睡不安穩！”石守信等說：“陛下怎么說這個話。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太祖說：“你們雖沒有異心，一旦部下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想不干，能行么？”石守信等嚇得涕泣叩頭，第二天便稱病辭職。宋太祖解除他們統領禁軍的乓權，派出做節度使。宋太祖一舉集中了精兵禁軍的全權，從此便可從容地派兵遣將去完成統一國家的事業了。
　　宋朝建立時，北方有強大的遼朝　　①，太原有北漢，南方分布著南唐、吳越、后蜀、南漢、南平（荊南）等國和周行逢在湖南、留從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據。宋太祖沒有乘勝北征遼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統一經濟富庶的江南。依據這個所謂“先南后北”的方針，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眾將駐守北邊和西北各州，以防御遼朝和北漢。西北既無后顧之憂，專力向南方進取，逐個地消滅了各割據國。
　　平荊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權繼位，大將張文表起兵反保權，割據潭州。周保權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給宋朝以出兵的借口。同年，割據荊南的高保勖（音旭xù）死，侄繼沖繼位。荊南處在各割據國的包圍之中，國勢衰弱，有兵不過三萬。宋太祖審度形勢，制定了假道荊南，攻取湖南，一舉削平荊湖的戰略方針。九六三年初，調派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荊南進發。宋兵到江陵，高繼沖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見慕客延釗。繼沖與延釗進江陵，城中宋兵已滿列街巷。繼沖大驚，奉州縣圖籍降宋。荊南平。
　　宋兵繼續向湖南進發，湖南周保權軍殺張文表。宋兵占據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ǐ）大敗湖南守軍，進取朗州。周保權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權。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勝，占有荊、湖。從此西逼后蜀，東脅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漢，戰略上處于極為有利的地位。
　　滅后蜀——宋太祖平荊、湖后，就在策劃西取后蜀。派張暉做鳳州團練使，專意探聽蜀國內虛實、山川形勢。宋太祖依據事先繪制的后蜀詳細地圖，制定進軍路線和作戰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準備。九六四年，宋朝獲得后蜀給北漢的蠟書（密信），約聯合對宋。
　　宋太祖大笑說：“我西討有理了。”十一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王仁贍為都監，寧江軍節度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曹彬為都監，統兵六萬伐蜀。王全斌自鳳州出兵，劉光義自歸州出兵，兩路進取。后蜀國王孟昶聽說宋兵來攻，以王昭遠為西南行營都統，倉促領兵拒戰。王昭遠好讀兵書，但從來沒有過戰功，出兵前揮臂吹噓說：“我此行何只克敵，奪取中原也猶如反掌！”他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宋兵強大而謹慎有備，蜀兵虛弱而驕躁輕敵，兩軍勝負的前途，不問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軍攻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余萬石。先鋒軍過三泉到嘉川，蜀兵燒毀棧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復棧道，進兵羅川，蜀兵依江而戰。宋兵奪橋渡江，分三道擊蜀。蜀軍集合精銳拒戰，又大敗。王昭遠自引兵來戰，三戰三敗。宋兵追到利州，王昭遠燒毀渡口浮橋，退保劍門，依天險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劉光義、曹彬率領，人峽路，連敗蜀兵，在鎖江斬獲蜀水軍六千余眾，奪得戰艦二百余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i），蜀守將高彥濤戰敗自殺。宋兵占領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軍自利州攻劍門，兵到益光，被天險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師經小徑渡江作浮橋，蜀兵棄寨逃走，來大兵沿青強店大道進 軍。王昭遠退駐漢源，留偏將守劍門。宋兵破劍門，追到漢源。蜀副將趙崇韜出戰被擒。王昭遠脫去甲胄逃跑。宋兵進據劍州。王昭遠逃到東川，藏入民間倉房，哭得兩眼紅腫。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劉光義、曹彬軍自夔州進兵，連降萬、施、開、忠、遂等州，峽中郡縣，全被占領。王全斌軍到魏城，蜀國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劉光義等引兵來會。后蜀平。
　　滅南漢——南漢主劉鋹（音廠chǎng）建都廣州，占有湖南南部。宋滅湖南，與南漢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等攻下南漢的郴州（郴音嗔chēn）。從俘擄的南漢內侍得知，南漢國內宦官當權，極度黑暗混亂。宋太祖因集中兵力滅蜀，沒有立即發兵。九七○年九月，宋以潘美為賀州道行營都部署，領兵滅南漢。南漢久無戰事，“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舉攻下賀州，進克昭州，乘勝占領桂、連二州。南漢主劉鋹得報，對左右說：“這些州本來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會再南來。”和劉鋹的估計相反，十一月，潘美進取韶州，繼續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廣州城。劉鋹將妃嬪和金寶載入十余大船，準備入海逃跑，被宦官將大船盜去。南漢殘兵據水抵御，又大敗。劉鋹在廣州焚燒府庫宮殿，出城降宋。宋兵人廣州，劉鋹被押解到東京。南漢平。
　　滅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國，但又是弱國。和后蜀的驕躁輕敵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后，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錦綺金帛來賀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ù）繼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貢獻大批金銀錦綺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還要遣使貢獻犒師。九七一年，宋滅南漢后，南唐陷人包圍之中。李煜大為恐懼，向宋朝上表，自動削去南唐國號，稱江南國主。李煜企圖以對宋朝的恭順來維持他在江南的統治，宋朝當然不會容忍這個割據國的長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發兵十萬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荊湖造大艦黃黑龍船數千艘，作南伐的準備。曹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連敗江南兵。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軍到秦淮，江南水陸兵十萬列陣城下。宋軍涉水強渡，江南兵大敗。李煜整天在后宮與僧徒道士談經，不問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見宋兵旌旗滿野，大為驚慌。李煜派文人徐鉉（音漩xuàn）兩次到東京見宋太祖，說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沒有犯什么罪。請求宋朝緩兵。宋太祖大怒，對徐鉉說：“不須多講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ān）！”徐鉉惶恐逃回。李煜急調駐守上江的朱令赟（音暈yūn）入援。朱令赟自湖口發兵援金陵，號稱十五萬。兵到皖口，宋兵夾攻，朱令赟縱火拒戰，值北風起，火反燒朱軍。宋兵因勢急攻，朱令赟投火死。江南最后一支大軍覆沒，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給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殺掠，以保存江南財富。十一月末，宋兵整隊人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東京。南唐平。
　　吳越入朝——吳越和南唐一樣，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順。宋太祖即位，吳越國王錢俶（音處chù）即遣使來賀，此后連年朝貢。九七四年冬，宋代江南，令吳越出兵助攻。李煜寫信給錢俶說：“今天沒有我，明天豈能還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罷了。”錢俶連忙把李煜信交給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錢俶親自領兵五萬，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錢俶到東京朝見，講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錢俶帶領妻子到東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兩月后放他回國。臨行前，宋太祖送一個黃包袱給錢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請求扣留錢俶的奏疏。錢俶對宋太祖大為感激，也大為恐懼。回國后又派遣使臣貢獻大批寶物。吳越對宋朝唯命是從，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吳越國實際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統治之下，只是還保留著一個國王的稱號，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歸附——留從效割據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軍節度使名號。九六二年，留從效死。次年，牙將陳洪進奪取兵權，自為節度使，遣使向宋朝貢。九六四年，宋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為節度使。九七六年，宋滅南唐，吳越入朝，泉、漳等州成為孤立的割據點，陳洪進也請求到東京朝見。陳洪進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歸鎮。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獻上泉、漳二州十四縣地。江南最后一個割據點也消滅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荊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時間，消滅了南方各地的長期割據。這并非只是由于他個人的軍事才能，而是決定于人心的向背，決定于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后蜀滅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對蜀主孟昶說：“我看宋朝立國，不象后漢、后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就在此朝吧！”南漢滅亡前，內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對南漢主劉鋹說：“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現在宋朝己出，看形勢非統一天下不可！”后蜀與南漢相隔數千里，但人們都已敏感地覺察到，結束戰亂，統一全國，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所謂“厭亂久矣”的“天”，實際就是當時的社會潮流，主要是廣大群眾的意志。唐末五代以來，各地封建軍閥之間無休止地展開爭奪權利的戰爭。廣大群眾早已厭棄這種封建割據的內戰，厭棄這種戰爭帶來的破壞和災害。南方和中原地區經濟聯系的發展，也要求消除成為障礙的割據政權。結束封建割據的戰亂，已是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宋朝的統一事業，因而較為順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趙匡義在后周時為供奉官，陳橋兵變，擁立太祖有功，建國后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親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開封府尹兼中書今。后又加封晉王，位在宰相之上，成為宋太祖以下權位最高的人物。九七 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吳越王錢俶來朝見，太宗留錢俶在東京。陳洪進納土降宋，吳越更加孤立。錢俶不得不把吳越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地獻給宋朝，削去吳越國號。宋朝完全統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轉向了北方的北漢和遼朝。
　　滅北漢——九六九年，宋太祖親自率兵攻北漢，敗遼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漢堅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遼又派兵來援，宋兵回師。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黨進、潘美等分道攻太原，遼耶律沙領兵助北漢。宋太祖死，太宗下詔班師。泉州和吳越的割據消滅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領兵親征，派潘美等四將分四路攻太原。三月，遼援兵來救，宋兵在白馬嶺大敗遼兵，遼將耶律敵烈敗死。四月，宋太宗自鎮州進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圍攻太原。五月，北漢主劉繼元出城降。北漢平。
　　北伐遼朝——宋太宗滅北漢后，五月就從太原倉促出兵，乘勝北伐遼朝，企圖收復五代時被遼朝占領的燕云州縣。宋兵到易州、涿州，遼朝的漢人守將開城投降。來太宗率兵圍攻遼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將士因伐太原疲憊，攻南京又不下，已經懈怠。遼耶律休哥引大兵來，大敗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驢車倉惶逃走。宋兵仗、輜重都被遼奪去。次年（九八○年），遼發兵十萬來攻雁門。北漢舊將代州刺史楊業出輕兵襲擊，遼兵敗走。十月，遼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橋關進攻，大敗宋兵，追到莫州回師。
　　宋兵對遼作戰失敗后，是繼續作戰收復燕云，還是從此休兵，宋朝內部出現了不同的主張。宋太宗回東京，朝臣多主張再出兵攻遼。左拾遺（諫官）張齊賢上疏反對，說，‘圣人舉事，動在萬全”，“先本而后末，安內以養外”，主張先加強內部的統治。河南路轉運副使田錫主張放棄收復燕云，與遼談和，說“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勞而無功”。在主和意見的影響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詔令沿邊州縣守邊境，不得出關。宋遼暫時休戰。
　　宋太宗經過幾年的軍事準備后，仍然志在收復燕云。對宰相宋玫說：“我看史書，見晉高租（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對契丹行事父禮，還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說：“恢復舊境，亦應有時。”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發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進出飛狐，潘美、楊業出雁門。曹彬率宋主力軍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進攻下飛狐，進克靈丘、蔚州，潘美軍攻下寰、朔、應、云等州。遼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擋曹彬，耶律斜軫領兵抵擋潘美。遼承天太后、圣宗親領大兵相機出援。曹彬一路號稱十萬，乘勝猛進。遼耶律休哥駐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戰，夜出輕騎劫掠，晝出精銳斷宋兵糧道。曹彬人涿州十余日，糧盡，退守雄州。將士看到潘、田兩軍挺進，紛紛要求再攻涿州。這時，遼承天太后、圣宗的大軍已到涿州東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輕兵沿路迫擊宋軍，宋軍且戰且行，到涿州已師老兵疲。遼兵乘勢大舉出擊，宋兵自涿州敗退，遼兵追到岐溝關，大敗宋兵。曹彬收殘部渡拒馬河，遼兵追襲，宋軍人馬相踏，死者無數。 涿州之戰，遼兵先讓一步，以少勝多，宋軍主力全部敗潰了。
　　宋太宗見主力軍潰，急令曹彬等回東京，田重進軍駐定州，潘美軍回代州。遼耶律斜軫出重兵襲擊，敗宋兵于五臺，宋兵死者數萬。遼兵奪回蔚州，潘美領兵往救，又大敗于飛狐。潘美、楊業軍回兵到朔州狼牙村，遼兵陷寰州。楊業以為敵鋒甚盛，不可與戰。潘美等不聽，迫令楊業出兵。楊業自知必敗，請派伏兵在陳家谷口救援，楊業與遼兵戰，大敗，退到陳家谷口，不見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戰，墮馬被俘。楊業拒不降遼，絕食三日，死。潘、楊軍敗，宋兵全線崩潰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敗，宋兵損失慘重。朝中一些大臣紛紛主張“屈己”求和。趙普上疏，說遼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諂”（壞人）蒙蔽皇帝，“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勸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說北伐失敗“悔既往而難追”，“姑務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遼帝）之下，伸于萬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趙孚建議宋太宗學習唐高祖“降禮于突厥”，對遼屈己求和。“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沒有贊同他們的議論，回答趙普說：“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伐遼失敗只是由于將帥軍事指揮上的失 誤所致。”九八九年，戶部郎中張洎（音計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稱chēng）相繼上書，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遼。宋朝內部，出現主戰與主和兩種不同政見。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權防止割據復辟為國策，對外作戰和對內抑制武將的政策發生了矛盾，因此沒有采納王禹偁等人再次伐遼的建議。以后的宋朝，即對遼轉取守勢，專力加強國內的統治。
（二）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加強
　　唐末五代以來，軍閥長期割據。宋太祖建國后，繼續統帥后周的禁軍，后周官員也都繼續任職。滅江南各國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編了各國的軍隊。為了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宋王朝把軍事、政治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鞏固它的統治。
　　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兩朝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
一、兵制
　　宋朝軍隊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統領的禁軍。唐初，設十二衛，唐玄宗改設曠騎（彍音擴kuò），宿衛京師。天寶以后，彍騎虛弱，邊鎮兵強大，形成長時期的藩鎮割據。后周時，仍沿用禁軍制度，但軍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驕橫不聽指揮，實際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務精不務多”的方針，命宋太祖統領禁軍，精銳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壯士，選擇尤強者編入禁軍，加以訓練。禁軍由此成為一支強勁的軍隊。周世宗對外作戰，屢獲勝利，禁軍的整頓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統領禁軍六年，依靠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軍隊的重要，即位后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集中掌握兵權，沉重地打擊了割據勢力。
　　選練——來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著手加強禁軍，進一步揀汰老弱，補充精壯。這年五月，下令各州揀選勇壯兵士，升為禁軍。又除去禁軍中的老弱，設“剩員”處理。退兵下到諸郡，仍給兵傣。諸郡多用來看守倉庫。九六五年，又選強壯兵定為“兵樣”，分送各地。各地軍隊按兵樣選拔，送到京師充禁軍。此后多次派邀使臣到各地選擇精兵收補。禁軍聚集在京師，太祖親自教閱，加強訓練，并給以優于外州的俸給。宋朝統一南方各國的過程中，也從各地的降卒中選擇精銳補入禁軍。軍中并制定“階級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軍的不斷選練，宋朝極大地加強了中央直轄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鎮兵，五代時駐守城廂，又稱“廂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將帥選取軍中精銳作牙兵（衙兵）。廂兵中的精銳，經多次選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軍。留在地方的，不再訓練，只服雜役。廂兵實際上已成為不能作戰的役卒。后來司馬光曾評論說：選練禁軍后，“各地方鎮都自知兵力遠不是京師的敵手，誰也不敢再有異心”。這就是說，鎮兵力量遠比禁軍薄弱，沒有割據反抗的可能。唐末以來的軍閥割據勢力不能復辟了。
　　建置——太祖開寶（九六八——九七六年）時，有禁軍馬步兵十九萬三千（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時，禁軍馬步兵三十五萬八千（全國兵額六十六萬六千）。起初，禁軍都駐在京師，后來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時以十萬駐京師，十萬派守外郡。戍守邊地重鎮或內郡要地者稱屯駐，隸屬于總管司者稱駐泊。此外，因糧價低廉暫留某地者稱就糧，人數不多。屯駐軍由兵馬鈐轄（鈐音潛qián）、都監等統領，當地州官不得干預。派出的禁軍定期輪換，因而有所謂“出戍法”（或稱“更戍法”）。出戍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江南、淮南、兩浙、荊湖、川、峽、廣東等地的，三年一輪換。廣西等地，二年一輪換。陜西兵，半年一換。禁軍家屬妻子都在京師。據說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習勤苦，均勞逸”，免得留戀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會想反抗朝廷。禁軍軍官提升時，都調離原來的隊伍。統領駐泊、屯駐的禁軍的將宮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從而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宋太祖、太宗時期，在禁軍制度上，從各個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來方鎮割據的積弊，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禁軍將領也不能擁兵割據了。
　　軍權——聚集在京師的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和步軍都指揮使統轄，稱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無權調遣。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掌管。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只有皇帝才能派迫禁軍，調動兵馬。禁軍中又選出勇壯，作護衛皇帝的親軍，稱“諸班宜”，地位在一般禁軍之上。
　　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并由皇帝親自制定作戰方略，指示將領，甚至授以陣圖。諸將領兵作戰，須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動，不得擅改。宋太宗戊北漢、遼朝，都是領兵親征，臨陣指揮。太宗對宰相們說：“五代承襲唐季喪亂之后，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所以享國不久。太祖竭力挽救這個弊病，我做皇帝，也總在考慮這事”。宋太祖、太宗一直在盡力摧毀方鎮擅權割據的舊制，經過兩朝的逐步改革，全國軍隊的精銳都集中在禁軍，而禁軍的選練、建置、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于皇帝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繼解除后周將領慕容延別、韓令坤等人統領禁軍的兵權，出為地方節度使。經過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權歸各州，節度使成為無權的虛銜。九六三年，宋太祖開始用文臣管州事。當時，后周擁州兵割據的異姓王和帶相印的大藩仍有數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們調遷，或遙領他職，或在他們死亡時不再使子孫裘職，逐步任命新的文臣來代替舊的武將。
　　宋太祖對趙普說：“我現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縱使都去貪污，（為害）也不及一個武將。”宋太祖從消滅藩鎮割據的角度，認為文臣比武將為害百不及一，從此軍中多用文臣。統一各國后，太宗繼續實行這個方針，逐漸成為定制，并利用內臣即宦官領兵或充監軍，以挾制將帥。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文臣換充武將，武將調離軍職，從而進一步堵塞了軍閥割據的道路。
　　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上，秦朝和隋朝統一后，都曾用收繳、銷毀武器作為鞏固統治的一個辦法。宋太祖沒有專從武器方面著眼，而是親自掌握禁軍，對軍事制度逐步加以改革。相沿百余年之久的軍閥割據，一變而為高度的中央集權。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對于鞏固國家的統一，作用是顯著的。但宋王朝也由此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加強了對農民的鎮壓。
二、地方官制
　　宋代官制，承襲唐、五代制度，但從制止割據、集權中央的目的著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縣兩級，另設“道”為監察區域。宋朝改為路、州（府、軍、監）、縣制，但對州一級嚴密控制，權力集中在中央。
　　監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設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主管軍需糧餉等事。統一后，轉運使成為總管各路財賦的官員，又命京宮為轉運判官。唐玄宗時，全國分十五道，各道設采訪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為路。全國分為十五路（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河東路、陜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兩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峽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轉運使、副使、轉運判官成為朝廷特命的路一級的常設官員，主要管領所屬州郡的水陸轉運和財政稅收，其后權力擴大，有時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并規定各地轉運使要輪流到京師，把當地情況報告給朝廷。又設安撫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軍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財政。真宗時，為分割轉運使的職權，又設提點刑獄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薦舉官員。轉運使、安撫使、提點刑獄各設官衙，轉運使司俗稱漕司，安撫使司俗稱帥司，提點刑獄司俗稱憲司，總稱“監司”。監司剝奪了節度使的財權和兵權、司法權，號稱“外臺”，作為皇帝的“耳目之寄”，權任頗重。
　　州縣官——唐末五代時，各地節度使割據一方，兼領數州，稱為“支郡”。宋朝統一過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屬京師。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屬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太宗時，右拾遺李瀚建議，節度領支郡，多叫親信掌管關市，不便于商賈流通貨物；不使有所統轄，以分方面之權，是尊崇王室，強干弱枝的辦法。太宗采李瀚建議，九七七年詔令后周舊地邠（音賓bīn）、寧、涇、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屬京師。從此不再有支郡，全國各州都直轄于朝廷。
　　宋朝仍保留節度使名號，但和唐、五代的節度使，全然不同。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宋初，節度使名號用來禮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罷政，出守外地，加節度使的職銜，叫做“使相”。節度使成為“無職掌”的虛銜，地方軍、政實權都歸于本州。宋朝直接派出朝官管理州郡事，稱“知（管）軍州事”，簡稱知州（府稱知府）。知州多用文人，并可經常調換。宋太祖問趙普：“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如何改革？”趙普回答說：“列郡用京官權知，三年一換，就沒有什么可慮。”知州不用武將，又不使常任，難制的禍源，算是可以堵塞了。
　　宋太祖又在各州設通判官，來進一步堵塞禍源。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既不是知州的副職，又不是屬官，但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州事，并監督知州的行動，隨時向朝廷奏報，因此通判又稱監州。宋太祖平荊湖，滅后蜀，各國舊官繼續做知州，派通判同領州事。九六六年，詔令荊湖、西蜀州郡官，事無大小，都要與通判共同裁處。此后，通判制逐漸成為普遍全國的定制，各州行文，必須知州和通判聯署。通判有朝廷特命，與知州往往不和。知州與通判互相牽制，都無法專權。
　　五代時，權在藩鎮，地方縣令多“齷齪無能”，只知道“誅求刻剝”，“穢跡萬狀”。宋太祖任命朝官知縣事，朝廷直接控制縣政權，從基層來削弱州鎮。后周舊將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自周世宗時久鎮大名府，宋初專橫一方。九六三年，宋太祖任命朝官大理正（司法機構大理寺官）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蒙知永濟縣，于繼徽知臨清縣。其后，又命右贊善大夫周渭知永濟。符彥卿郊迎，周渭只在馬上拱揖，不向彥卿屈服。縣中有盜傷人，周渭捕獲斬首，不再送府，符彥卿無可如何（九六九年，符彥卿移鎮鳳翔，又被罷免）。宋朝中央的權力一直控制到縣一級，州鎮不能專橫了。
　　財政官——早自唐朝天寶以來，方鎮擁兵割據，占有地方財賦，名日“留使”、“留州”，以上供名義上交朝廷者甚少。方鎮又直接控制各地場院，厚斂取利。財政分在各鎮，是方鎮強大、朝廷衰弱的又一個原因。九六四年，宋太祖下令各州，從今年起，每年所收的民租和管榷（專賣。榷音卻què）收入，除地方支用外，錢帛之類都要全部運送京師。次年三月，重申各州除度支經費外，全送京師，不得占留。四月，又派朝官十八人分往各地，收受民間租稅。宋太宗時派朝官駐各州監督收稅，稱“監當使臣”，成為固定的制度。九八六年，正式規定監當使臣三年一換，仍委知州、通判提舉（管領）。
　　司法官——五代時，各州擁兵的方鎮任用軍校作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斷獄，稱馬步院。九七三年，宋太祖改馬步院為司寇院，從新及第的進士中，選派人員到各州作司寇參軍，掌管各州的刑法。宋太宗時改稱司理院、司理參軍。地方的司法權也作出限制。太祖時下令，凡大辟（殺頭）罪執行后都要錄送朝廷刑部復審。朝廷也派出使臣到各地審理案件。
　　九五八年，周世宗制定《大周刑統》二十一卷頒行。宋朝建國后，有人上書，指出刑統條目不便處。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竇儀等參酌輕重，修訂為《重定刑統》三十卷，又重新編集有關敕書為《建隆編敕》四卷。九六三年七月，一并刊板印刷，頒行全國，作為統一的律令，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印行的法律匯編。九七八年，又將宋朝建國以來發布的有關詔敕，編纂為《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頒行全國。
　　宋太祖、太宗經過一系列的改革，不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員的任免，而且把各州郡的行政權、財權、司法權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所謂“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語）。宋王朝從而全面地控制了地方政權，空前地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
三、中央官制
　　宋朝的政治機構，適應中央集權的需要，分列為政事、軍務和財政三大系統，相互平行，各由皇帝直接統屬。另設御史臺司監察。地方權力集中到朝廷后，又進一步集中于皇帝。
　　中書門下——宋沿唐制，在宮廷內朝堂（官員朝見皇帝的便殿）西設議事機構，稱“中書門下”，簡稱“中書”，又稱“政事堂”。實際執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號，不定員。如有二人以上，即輪流值日掌印。
　　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三人為相。九六四年，范質等三相請退，獨用趙普作宰相。為了分割宰相事僅，又以薛居正、呂余慶作副相，稱參知政事，此后成為定制。
　　樞密院——唐代宗時，開始設內樞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機密。唐末，樞密使專權，造成禍亂。五代時，仍存樞密院掌管朝政。樞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個宰相。宋朝建立后，樞密使改為專掌軍事政令，出納密命，與宰相分掌文武大權。中書省與樞密院號稱“二府”（政府、樞府）。樞密院的大事都要奏報皇帝批旨。宰柏與樞密使分別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別控制了政權和軍權。
　　三司——三司總管四方貢賦和國家財政，號稱“計省”。設三司使，地位僅次于宰相，稱“計相”。三司使通領三部：鹽鐵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財政收支和糧食漕運等事；戶部掌管戶口、賦稅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不留財賦，全國財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權任甚重。全國統一后，宋太宗甚至親自裁處。
　　審官院、流內銓——宋初臨時選派大臣考核京官 和升朝官的功過。宋太宗時，正式設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職州縣官院，分管官員的考核事宜。次年，改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磨勘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又將京朝官差遣院并入審官院。審官院設知院事二人，主管考校京朝官的勞績，予以升遷官階，擬定內外差遣，然后奏申皇帝接見批準。宋初吏部尚書兼管京官七品以下官員的考核和擬定差遣，后委任權判流內銓事二人，專管幕職州縣宮（選人）的試判和擬定差遣等事。
　　三班院——宋初武官中的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等三班使臣隸屬宣徽院，臨時選派官員負責“點檢三班公事”。宋太宗時設三班院，委派知院事官或勾當院官，不定員數，主管大、小使臣的名籍、擬定差遣以及考核勞績等事。
　　禮儀院——宋初沿襲唐制，設太常寺禮院，主管朝廷典禮。真宗東封，設立詳定儀注所，事后即以此為禮儀院，設判院事一人，由參知政事兼任；知院事一人，由各司三品以上官員擔任。負責裁定朝廷典禮的儀式、儀仗、祀祭制度等。
　　審刑院——宋太祖時，刑部復核各地大辟罪案。宋太宗時，又在禁中設置審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大理寺斷復，再交審刑院詳議裁決，然后奏呈皇帝定奪。審刑院不歸宰相統領，直屬于皇帝。
　　學士院——學士院設翰林學士若干人，職責是為 皇帝起草各種詔書，包括宰相的任命、對外的國書等等。翰林學士還侍從皇帝“備顧問”，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對國事的建策。
　　御史臺、諫院——宋仍唐制，朝廷設御史臺糾察官員，臺分三院：臺院、殿院、察院，初無專宮，由官員兼職。御史中丞是御史臺的最高官員。宋太宗時，又任 宋初地方官制表命專職的監察御史（察院），考課朝廷官員得失。官員遭到御史官彈劾，就要貶調。諫院設知院官，對朝政得失，大臣以至百官的過錯，都可提出諫言。御史臺和諫院控制言路，往往被大臣利用來作為排斥異己的工具。在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斗爭中，御史臺和諫院有著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太宗兩朝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新官制，但并沒有全部消除舊官制。宋朝不僅大批任用了各國的舊官員，并且長期保留了唐、五代以來的許多官稱。在此基礎上，又增設了大批的新官職。集中權力的結果，大量官員，無所事事。三省，六曹（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員，但除非特有圣旨，不管本司的事務。所謂“事之所寄，十無二三”。仆射、尚書、侍郎、郎中、員外等等官員，作官而下管事的，十有七八。這些所謂宮，不過是用來表示他們的政治地位和領取俸祿。
　　宋代官制由此分為官、職（殿閣職稱，如某某殿學士）、差遣三種。只有“差遣”才是掌握實權，實際管事的職務。地方宮中，也仍有大量舊官職，如節度使、防御使、團練使、州刺史等等，只領傣祿。朝廷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才實際執政。在宋朝的國家機器中，舊官和新官，有僅的官和無權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層次重疊，疊床架屋。宋王朝在集中權力的同時，官僚機構卻變得空前的龐大。
　　宋代大批官員的主要來源是科舉。唐代已經實行科舉，但被門閥貴族操縱，取士很少。北宋初，門閥制度不再存在，科舉向文人廣泛開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門第、鄉里，都可錄取。宋太祖時取士較嚴，如九六一年，錄取進士十一人，九六三、九六四年都只八人。宋太宗時，逐漸增多。一科進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諸科多到七、八西人。九八三年進士和諸科又各分為：“及第”、“同出身”兩等（后改為“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考試得中即按不同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九 六二年朝廷下令：考試及第不準對考宮稱師門或自稱門生，以防止形成宗派。九七三年，進士考試下第者控訴考官取士有人情，宋太祖召見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試詩賦，親自閱卷。從此定為制度，進士及第都要經過皇帝親自“殿試”考選。宋太宗時，殿試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賜及第”。取士權也集中于皇帝了。
　　宋朝通過科舉，吸收大批文人來維護它的統治。文人們考試得中，就可以取得政權、財權以至兵權。因此都埋頭作詩賦（進士科以詩賦取士），爭取得個官，老死不止。宋太祖時，連續考十五場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詔，說這些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作為“特恩”，特賜本科出身。此后考試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賜，叫作“特奏名”。文人們更加爭先恐后地應試爭官，無所不用其極。宋太宗時，孟州文士張雨光因考試不合格，急得在街上縱酒大罵，指斥朝廷。太宗大怒，把他斬首。九八八年，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取士較嚴，只放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人。出榜后，下第者群起吵鬧，要求另考。太宗復試，又取進士及諸科共達七百余人。宋太祖、太宗實行科舉制度的結果，使朝廷掌握了用人的大權，也使官僚機構越來越龐大了。
　　宋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復辟，但同時也形成龐大的國家機 器，加強了對農民群眾的統治和賦稅剝奪。
（三）社會階級關系和賦稅制度
　　唐朝中期以來，土地占有方式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都在不斷變動。宋朝建國后，訂立戶籍，分為主戶和客戶兩類。鄉村中所謂主戶和客戶，已不再是依據土著和客籍，而是以土地資產的有無來劃分。主客戶戶籍的制定正是反映著剝削形態的變化。
　　上三等主戶——主戶，是占有土地和資產而負擔稅役的人戶。依據占有多少的不同，又分為五等。宋朝規定每三年修造一次丁產簿（又稱五等簿），記載各等主戶的資產和丁男數目，作為征收賦稅和科派力役的依據。一等戶是占有土地幾十頃上百頃，至少也有地幾頃的大地主。二、三等戶是占田較少的中、小地主。上三等戶習慣上都叫做“上戶”，是宋代鄉村的地主階級。
　　下戶——主戶中的四、五等戶，習慣上又叫下戶或貧下戶。四等戶有資產四、五十貫，一般是漢有少量田地的自耕農。五等戶只有更少的田地甚至全無田地。他們很多是半自耕農。一些沒有產業的貧民也被列入五等戶納稅，稱無產稅戶。
　　客戶——客戶中，除少數僑寓外地的小工商，主要是鄉村的佃農。他們全無田地，主要依靠租種地主的田地為生。宋朝編入戶籍，成為國家的編戶，交納身丁稅和負擔徭役。
　　宋代的主客戶狀況，各地區存在著一些差異。唐末裘甫、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一些地區消滅了大批的大地主。貴族、地主的部曲、奴婢得到解放，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耕種無主田地或開墾荒田的自耕農和由原來的部曲轉化的佃農。唐末五代時期，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又有不少自耕農破產，淪為佃戶。在五代軍閥混戰和遼兵南侵期間，北方的農民也有不少逃往南方，成為佃客。由于這些歷史的因素，宋朝初年，各個地區呈現出很不平衡的狀態。具有顯著特點的地區，如河北路，唐天寶時的河北道近一百五十萬戶，宋太宗時下降為六十萬戶，其中客戶占三分之一。戶口的大幅度下降，顯然是遼兵南侵和軍閥混戰的結果。東南五路和廣南東、西路地區，大致相當唐代江南、嶺南二道，戶數超過唐天寶時的兩倍，成為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兩浙路、江南東路生產最為發展，客戶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自耕農的比例很大。梓州、夔州、利州各路五代時是蜀國統治區，戰亂較少，北方農民相繼逃來作佃客，客戶的比例占到總戶數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七，同時也就成為五代宋初地主對客戶壓榨最為酷烈的地帶。荊湖南北路、福建路也都是客戶較多的地區，占總戶數約一半左石。
一、土地占有和農民狀況
　　官田——唐朝前期，在一些地區實行均田法，計口授田。所授田地，名義上是朝廷所有的官田，依租庸調法收取租稅。唐朝中期以后，門閥世族勢力削弱，地主加緊兼并莊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去或者廢棄荒蕪。北宋的官田有官莊、屯田、營田三種。屯田和營田是兵士駐地的屯墾。官莊大多是荒廢的無主田地，農民墾種后，朝廷收取租賦。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員占田——唐代貴族官僚，按照品級，領受永業出，世代占有。自一品至九品，占有一萬畝到二百畝不等的田地。唐中期以后，這種制度逐漸廢棄。唐朝官員又有職分田（一千二百畝至二百畝不等），五代時罷廢。未初，無職田制。宋代官員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剝削所得自行購置田產，不再有以官級占田的特權，也不再有占田數量的限制。宋太祖曾勸說石守信解除兵權，購置田地享樂，就是當時土地占有制度的一個事例。
　　地主莊田——唐代中期以來，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莊田。宋代地主的莊田，更加普遍地發展。大地主在莊上建房居住，形成莊院。所謂“浮客”的佃戶也寄住在地主的莊上。一個莊形成一個作為自然經濟單位的村落。宋代文獻中記錄有某家莊，莊名也就是村 名和地名。如汜縣（汜音似sì）李誠莊方圓十里，中貫河道，地極肥沃，有佃戶百家。莊主李誠，是宋太祖時汜縣的酒務官。雍州地主王緯，也占有良田數百頃，莊內建造宏麗的宅第。地主的莊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統計數學的租賦田，除自耕農所僅有的小塊土地，主要就是地主的莊田。
　　宋朝官員可以隨意購置田產成為大小地主，地主通過科舉也可以成為大小官員。官員、地主合為一體，占據有全國大部分的土地。自耕農的田地，一戶多不過幾十畝，少只有三五畝。宋太宗時，就有人指出：富人有著看不到邊的田，窮人沒有錐子尖的一點地。（“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太宗對近臣說：“杜絕兼并，抑制游情，前世難以做到的事情，朕（皇帝自稱。音振zhèn）應該努力去實行。”這說明太宗已經覺察到了地主兼并土地的嚴重性。這種狀況一天天地在發展，皇室、貴族、官僚、地主兼并越來越多的田地。
　　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剝削佃農，是宋代地主對農民的主要的剝削形態。農民階級主要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和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他們都遭受著地主階級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但具體狀況又各有一些不同。
　　佃農佃農即農村中的“客戶”，又叫“佃客”、“浮客”，自己完全沒有土地，租種地主的土地耕種，是農民中最貧苦的部分。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幾百戶。兩川一帶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數千戶。佃農遭受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被緊緊地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剝削——唐代中期，陸蟄（音志zhì）的奏議中曾經提到過地主私家收租的情況，上等田每畝收一石，中等田收五斗。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剝削佃農的主要手段。宋初通行的剝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獲的五成以上。少數佃戶自有耕牛，稱“牛客”。相當多的佃客是“小客”，即沒有自己的耕牛或農具，向地主租用，又要加租。另有一種定額租制，由地主規定定額的租米。采用這種剝削方法的地主，不需直接指揮和監督佃客生產，佃客對生產有較多的支配僅，但地主可以隨時增加租額。分成租和定額租，形式有所不同。地主對佃農的地租剝削，總是殘酷的。
　　高利貸剝削——伴隨著租佃制關系的發展，地主放高利貸成為重要的剝削手段。佃農交租后，所余無幾，就只有向地主借債過活。地主借出糧或錢，要剝削兩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還要農民的子女去做“傭質”當抵押，實際是做無償的傭仆。農民冬春借糧，指夏麥償還。夏麥還了債，春秋再借糧，指冬禾償還。收成還債甚至還不足，無法交租，再把欠租作為借債加利。這樣，農民年年要借債，永遠還不清。高利貸象是一副枷鎖，把農民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世世代代無法掙脫。在宋代社會經濟中，高利貸剝削日益成為極為突出，極為嚴重的問題。
　　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貸剝削、束縛著佃農，而且還可以用“換佃”的辦法相威脅，加重盤剝。佃農卻不能隨意離開地主的土地。
　　在宋代農民中，佃農受壓榨最深，反抗性也最強。在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中，佃農始終是基本力量。
　　自耕農、率自耕農農民中還有大量的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現存北宋戶籍的統計數字，鄉村主戶中的四、五等戶即貧下戶，與客戶的數目約略相當。但事實上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是兼作佃農的半自耕農，甚至完全是佃農。這是因為：（一）北宋王朝為了榨取農民的賦稅，租佃地主日地的半自耕農，雖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編入主戶。第五等戶中，大量的是半自耕農。（二）自耕農把土地賣給地主，淪為佃農后，卻不能立即注銷田產，改變戶籍。“產去而稅存”。這種狀況，雖然不占太大的比例，但隨著地主兼并土地和自耕農破產，也在逐漸增多。
　　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不向地主交租，卻要對官府負擔繁重的賦稅和徭役，處境也很艱苦。自耕農、半自耕農靠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不能供給衣食，又不得不向地主借貸，遭受高利貸的嚴酷盆剝，最后只有陷于破產，僅有的土地也被地主吞并了去，淪為佃客。
　　佃農和自耕農、半自耕農受到殘酷剝削，無法生活下去，只有在耕種之余，“營求”副業作生計。山區靠漆楮（音楚chǔ）竹木，河湖地帶靠蒲葦荷芡（音欠qìan）或捉捕魚蝦。但這條生路，往往又要遭到宮府的剝奪，迫使他們無以為生，只有起來反抗。自耕農、半自耕農在農民階級的反抗斗爭中，也是重要的力量。
　　奴婢唐代貴族奴役著大批的奴婢、仆隸，甚至自己設置手工業作坊，由奴婢們生產貴族需用的產品。宋代仍有一定數量的奴婢，但主要是用于地主官僚的家內服役，不再從事生產。
二、賦稅和徭役
　　廣大農民不但遭受著地主的地租、高利貸剝削，而且還要負擔宋王朝的各種賦稅，并被迫從事無償的勞役。宋王朝規定了苛刻的賦稅、徭役制度，向廣大自耕農和佃農實行直接的剝奪，以養活大批的官吏和軍隊。
　　苛刻的賦稅剝削宋朝的賦稅，沿用唐朝中期以來的兩稅的名稱，有夏、秋二稅。但宋二稅已不同于合租、庸、調為一的唐兩稅，而是專指田稅。二稅以外，另有身丁稅、各種雜稅和徭役。宋朝制度規定的賦稅，有如下幾項：身丁稅——男子二十歲為丁，六十歲為老。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要交納身丁錢（或米、絹）。佃客編人戶籍作客戶，也要和主戶一例交納身丁錢。不過，這種身丁稅只是在南方地區實行。稅額也各地不同。宋初，漳州每丁納八斗八升，泉州納七斗五升。
　　田稅（二稅）——北來田稅，法令規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畝收稅。每年夏、秋各收稅一次，又叫“夏稅秋茵”。秋苗或秋稅，是在每年秋收后按畝征收糧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畝收獲一石，輸官稅一斗。宋太宗滅吳越后，命王方蟄到兩浙整頓稅制。舊制每畝田稅三斗，王方贄依北方制度即所謂“天下之通法”，改為一斗。但江南、福建等地仍沿舊制，畝稅三斗。大抵宋代伙稅并不依實際產量抽成，而按畝定額征收。各地歷史情況和生產情況不同，因而稅額也有很大的差異。
　　夏稅收錢，或折納綢、絹、綿、布、麥等。在夏季田、蠶成熟時征收。稅額依上、中、下田，分等第按畝規定。各地區也有很大的差別。宋初整頓吳越稅制，蘇州分中、下兩等田定夏稅。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下田一畝三文三分。這當是宋朝平吳越后制定的較輕的稅額。
　　秋夏二稅的稅額，只是收稅的規定。在實際征收時，宋朝還以所謂“支移”、“折變”的辦法加重剝削。“支移”原是借口邊境糧草需要，命令河北、河東、陜西各路的秋稅，由納稅戶運送到邊地交納。豐收地區的秋稅，到歉收區交納，“以有余補不足”，“移此輸彼，移近輸遠”，也叫做“支移”。如果不能負擔遠路奔走的苦楚，就要再多交一筆支移腳錢。“折變”是官府對夏稅規定 的現錢和綢、綿、布、麥等各種定額，根據物價狀況，借口“一時所需”，任意折換，加重敲剝。如以絹折錢，再以錢折麥。折變時官府隨意抬高和壓低價格。官府和地主、商人串通一氣，借折變貪污謀利。交稅的農民遭到沉重的壓榨。
　　官莊租賦——宮莊田地招佃客耕種，由宮府收地租，稱“公田之賦”。官田無人交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官莊佃客頭上，即所謂“重復取賦”。佃客遭到雙重的殘酷剝削。
　　雜變——五代十國時期，各割據國巧立名目，敲剝財物，設置多種苛捐雜稅。宋朝統一后，全部承襲下來，統稱之為“雜變”，又叫“沿納”。雜變比五代時的雜稅，甚至還要苛刻。如甫唐時，許人私下造酒，交?錢，又以官鹽折價換取百姓的綢絹、糧米，宋朝禁止私造酒，不再支散官鹽，但原納?錢、綢、絹和糧米的人還要照舊額交納。雜變包括蠶鹽錢、牛皮錢、蒿錢、農器錢、鞋錢等多種名目。雜變以外，宋朝還以“進奉”、“土貢”（貢土特產）等等名義，隨時勒索多種財物，強迫農民貢納。
　　和糴、和買——和糴（買糧。音敵dí）是宮府強制收購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帛。名為朵買，甚至并不給錢，等于強征。和糴、和買實際上是夏秋二稅外的又一筆變相的二稅。按法令規定，和買限于四等以上戶，和糴限于上等戶。但實際上，下戶也往往不免。
　　在種類繁多的稅目中，雜變隨二稅征交，和糴也以二稅額為依據。宋太宗時一年的歲賦收入，總計有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宋制：歲賦谷以石計，錢以貫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其他以數計。統計數是各種單位合計的數字，見《宋史·食貨志》）。
　　唐初，實行府兵制，農民對國家服兵役。唐中期以后，改為召募士兵。宋代沿襲募兵法，組成禁軍和廂軍，不再有農民服兵役的制度。北宋的役法有職役和夫役，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職役是地主和自耕農被國家征調擔任州縣和鄉村基層的職任，夫役是農民被國家調發服勞役。
　　職役——現任文武職官和州縣胥吏、勢要豪族稱“形勢戶”，官員家屬和他們的后代，都叫“官戶”。形勢戶和官戶享有兔役特權。職役由主戶中的一、二、三等民戶，即大小地主輪流差充。這一制度實際上是官府給予所謂“民戶”的地主以壓榨、統治農民的職權，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宋朝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職役分為州縣役（吏役）和鄉役兩大類，主要有：（一）衙前。衙前屬于州縣役。職責是代宮府保管剝削來的“宮物”，押送綱運。法定由所謂“高資”即資產在二西貫以上的一等戶大地主充當。擔當衙前職沒，可免科配、折變，并 授予官銜，三年一升，最高可到都知兵馬使。（二）里正、戶長、鄉書手。屬于鄉役，職貢是代官府“課督賦稅”。戶長是里正的副手，鄉書手助里正辦理文書。里正向農民索稅，可以捕人送縣鞭打，是官府的兇惡爪牙。里正又號稱“脂膏”，因為可以利用職權，從中貪污勒索，吸吮農民的膏血。宋朝法定里正由一等戶輪流充當。戶長由二等戶，鄉書手由三等戶充當。（三）耆長、弓手、壯丁。耆長、壯丁屬于鄉役，弓手屬于州縣役，職責是“逐捕盜賊”，即幫助官府鎮壓農民的反抗。耆長由二等戶輪充。弓手、壯丁由三等戶輪充，屬耆長指揮，但有時也要從四等戶中抽取“壯丁”。
　　地主對待輪差職役，存在不同的情況。一種是爭當衙前、里正，借以攫取壓榨農民的特權。“外道豪民，求此名目（衙前），凌駕州鄉，兼并縱肆”。有“差充衙前年滿，愿永充衙前者”。另一種是因衙前押運官物，要包賠損失。里正、戶長催稅不齊，要代為補墊。因而視為負擔，不愿充役。有人充耆長因鎮壓農民有功而升官，也有的地主逃避充役。弓手需自備衣裝弓弩。壯丁全供驅使。三等戶的小地主多設法避役。
　　夫役——又叫雜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人丁戶口科差。但宮戶、形勢戶享有免役特權。正在擔任職役的上三等戶，作為形勢戶之一，也暫時免除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錢雇人代為應役或強迫佃戶代役。實際負擔夫役的，是貧下戶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編為客戶，作為國家的編民，也要接丁口應夫役。北宋的夫役是自耕農、佃農等廣大農民負擔的無償的勞沒。
　　夫役并無固定的時日規定。在春耕以前調發者稱“春夫”，因工事急迫調發的稱“急夫”。北宋王朝以至地方宮府都可調發農民應役。應役者通稱役夫、丁夫、民夫、人夫。征調農民的較大規模的搖役，主要有：（一）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黃河水害。北宋幾乎年年要調發役夫堵塞決口或修筑堤壩。大規模的工程調發役夫多至幾萬至十幾萬人。征調的地區遠到柯東、京西、淮南等路。役夫來自數百里以至千里之外，應役一到兩月。不僅農事荒廢，而且往往敗家破產，以至死于役所。修治運河，也幾次調發役夫數萬人。（二）土木營建。包括修筑城池，修建官舍、寺觀，以至修路造橋等事，都征調役夫從事無償的勞役。北方沿邊州郡還經常要征調夫役，大規模修筑城防。（三）運輸官物。官府運送糧草、鹽、茶等宮物，都征調農民負擔，是一種繁重的夫役。宋太宗時靈州運送糧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鄉至十余萬人。運輸鹽、茶也極困苦。農民群眾遭受的壓榨是沉重的。
　　宋王朝不僅在政治、軍事制度上，還從賦役制度上，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同時也加緊了對農民群眾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從宋朝建立時起，農民階級就展開了英勇的斗爭。
（四）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宋太祖、太宗兩朝，首先在川蜀地區爆發了農民和士兵的武裝起義。
　　蜀地自兩漢至唐代，一直是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又是封建統治極為嚴酷、階級矛盾極為尖銳的地區。在唐未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唐傅宗曾經率領大批門閥貴族狼狽逃竄到蜀中。五代時，唐代的“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戰亂期間，大批農民也陸續逃到這里。川蜀地區的豪民往往占有三五百家“旁戶”，有的甚至達到數千家。“旁戶”實際上是一種投靠戶，世代相承，被豪民“沒使之如奴隸”。旁戶除向豪民納租外，還要承擔賦稅剝削。后蜀滅亡前，旁戶和豪民的階級矛盾已經發展到極為尖銳的地步。
　　宋朝消滅后蜀，以旁戶為主的農民群眾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實際利益，相反，隨即遭受到殘酷的多方掠奪。首先是人蜀的宋兵大肆劫掠蜀地的居民。宋將王全斌滅蜀后，和將領們日夜宴飲，放縱部下搶掠民間子女，奪取財貨。軍校到市集上，拿著刀，劫奪貨物。一個軍官，搶掠民蜜，割去乳房后殺死。像這樣的事例只是因被揭露而偶然留下記載。想見宋朝滅蜀后的殘暴，給蜀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禍害。
　　宋兵大肆劫掠后，宋朝又以各種名目，巧取豪奪。后蜀原有的賦稅剝削之外，又以”日進”“上供”為名，勒索倍于“常數”（規定數額）。蜀民所交兩稅，以布帛忻算。商人抬高市價，農民交稅仍按舊定低價析合，憑空增加了負擔。農民耕作不能維持生計，多經營紡織、采茶等副業。宋太宗時設立“博買務”壟斷收購，不準私賣。博買務官員，比商人的敲剝更加苛刻。本已遭受著沉重敲剝的后蜀農民，遭受到更為沉重的敲剝。越來越多的貧苦農民喪失了家業田產。耕作以外的主路，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宋兵人蜀，對蜀降宮敲詐勒索，對蜀士兵則虐待殘殺。王全斌要對蜀降將李廷珪治罪，宋將康延澤告李廷珪說：“王公意在聲色，滿足他的欲望，就會置之不問。”李廷珪送上妓女四人，金帛值數百萬，果然獲得免罪。宋朝們發蜀兵去京城，發給“裝錢”，王全斌從中克扣削減，又令部下侵擾。蜀兵憤起反抗。王全斌懼伯成都蜀兵起義，九六五年四月，竟將駐在成都城南的蜀兵兩萬七千人，誘到夾城中，全部殺死。誘殺蜀兵的暴行，使統治者的兇殘面目更加暴露了。
　　宋朝消滅后蜀的割據，多少符合于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的客觀要求，但滅蜀后，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壓迫，就只能迫使農民舉行起義，來反抗宋朝的黑暗統治。
蜀兵起義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宋兵滅蜀后，蜀兵即不斷起而反抗。二月，棒州蜀兵三千余人推軍校上官進為首，攻打州城，上官進被宋朝擒獲處死。三月，宋朝調發蜀兵去東京。蜀兵至綿州起義。后蜀文州刺史全師雄路過綿州去東京，被起義士兵推為統帥，建號興國軍，號稱有兵十余萬。全師雄領兵攻綿州城失敗，損失萬余人。全師雄轉攻彭州，宋彭州刺史戰敗逃走。起義蜀兵人據彭州城，成都十縣都起兵響應反宋。全師雄稱興蜀大王，置節度使二十余人，分據灌口、導江、郫（音皮pí）、新繁、青城等縣。宋兵出擊，至導江，全師雄軍在竹林中出伏兵大敗宋軍，宋先鋒都指揮使高彥暉敗死。全師雄分兵守綿州、漢州，切斷劍閣棧道，沿江設寨，聲言攻打成都。邛（音窮qióng）、蜀、眉、陵、簡、雅、嘉、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十六州響應全師雄反宋，聲勢浩大。
　　四月間，王全斌在成都誘殺蜀兵，各地反抗的浪潮更加洶涌。呂翰卒部下在嘉州起義，軍校孫進、吳瓌（音歸guī）等殺未知州，與全師雄部劉澤軍合，有眾五萬，趕走普州刺史，殺通判。果州軍校來德威等殺宋知州起兵。遂州牙校王可僚結集州民起義。史書記載說，當時反抗者所在蜂起，這只是有姓名可紀的幾支。宋朝結集大軍鎮壓，圍呂翰于嘉州。呂翰先棄城走，宋軍人城，呂軍夜間反攻，不勝，領兵至雅州據守。宋軍攻普州，劉澤部申雕領兵五千來敵。申雕兵敗。宋軍人普州，劉澤降宋。九六六年六月，宋軍破全師雄部于灌口寨，全師雄領兵至金堂。七月，呂翰在雅州據守年余后，被宋攻破，退至黎州敗死。王可僚結集數州兵反攻普州，不能下，至合州拒守。十二月，全師雄在金堂病死。部眾推謝行本為領袖，羅七君為佐國令公。羅七君與宋德威等據銅山之險抗宋。宋軍攻下銅山，羅七君等被擒。蜀兵斗爭失敗。
　　自九六五年春，蜀兵開始抗宋，至羅七君等被擒，前后近兩年，反抗勢力達于二十余州，給予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蜀兵的起義，是由于不甘忍受宋朝的壓迫而自發地起來作斗爭，并非后蜀盂氏操縱的復國行為。蜀兵和農民的反抗行動，無疑是正義的行動。王可僚部，主要是州民的起義隊伍，斗爭極為堅決。呂翰部有兄弟民族的起義者張忠樂部參加，據守雅州。后蜀將官、土豪曹光實原來曾殘殺張忠樂的起義部眾，后蜀亡，曹光實遭到起義者的打擊。呂翰與張忠樂部守雅州，曹光實向宋軍獻地形圖和用兵攻城之計，為宋軍作向尋，定要捕獲張忠樂才甘心。在蜀兵民的反抗斗爭中，起義農民和土豪地主，支持誰，反對誰，態度極為鮮明，反抗的正義性也就更加明顯了。宋兵攻下雅州后，王全斌等捕送孫進、吳瓌等二十七名首領到東京，全部被宋朝處死。孫進臨刑前仍然堅強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殺光。起義者的英勇和統治者的殘暴形成鮮明的對比。
閬州起義
　　九六五至九六六年間，閬州（閬音浪làng）農民起義，圍攻州城。宋閬州知州趙逢殘酷地鎮壓了起義者。起義失敗后，趙逢又屠殺人民近千家，想見起義得到群眾的支持，具有頗大的規模。
渝州起義
　　九六六年初，渝州農民群眾以杜承褒為首，圍攻州城。宋知州、通判投降。杜承褒軍人誠，占據州署，取得勝利。但起義軍中的原州校宮（軍官）陳章卻被宋判宮卞震招誘叛變，乘杜承褒沒有戒備，伏兵襲擊。起義軍由于出了叛徒而遭到失敗。
李仙等起義
　　開室六年（九七三年）正月，渠州等地農民上萬人以李仙為領袖，舉行起義。領袖稱“仙”，宋朝史書誣蔑起義者為“妖”，可能是利用宗教作工具，相互聯絡。起義者攻入蓬州界，遭到宋軍的鎮壓而失敗。九八一年，綿州又有王禧等十人以所謂“妖法”（某種宗教）組織群眾起義，被宋朝發覺而遭到鎮壓。
王小波、李順等領導的農民起義
　　連年不斷地爆發的人民起義斗爭，終于釀成為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王小波原是永康軍青城縣的農民。這一帶，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很殘酷。青城的味江是著名的產茶區，茶農不種五谷，只是種茶為生，與耕田的農民一樣交稅。宋太宗時，實行‘榷茶”法，由博買務強行收購。大批“采茶貨賣，以充衣食”的茶農因而失業。宋朝的官員由此大肆貪污勒索，地主商人從中投機取利。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二月，遭受殘酷壓迫的旁戶，破產的農民，失業的茶農等約一百人，以王小波為首在青城發動起義。王小波對起義農民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這一目標，立即獲得廣泛的響應。前來參加起義的群眾越來越多。起義軍攻占青城，轉戰邛州、蜀州各縣，進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縣令齊元振，曾被宋朝賜璽書（璽音喜xǐ） 獎諭為“清白”。其實這個所謂“清官”是把大量貪污剝削來的財物寄存在別處，與民為仇，早為群眾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齊元振的大批金帛，散發給貧民，并立即把齊元振處死。張詠《悼蜀》詩說：“害物黷貨輩（黷音獨dú），皆為白刃爍（音朔：shuò）。”想見那些“害物黷貨”的地主豪紳，同齊元振一樣受到應得的懲處。起義軍的行動，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建立起更為崇高的威信，參加起義的人更多了。本來此時農民戰爭爆發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一地區又有著反抗斗爭的傳統，在王小波均貧富的號召下，起義軍不斷勝利發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萬余人的隊伍。
　　十二月，起義軍進攻江原縣。宋西川都巡檢使張玘（音啟qǐ）出戰。王小波在作戰中不幸額上中箭，仍帶箭奮戰，力斬張玘。起義軍在江原大勝。但此戰之后，王小波負傷過重，壯烈地犧牲了。王小波點燃了起義的烈火，開辟了戰斗的道路。起義群眾在王小波妻弟李順領導下，繼續頑強戰斗。農民起義的浪潮，更加洶涌澎湃地向前發展。
　　起義軍在江原獲勝后，更加強盛。在李順領導下，起義軍乘勝攻下蜀州，殺宋監軍。攻下鄧州，殺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敗宋乓，殺宋巡檢使。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進取永康軍，奪得雙流、新津、溫江、鄲縣等地。兵鋒所向，直指成都。
　　隨著起義的勝利發展，起義軍逐步建立起嚴格的軍事紀律。沈恬《夢溪筆談》記述李順軍“號令嚴明”，又說起義軍“所至一無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間利益，和宋軍在蜀地的四處劫掠，形成鮮明的對比。李順繼續貫徹并進一步發展了王小波平均貧富的主張，有領導地沒收地主土豪的財富，分散給貧民。沈括記載說，李順軍召集“鄉里富人大姓”，叫他們出具家中所有的財產糧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調發（沒收）”，分給當地貧苦的農民。當時蜀地饑荒嚴重，起義軍的正義行動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號令嚴明”也提高了作戰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順軍進攻成都，不利，轉攻漢州、彭州。兩天之內接連攻下兩州，形成對成都的包圍。十天之后，起義軍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載率殘部逃到粹州。農民軍入成都城，建號大蜀。李順稱大蜀王，立年號“應運”。大蜀設中書令、樞密使等職，各路起義軍分別設立統帥，號“大蜀雄軍”。李順隨即派遣各路軍四出攻打宋軍，劍關以南，巫峽以西，都為農民軍占領。農民軍發展到數十萬人，震動了整個宋朝。
　　宋朝兵權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這就為農民起義的發展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農民軍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較容易順利取勝，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權，也得以隨時派出重兵，鎮壓起義。農民軍在起義獲勝后，又不得不面對著強大的敵大蜀應運元寶錢軍。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親信宦官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領京師禁軍入川，鎮壓起義。王繼恩軍發，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別向峽路和劍門進軍。峽路軍在廣安軍和渠州、果州一帶，遭到農民軍阻擊，不得前進。劍門棧路是宋軍人川的要道，原來只有疲兵上面人駐守。李順分遣農民軍數千北攻劍門，企圖截斷宋朝進軍的通路。農民軍至劍門作戰，正值成都撤出的宋軍到劍門，農民軍寡不敵眾，敗回成都。宋軍占有棧路，得以長驅入川，農民軍在軍事上失利了。
　　宋軍重兵壓境，農民軍沒有專力設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軍已有防守的準備，據城頑抗。
　　農民軍二十萬以云梯、沖車攻城，不下。乘風縱火急攻，又不能下。圍城硬玫至八十余日，不能取勝。農民 的兵力被牽制在梓州。宋軍卻自劍門一路急速挺進。劍門一路，農民軍兵勢單弱。四月，王繼恩軍由小劍門路人研口寨，農民軍五百人犧牲，宋軍過青強店，劍州被攻陷。五月，王繼恩軍攻綿州，綿州失陷，另派一支宋軍攻閬州。農民軍在老溪，依天險拒守，三千人犧牲。閬州失陷。宋軍別部攻巴州，農民軍五千戰敗，巴州失陷。王繼恩又分兵救梓州，農民軍敗退，損失極重。大蜀的成都處在敵軍的威脅之中。
　　成都從來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農民軍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處于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從此不得不以十萬兵據守成都，軍事上由攻勢轉入了守勢。宋軍卻由守勢變成了攻勢。王繼恩軍得梓、綿兩州，集合兵力圍攻成都。李順率農民軍據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間即下詔給王繼恩，說農民起義軍如再反抗，“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繼恩軍攻進成都，殘酷地鎮壓了起義者。農民軍三萬人英勇戰死。李順也壯烈犧牲了。大蜀的樞密使計詞、吳文賞和農民軍領袖衛進、李俊、徐師中、吳利涉、彭榮等人被捕，英勇就義。大蜀農民軍遭到了失敗。
　　但是，民間還長久流傳說：李順并沒有死。有的說他已到湖北，有的說他在嶺南。民間的這些傳說使宋朝廷極為驚恐。二十三年后（一○一七年），廣州知州聽說有個貧民飲酒說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說是抓到了“真李順”。樞密院也向朝廷祝賀。御史審問，原來這是廣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當過未兵。只好把他黥面配軍了事。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發李順在廣州。巡檢使臣捕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又說是“真李順”，把他處死，向朝廷報功。此后若干年內，宋朝的大臣們上疏言事，還往往以“恐李順之事再起”來向皇帝提出警告。這些事例從不同的方面說明，李順農民軍的起義活動，長久地給宋王朝帶來了恐懼，也長久地受到人民的懷念。起義領袖雖死猶生，因為他代表了廣大農民不屈不撓的戰斗意志。
　　李順犧牲，成都失陷，大蜀農民軍仍在繼續戰斗。成都郭門十里之外，就還有農民軍的據點。成都以西、以東和以南，還有農民軍幾十萬人，形成三面包圍。農民軍在張余等領導下，再一次掀起了戰斗的高潮。
　　宋軍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繼恩以重兵留駐，又由攻勢轉成了守勢。大蜀農民軍領袖張余見宋朝孤軍無援，坐守成都，乘勢聚集農民軍各部，得數萬人。張余沒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衛空虛的南部和東川各州進取。張余軍一舉攻下嘉州，進兵東南，攻下戎州、廬州，沿江而上，連續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ú）、忠州、萬州，北向攻下開州。東川要地都為農民軍所占有，聲勢大振。農民軍列陣西津口，進攻夔州。這時，宋太宗正加派白繼赟等領兵自峽路經夔州人川鎮壓起義。五月，白軍與夔州宋軍兩面夾攻。張余軍出乎意料，損失嚴重。農民軍二萬人在作戰中犧牲，戰船千余艘也被宋軍奪去。《續通鑒長編》記載，農民軍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長江流水都被鮮血染紅。張余軍西走，攻破云安軍。別部數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軍反攻云安，農民軍向西部退走。
　　襲州以西，成都以東，包括梁山、廣安軍、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資州等大片地區的農民軍，在成都陷后，仍然繼續堅持戰斗。白繼赟軍與原來自峽路進軍到此的宋軍，集中在這里鎮壓起義。宋軍攻廣安軍，農民軍萬人力戰，五千人戰死。梁山、廣安的起義據點被消滅。六月，農民軍二萬余人由張罕率領，在嘉陵江口抗擊宋軍，遭到失敗。宋軍攻陷合州。果、渠、普、資等州也相繼失陷。農民軍五萬人轉攻陵州，不下。張余率萬余人到遂州。宋指揮使張璘（音林lín）殺統帥王文壽，率領所部響應起義。宋兵至，張璘部下殺死張璘，叛變降宋，宋軍用為向導，進攻張余軍。張余敗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東，農民軍一直在據守各要地，形成對成都的包圍。王繼恩人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飲，搶掠民間財物，白天也關閉城門，不敢出戰。宋太宗又派宦官衛紹欽持沼書去成都指揮軍事，督令王繼恩出兵。衛紹欽軍與農民軍戰于學射山南，攻陷雙流等寨。農民軍損失數萬人。宋軍攻安國鎮，農民軍領袖馬太保戰死。自夔州進軍的宋楊瓊部，攻陷農民軍占據的蜀州和鄧州。永康軍、永昌、導江、雙流、溫江、鄲縣等地的農民軍相繼遭到鎮壓。大蜀中書令吳蘊在七月間領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帶繼續戰斗。十一月，宋軍來攻，吳蘊戰敗犧牲。張余軍在嘉州，成為無援的孤軍了。十二月，宋軍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農民軍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張余被捅，壯烈犧牲。自成都失陷李順犧牲后，大蜀農民軍在張余、吳蘊等領導下，轉戰東西兩川，堅持斗爭十個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鎮壓而失敗。農民軍號稱大蜀雄軍，作戰中表現的頑強精神，確是極為雄壯而英勇！
　　張余犧牲后，農民軍仍有一支隊伍隱蔽在山谷間，堅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領袖工鸕鶿（音盧慈lúcí）領導下再次起義，攻打蜀、鄧二州，被宋軍鎮壓。王鸕鶿部雖然沒有再能取得重大的進展，但代表了農民群眾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堅強意志，是值得贊頌的。
　　自從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貧富”號召起義，到張余在嘉州兵敗，前后兩年之間，西起蜀州，東至夔州，燃遍了起義的烈火。在宋朝建國后不久就爆發的這次規模宏大的農民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也為后來農民階級的斗爭開辟了先路。趙宋一朝，全國各地規模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連綿不斷地興起，推動著歷史的前進。
第二節 農業的發展和工商業的繁榮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恒（真宗）即皇帝位。從這時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經歷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趙禎。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讓子趙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個皇帝的統治。宋朝建國以來的這一百年間，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顯著的發展。
　　唐代中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期。壟斷著政治、經濟權利的門閥士族制和農奴性質的部曲制，日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中期以后，門閥士族制和貴族世襲占田的舊制逐步瓦解。擁兵割據的軍閥分享了門閥士族的部分權利。黃巢領導的農民戰爭掃蕩了門閥士族勢力和部曲制的殘余。宋朝統一了各個軍閥割據國后，在經濟領域中，地主購置田地剝削佃客的租佃制關系得到普遍的發展；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的統治。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上出現的這些新變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這一變動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轉來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
　　宋朝建國以來的一百年間，廣大農民群眾開墾了大量的農田，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隨著租佃制關系的確立和農業的發展，工商業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手工業者作出了許多新創造。指南針應用于航海，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火藥火器的應用等等，都出現在北宋。適應著商業發達的需要，這時還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工商業的繁榮，成為宋代社會經濟發展中一個明顯的新特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地主、商人中逐漸出現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日益擴大土地占有，壟斷商業利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的嚴重障礙。
（一）農業的發展
　　農民群眾經過辛勤的勞動，開辟了大量的田地，在生產工具、耕作技術、農作物品種等方面也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北宋時，南方經濟的發展繼續超越北方，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仍在東南。
一、戶口的增加和農田的開墾
　　宋太宗時，全國戶口，據各道、州戶籍的不完全統計，共六百八十六萬多戶，無人口數。真宗以后的七十年間，所謂“承平既久，戶口歲增”，戶口記錄不斷在增氏。一○○六年（真宗景德三年），全國實營七百四十一萬多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多口。一○三四年（仁宗景祐元年），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九萬多戶，二千六百二十萬多口。一○六六年（英宗治平三年），增加為一千二百九十一萬多戶，二千九百九萬多口（一作丁）。記錄中戶多人少，顯然是由于人民逃避賦役，分戶別居，并且隱瞞了人丁的緣故。這些記錄都不可能符合戶口的實際，但反映出戶口增長的趨勢，是可信的。
　　宋初田地荒蕪的現象仍很嚴重，太宗時，邊遠地區不用說，就是京畿附近的二十三州，約數千里的地方，田地的開墾也不過是百分之二三十。宋朝一再命令地方官設法招誘流民歸業。經過廣大農民群眾的辛勤開發，墾田數在不斷增長。《文獻通考》等書記有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墾田數字，九七六年（太祖開寶九年），墾田數量是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多頃。九九六年（太宗至道二年）統一北漢后的數字，是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多頃。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多頃。英宗時，《會計錄》編者以為，這些數字只是按租賦得出的田畝數，并不是墾田的實際狀況。一○二一年是北宋墾田數的最高額，此后再也沒有達到這個數字。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墾田統計數只有二西一十五萬多頃，減少約十分之六。說明這時土地兼并嚴重，大量土地被隱瞞。《會計錄》編者說“不出租賦的田畝有十分之七”，可能即據此而來。此后，田畝統計數又在上升，或許是數字來源不同。
　　墾田的增加，是廣大農民的勞動功績，也是和地主兼并土地作斗爭的產物。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農田，作出了許多新創造。
　　圩田（圩音圍wéi）——又叫圍田。在低洼田地周圍筑圍，圍外蓄水。五代時，江南已有圩田，一個大圩，方數十里，如同大城，中有渠道，外有閘門。旱時開閘引江水灌田，澇時閉閘制水。北宋時，圩田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太平州蕪湖縣萬春圩，有田十二萬七千畝，圩中有大道長二十二里。圩田能防旱抗澇，可以常保豐收。這是勞動人民的一項創造。
　　山田——南方農民在山地和丘陵的不同坡度上，筑成階梯形的農田，稱為山田或梯田。福建一帶，開拓山壟為田，種植水稻。王安石在江西撫州，見到農民“山耕而水蒔（音是shì）”。韓琦詩：“曉人吳兒谷，危途信不虛”，“山鳥過云語，田夫半嶺鋤”，描寫出農民在山田耕作的景象。沈括曾記載官吏查核山田漏稅，說明那時山田已有相當的數量。無地或少地的下戶農民開拓山田，擴大了耕種面積。
　　淤田——河水沖刷的淤泥，用決水法引人田內，使土質肥沃，稱淤田。仁宗嘉祐（一○五六——一○六三年）時，絳州正乎縣南董村農民，利用村旁馬壁谷水，淤浚田五百余頃。原來畝收谷五、七斗，淤田后增收到兩、三石。神宗時，此法推廣，取得一定的成效。
　　沙田——江淮間，江邊海畔出沒不常的沙淤地，農民利用來耕作，稱沙田。江水激于東，沙田漲于西；江 水激于西，沙田又漲于東。沙田漲出，及時耕種，地常潤澤，可保豐熟。仁宗時，曾一度免除明、溫、合三州沙田的民稅。神宗時，溫、臺兩州九縣被查出的沙田就有一千一百余頃。
　　葑田（葑音封fēng）一一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從土中沖出，浮于水面，厚數尺，可延長幾十丈。在上面施種，即可生長，稱為“葑田”。后來，農民進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鋪泥，種植莊稼，稱為“架田”。
二、農作物的交流
　　北宋的建立，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礙。各地農民群眾得以彼此交流培育農作物的生產經驗，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
　　水稻——水稻是宋朝主要的糧食作物。宋太宗時，江北諸州學習南方，種植水稻。河北沿邊屯田使何承矩調集各州軍士一萬八千多人，在雄、莫、霸等州興筑水田，引種江東早稻，獲得成功。此后，河北、河東、京西等路都逐步推廣種稻。
　　越南勞動人民培育的占城稻，北宋時傳人中國，先在福建一帶種植。一○一一年，福建取占城稻種三萬斜，分到江、淮、兩浙路推廣。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強，并且“不擇地而生”，適于普遍栽種。楊億《談苑》記載：汝州魯山，也種植建安來的早稻種，說是“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當地人多種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楊億所說建安來的早稻種，可能也是占城稻。據此，占城稻不僅在長江流域推廣，而且也傳播到北方。中國農民從越南勞動人民學習種占城稻，又在南方和北方交流，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中越兩國人民在歷史上長期的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中，凝結成深厚的友誼。占城稻的傳播，是一個顯著的事例。
　　南方農民多年來培育出很多優良的稻種。宋太宗時，福建南劍州水稻有金黍、赤鮮、白稌（音途tú）、先黃、金牛、青龍、虎皮、女兒等十一種。洛陽有和尚稻。蘇州有師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種最佳，每年運送到東京。
　　這些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農田的單位面積產量。北宋時，兩浙路產量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產米二到三石。
　　麥——麥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糧食作物。北宋時，逐漸在南方推廣種植。宋太宗時，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種稻地區的農民，從淮北諸州得到麥種，推廣種麥，并種植粟、黍、豆等作物。
　　茶——北宋建國后，南方茶葉大量運銷北方。南方各地普遍種植茶樹。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和川蜀地區，種茶的農戶（園戶）極多。茶葉的制作，分為片茶、末茶兩種。制作的技術，也更為提高。
　　甘蔗——福州、明州、廣州、漢州和遂州都有許多“糖霜戶”，種植甘蔗作糖霜。糖霜遠銷到海外。
三、農具的改進
　　千百年來，廣大農民群眾在生產勞動中，不斷創造和改進著各種生產工具。北宋農民在繼續改進各種農具的同時，還使用了一些新農具。
　　踏犁——九九四年，宋州、毫州（毫音博bō）等地耕牛疫病流行，半數以上不能耕作，有人獻“踏犁”，以人力代牛耕。一○○五年，河北因遼朝侵擾，耕牛多死，耕具頗缺，取淮、楚民間踏犁式樣仿造。據說踏犁用四、五人耕稼，相當牛耕的功效一半，但比用钁（音決jué）耕，效率提高一倍。
　　秧馬——蘇軾在武昌看到農民種稻插秧用“秧馬”，說是比彎著腰插秧，勞動強度大為減輕。秧馬后來得到推廣。
　　水車——最早大約出現于東漢時期，是一種用人力轉動的翻車。宋朝推廣種水稻，農民群眾用多種水車引水灌溉。較為普遍使用的人力翻車，稱龍骨車或踏車。據說是水具機械中比較“巧捷”的一種。江南、湖南路又有一種“筒車”（水輪），不用人力，借水力運轉灌溉。梅堯臣有詩說：“既如車輪轉，又若川虹飲，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筒車要比兩浙的踏車既省人力，功效又高，是當時最為先進的一種灌溉工具。由于水車的廣泛使用，勞動農民部分地征服了干旱。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作《答問詩》詠水車說：“旱則我為用，爾龍河南禹縣出土宋代镢頭尚何謂！”水車用于抗旱，勝于‘龍王’，意義是很大的。
四、水利的興修
　　農民群眾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是促成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北宋神宗以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水利興修，但在局部地區，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便利了農業生產。宋太祖時，瓊州度靈塘開修渠堰（音燕yàn），灌溉田三西余頃。宋太宗時，戍兵一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淖沱河水灌溉稻田。真宗時，開深州新河、霸州滹沱河、靜戎軍鮑河、鎮州鎮南河，又自嘉山東引唐河水至定州，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人雞距泉，從此河北平原中部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仁宗時，唐州修復陂渠，引水灌溉，據說數萬頃薄地變為肥田。福州三縣農民八萬九千（人次），修通渠浦一百七十六條，共計長二萬一千九百多丈，可溉田三千六百余頃。河東路九州二十六縣農民，修浚水利田一萬八千余頃。蜀江置堰溉田，興元府褒斜谷有六堰澆灌民田，當地農民訂立“堰法”，每年春天輪流修堰，保證了長年的灌溉。英宗時，泰州農民創筑涵管，引水灌田，克服了沿海缺少淡水的困難。
　　沿海勞動人民修塘捍海，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真宗時，民工數百萬，修固浙江捍海塘，一年多修成，控御了海水。仁宗時，民夫四萬多人修建通州楚州捍海堰，修成后使海水瀉鹵之地，化為良田，并阻擋住鳳潮的襲擊，保障了農業生產。
（二）手工業的興盛
　　隨著造船業的發達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北宋時指南針已經普遍地使用于航海。造紙業和刻版印刷業也迅速發展，仁宗時工匠畢異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也被大量用于制造武器，火器的制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諸如紡織、染色、制瓷、礦冶等各部門無論從原料的采集、生產過程和產品種類、數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各業的作坊，規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業的發達和指南針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東京，依靠東南漕運，漕船是必不可缺的運輸工具。宋太宗時，各州歲造運船三千多艘。官營作坊制造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戰船、潛船、使船、龍船，民營作坊制造民用的商船、游船。
　　北宋在東京設造船務，各地重要州軍設宮營造船作坊。長江兩岸交通要沖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內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萬石船”。遠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稱為“客舟”，可載二千斛粟。據說“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又于舟腹兩旁，縛大竹為橐（音駝tuó）以拒浪”。船上的設備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比較齊全。這樣的海船，在當時世界上是較先進的。朝廷用的侮船，稱為“神舟”，其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都相當“客舟”的三倍。
　　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沈擂《夢溪筆談》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ù）《萍洲可談》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針。當時用的是指南浮針（即水羅盤）。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對發展海上交通，推動世界各國人民的往來，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業的發展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唐、五代開始應用的印刷木，到北宋時才有了普遍的發展，廣泛用來刻印書籍。國子監刻印的書，后世稱為監本。各地官府也刻印書籍。書院、家塾也印書。民營的書坊、書肆、書籍鋪，分布更廣，刻書、賣書，成為世業。民營書坊刻印的書，后世稱為坊本。北宋初，成部刻《大藏經》十三萬板，國子監刻經史十多萬板，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
　　東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業的幾個中心北宋，“監本”書大半在杭州刻印。當時人評價：木板書以杭州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東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紙不佳。上海博物館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板，證明當時民間也已掌握了雕制銅板的技術。
　　沈括《夢溪筆談》記有仁宗慶歷中，布衣（平民）畢異發明活字板的事跡，辦法是：用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先設一塊鐵板，板上敷勻藥品（松脂、蠟、紙灰等臺制而成）。印刷時，把鐵制的框子放在鐵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膠泥活字，制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藥品熔化，用另一平板從上面壓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卻后，就可用墨印書。畢昇也用木頭刻過字，但木材纖維有伸縮性，沾上水后會膨脹起來，排板時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藥粘連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畢異發明膠泥活字印刷木，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三、兵器制造業的進步和火藥的應用
　　北宋初年，由于作戰的需要，對兵器制造極為重視。東京南、北作坊每年制造涂金脊鐵甲等三萬二千副，弓弩院每年制造角弝弓（弝音霸bà ）等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張，各州作坊制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萬張，數量極大。又設廣備攻城作，領有火藥、猛火油等十一個作坊，制作之法，嚴禁外傳。
　　火藥、火器的制造技術，北宋發展到新的階段。恩格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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