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第16課 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備課史料】
【課標要求】
通過了解兩次世界大戰，理解20世紀上半期國際秩序的變動；了解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爆發的原因、過程，理解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理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學習要求】
本專題有三個學習要點：一是講述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改變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兩次世界大戰；二是了解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興起與發展；三是了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理解這些運動對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影響。
在這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民族民主運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有的國家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尋求獨立解放的道路；有的國家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下爭取獨立、建立民主政府；有的國家的民族民主運動是與反法西斯斗爭交織在一起的；等等。
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民族解放運動相比，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更加激烈和徹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訴求也從只是爭取獨立發展為建立民族獨立的民主政府。雖然它們大多未能取得最終勝利，但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秩序產生了重要影響，其表現就是在《聯合國憲章》中明確提出“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從而使“民族自決”第一次成為公認的國際法原則，這加速了資本主義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
【史學材料導讀】總論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殖民地地區出現了革命的浪潮。雖然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戰爭本身直接促進了革命。最終結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達到了他們提出的大多數目標，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只獲得了憲法上的適度讓步。這些起義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年中最終摧毀歐諸帝國的大動亂的序幕。
——摘編自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史學材料導讀】總論二：殖民地力量的壯大
一戰期間和戰后，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都提高了。一方面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戰爭，無暇他顧，加之軍事訂貨的增加，使民族資本主 義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比如，印度使用動力機械擁有50人以 上的企業數，從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1921年的3965家。民族工業還打入了重工業部門，其鋼產量從1916年一1917年的13.9萬噸 增加到1928年的60萬噸。中國1914年工業企業注冊的資本是6200 多萬元，1920年增為15500多萬元。巴西在大戰期間創立的新企業 有5900多家，1928年的工業生產總值相當于1914年的3倍，阿根廷羊毛、牛油和肉類的輸出量，躍居世界第一位，小麥輸岀量居 世界第三位。
另一方面各帝國主義為獲取高額利潤和壟斷資源，也不斷地 增加對殖民地的投資，從而加速了資本輸入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據統計，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法等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非洲的 總投資達40億美元，使非洲經濟從屬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越南，從1924至1929年法國私人投資達40億法郎，美國在拉美 的總投資1919年為24億美元，1929年增加為37億美元。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反映到階級關系上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隊伍擴大了，力量增強了，貧苦農民的境況更加惡化，整個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激化了。
處于被壓迫地位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很強的反帝革命性，他們代表著被壓迫民族國家的新生力量，戰后正處于興起或向上發展的勢頭。在發展中，還形成了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樣，許多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文化、政治經驗上相對其它革命力量占優勢，成為日益覺醒的民族民主意識的體現者，肩負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責任。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政黨或民族主義的政治組織紛紛建立，很多發展成全國性的大黨，如印度的國民大會黨，印尼的伊斯蘭教聯盟，土耳其的護權協會。阿根廷、巴西、秘魯、墨西哥等國先后產生了民族主義政黨。在非洲，有埃及的華夫脫黨和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即使經濟發展落后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廣大地區，也普遍出現了民族主義組織或政黨，如1922年成立的尼日尼亞民族民主黨，肯利亞的青年吉庫尤協會。”同時，民族資產階段運動有各種政治思想理論作指導，如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印度的甘地主義，印尼的蘇加諾主義，秘魯的阿普拉主義，墨西哥的卡德拉斯主義，反帝民族主義思想占主流。
這一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也壯大起來，中國、印度的工人階 級人數超過200萬人，朝鮮、越南、印度尼西亞和西亞一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隊伍也日益壯大。巴西產業工人在1920年達到27萬多人，阿根廷工人1920年達35萬，埃及1937年工人達27.5萬人，南 非礦工在1920年達27萬多人。有的國家在戰前不存在現代無產階級，戰后得到迅速發展，如北羅達西亞工人數在1929年達11萬多 人。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無疑地使反殖民者的力量也壯大了， 有的國家，如中國、朝鮮、越南。
這一時期，由于戰爭所帶來的災難和戰后帝國主義加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掠奪，如進行不等價的商品交換，開辦工業運輸業和農場對勞動群眾直接進行超經濟的剝削以及舉辦銀行高利貸業務等等，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例如，1929年外國壟斷公司在印尼的企業利潤達30—40%,有時達170%。沉重的剝削加速了廣大殖民地農民、手工業者的破產,工人生活日益貧困，弓|起 殖民地人民群眾強烈的反抗斗爭。在運動中，民族資產階級感到有必要與工農群眾結合，提出了一些更富民主主義色彩的口號，如“土地與自由”、“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制"等，加強了同工農群眾的聯系，使得殖民地反帝力量更加壯大。
一戰后使壟斷組織大發其財的殖民壓迫制度本身也促使帝國主義國家與大多數被壓迫國家和附屬國之間矛盾日益加深，并推動了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學生等紛紛加入反抗殖民主義者的行列，共同匯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開始沖擊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
——王助民、李良玉、陳恩虎：《近現代西方殖民主義史(1415-1990)》中國檔案出版社.
【史學材料導讀】總論三：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1919-1941年）
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各個歐洲帝國在亞洲和北非都發展到了頂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法國控制了敘利亞和黎巴嫩。英國控制的地區擴大到包括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約旦，以及埃及、蘇丹、阿拉伯半島的南端和東端、印度、緬甸、錫蘭和馬來亞。荷蘭仍然控制東印度群島，西班牙鞏固了對摩洛哥北部地區的控制，意大利鞏固了對利比亞的控制。其后，一個重要的補充是，意大利在1935年占領了埃塞俄比亞。土耳其和波斯、沙特阿拉伯和也門、阿富汗和暹羅獲得了獨立，但它是有限的：歐洲的陸、海、空軍的威力，西方工業國家對世界市場的統治——這些事實就連獨立國家也不得不加以考慮。
然而，各個帝國的地位其實是很脆弱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衰竭；一種認為帝國統治是暫時的和有限的新觀念的產生，這種新觀念既表現為英國向“自治領地位'發展的思想，也表現為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制度；以及來自美國和蘇聯、后來又來自納粹德國的批評和挑戰——所有這一切都限制了英國和法國的行動自由。亞洲和北非國家大都是文明古國，有著一種獨立的或者讓人民參與國事的傳統。在它們當中的一些國家里，歷時幾代的現代教育，已經造就出一批杰出的人物，他們在殖民地政府內發揮著某種作用，并且期望獲得更大的自治權，作為走向獨立的一步。
這樣一來，殖民強國發現它們在亞洲和北非面對著越來越大的反抗，盡管在南撒哈拉還不是這樣。它們對此的反應不一，有實行鎮壓的，也有作出讓步的。反抗有兩種。在一些地方，它由歷來的統治者或者由善于利用傳統的社會力量的杰出人物來領導。例如，在摩洛哥，西班牙和法國的統治先后受到阿卜杜勒 卡里姆在里弗山脈領導的叛亂的威脅，這場叛亂好不容易才被鎮壓下去（1921—1926年）。在昔蘭尼加, 意大利的征服遭到薩努西的部族的長期抵抗。1919年，阿富 汗的統治者（在外交事務上長期依賴英屬印度）在西北邊境 騷亂地區威脅著英國的地位，后來根據1921年條約取得了獨立。
在其他地方，一批受過教育的杰出人物擁護這樣一種思想，即每個民族（不論是地理概念還是種族概念）都應當有自己獨立的國家。但是，這個時期民族主義運動只是在它們能夠得到人民廣泛支持的國家里才能構成嚴重的挑戰。 這種情況首先出現在土耳其，以穆斯塔法 凱末爾為首的土 耳其民族主義者挫敗了英法分治奧斯曼帝國的計劃，廢除了他們自己傳統的政府制度，并且建立起獨立的土耳其共和國。
在奧斯曼帝國原先統治的阿拉伯地區，爭取獨立的同樣嘗試收效甚微。在敘利亞，德魯茲山的造反被鎮壓了（1925- 1927年），法國只作出欺騙性的讓步。在伊拉克,1920年幼發拉底河中游地區的造反，有助于說服英國同意建立一個自治政府，由赫賈茲的哈希姆王朝的阿拉伯國王費薩爾領導；一些民族主義者愿意接受這個自治政府，作為走向獨立的第一步。 到1930年，伊拉克正式獨立,但是,英國根據條約繼續在伊拉克駐軍。在巴勒斯坦，由于猶太人移居和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結果引起了沖突，導致一場阿拉伯人民的造反。一些英國人試圖尋求妥協（1935-1939年）。在埃及，主要的民族主義政黨——華夫脫黨在薩阿德 札格盧勒領導下，獲得了人民相當廣泛的支持。1919年大造反的結果，英國承認埃及獨立，但是保留了某些重要據點（1922年）；1936年，英埃條約給于埃及更加廣泛的內政和外交的控制權，但是軍事控制權仍操在英國人手中。再往西邊看，這類民族主義運動仍然是很弱小的；突尼斯的新憲政黨在三十年代向法國施加一些壓力， 但還不足以使法國改變其基本政策。
在印度，主要的民族主義政黨一-國大黨這時也獲得人民的廣泛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圣雄甘地的領導。由于把民族主義新思想同傳統的印度教的思想和行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甘地就把印度推進到群眾參與政治活動的時代。1920年他所發動的第一次不合作運動并未奏效，接著出現一個鎮壓時期。但在1930年，甘地利用失業引起的騷亂以及世界經濟蕭條，發動了第二次不合作運動，這次運動持續了好幾年， 在促使英國于1935年實行印度政府法方面發揮了作用，這也是在經過多次會議之后才實行的。這一法律為印度人參加中央政府、更多的是參加邦政府提供了一個基本的體制,這個體制能夠被國大黨內的保守派所接受，但它不合乎賈瓦哈拉爾 尼赫魯這樣一批更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的胃口。1937年，國大黨控制了十四個邦政府的大多數。但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個局面就結束了。國大黨決定不參加戰爭活動，它的部長們宣布辭職。這時，穆斯林的領袖們開展了他們自己的運動。1940年，他們最強大的組織——穆斯林聯盟（其宗旨是為印度的穆斯林地區謀求特殊的地位）通過一項要求巴基斯坦自治的決議。
在其他許多殖民地，三十年代的苦難是一種催化劑，它使民族主義領袖們得到了人民廣泛的支持，而在這以前他們多半都缺少這種支持。黃金海岸的情況就是這樣。那里的可可 種植者受到世界市場價格跌落的打擊，被煽動起來采取行動。 1935年，整個西印度群島，從圣基茨開始，爆發了騷亂、罷工 和示威。在有些情況下，例如在錫蘭和緬甸，結局是作出讓 步，從而暫時形成力量平衡。錫蘭新憲法從1931年起開始生效,緬甸在1935年同印度分離，被允許建立權力有限的責任政府。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由1926年共產黨造反開始的革命運動遭到了鎮壓，只允許在省一級的政府中作些有限的改變。荷蘭安然渡過了風暴，直到日本人在1941年到來為止。在法屬印度支那，沒有作出什么讓步，法國要牢牢保持控制的政策，導致了三十年代爆發造反和胡志明在1939年成立越盟。 但是,整個說來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批新的、更激進的民族主義 領袖一西非的阿齊基韋，越南的胡志明，印度的尼赫魯，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突尼斯的布爾吉巴，這些人比他們的先行者更懂得如何運用人民的力量，他們注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要名揚天下。
——《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中文版翻譯組《世界史便攬》
史學材料研讀一：第一部分：民族民主運動的不同類型
【史學聚焦1】一、各具特色的政治運
多樣性統一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遼闊，社會經濟結構、階級結構、人口、民族、宗教的復雜性，決定了民族民主運動的多樣性和多類型性。
在中國、印度、埃及和拉美一些國家中，資本主義關系有了較大發展， 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形成了它們的政治組織。而在另一些國家中，資本主義關系比較薄弱，資產階級有較多政治經驗，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還有一些國家，經濟發展更為落后，封建宗法關系、甚至原始部落經濟占統治地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沒有產生。
在歷史文化傳統方面，亞非拉三洲也表現出各自的特點。亞非各地區存在著儒學、伊斯蘭教、印度教以及部族文化，并表現為區域文化特點。拉美數百萬人的傳統信仰同天主教信仰調和在一起的“民眾天主教”，與堅持正統規范與習俗的“上層官方宗教”同時并存。
盡管亞非拉三洲千差萬別，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這一時期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會，即使是取得獨立的國家， 并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結構性變革。表現各異的區域文化，恰如一道道由光譜上各種顏色組成的統一花束，都面臨著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并且都在艱難地尋覓世俗化、現代化的出路。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仍是許多國家存在的基本矛盾，這就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的日漸發展，只不過是因國情不同而表現為不同的形態。
（二）領導力量的不同類型
由于亞非拉三洲社會情況十分復雜，民族民主運動也隨之而各具特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亞非拉三洲許多國家出現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和政黨。它們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工農運動，登上了民族民主運動的政治舞臺。
1920 年 5 月 23 日，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者把 1914 年成立的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改組為東印度共產主義聯盟。1924 年又改名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1926—1927 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導了爪哇及西蘇門答臘的起義。1925 年，朝鮮共產黨成立，領導了 1926 年的群眾性“六·十”萬歲運動。1932 年以后，金日成創建抗日武裝力量，在中朝邊境開展游擊戰爭。1936 年 5 月， 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祖國光復會。在越南，1930 年，胡志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于 1930 年 2 月在香港統一了越南共產黨，隨即在同年 5 月到1931 年 8 月領導了義安和河靜地區的革命運動。
在亞非拉三洲其他一些國家中，共產黨領導了工農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亞非拉三洲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運動中，最具代表性。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民主運動，在亞非拉三洲帶有普遍的性質。這種現象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時代特點和民族矛盾的尖銳性質，表現建立亞非拉獨立民族國家體系的歷史趨勢。
最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的非暴力運動、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和埃及的華夫脫運動，它們分別表現了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宗教及地域上的特征。伊朗民族主義者庫切克汗 1920 年 6 月建立的吉朗共和國，是仿效蘇俄、以蘇維埃為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敘利亞民族主義者費薩爾，于 1920 年 3 月成立的大敘利亞國（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隨著法軍的入侵而滅亡。
小資產階級是亞非拉地區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尤其是青年學生群眾常常站在受國反帝運動的前列。這個階級的左翼，往往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和工農運動的組織者，不少人成為共產主義者。桑地諾領導的游擊戰爭，是小資產階級領導類型的突出代表。
愛國封建貴族領導民族民主運動的類型首推阿富汗的青年阿富汗派及其領袖塔爾齊和阿馬努拉。這個愛國政治組織的綱領是：實現國家的完全獨立、建立君主立憲制和實行現代化改革。在經濟落后、既無資產階級、又沒有無產階級的具體條件下，該派舉起民族民主旗幟，領導了 1919 年的抗英戰爭和近十年的改革運動。為解決阿拉伯半島的游牧社會部落割據問題，伊本·沙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舉起瓦哈比教義旗幟，而在 1925 年被擁戴為“漢志、內志及歸屬地區國王”。30 年代，沙特國家隨著石油的開采而進入一個新時期。這一類型突出代表還有海爾·塞拉西一世領導的埃塞俄比亞的抗意戰爭。
北非摩洛哥的里夫部落，在酋長阿卜德·凱里姆領導下，經過武裝斗爭建立了獨立的里夫共和國，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增添了一個獨特的類型。
【史學聚焦2】二、地域性特征的改革運動
（一）中東的改革運動
中東地區是伊斯蘭文化圈的中心地區。現代化改革都要觸及伊斯蘭傳統文化。因此，世俗化成為這一地區現代化改革運動的共同特點。
中東地域性改革運動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形成為高潮時期。這次高潮由以下三次改革運動組成：1923—1938 年的凱末爾改革、1919—1929 年阿富汗的阿馬努拉改革和 1925—1937 年伊朗的禮薩汗改革。
土耳其、阿富汗和伊朗三國都是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盡管政權形式不同，但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經濟落后面貌、鞏固政治獨立，因而現代化和民族化就構成了它們的基本特點。
土耳其的凱末爾改革是中東地域型改革運動的原型和代表。阿富汗和伊朗的改革，大體上采用了凱末爾的模式。
同凱末爾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相比，禮薩汗在伊朗的改革稍遜一籌。但他的行政改革促進了國家的統一，經濟改革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法制改革則把歐洲式的法典引入伊斯蘭神權的封建伊朗社會中來。他的社會習俗改革表現了世俗化和現代化精神。但是，他的民族化卻滲透了復古主義和大伊朗主義精神，并有強烈的反共傾向。
同凱末爾的成功的改革的相比，阿馬努拉在阿富汗的現代化改革則是失敗的改革。由于阿富汗社會發展水平的極其落后，而這次開明君主式的改革又沒有形成一個領導改革的現代政黨，沒有一個切合國情的實際總體改革設想和執行方案，以及機械模仿、急躁冒進，對于軍事改革的虎頭蛇尾，導致了阿馬努拉政權的垮臺。但失敗的改革仍具有其歷史鑒戒價值。
(二）北非地區的改革運動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北非出現了三次改革：1924 年 1—11 月埃及柴魯爾的改革、1921 年 9 月—1924 年 10 月阿卜德·凱利姆在里夫共和國的改革和 1930 年 11 月—1935 年 10 月海爾·塞拉西一世在埃塞俄比亞的改革。
在這三次改革中，柴魯爾在短暫的十個月內，解決英埃關系問題占去大部分時間。他把埃及政府民族化放在重要地位，整頓了政府管理體制和加強對教育的撥款。
凱里姆改革的起點很低，保留了原來的部落酋長制，僅采取了加強中央行政管理的措施，他改革的重點在調整軍事體制，建立一支統一的軍隊來代替分散的部落武裝。里夫共和國是一個很獨特的民族獨立國家。對于一個部落酋長式的開明改革來說，總統制、內閣制、議會制，只能是部落人民的陌生的初級課程。
海爾·塞拉西一世的改革是北非三次改革中最大的一次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加強中央集權制和消滅封建分裂局面，而直接目的是為了保衛民族獨立國家而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1931 年的憲法是以日本憲法為藍本，把過去的習慣法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化和制度化。他的廢奴運動，取消對農民的苛捐雜稅，經濟、教育和軍事改革，有利于社會的進步。但是，這些改革進程被外國的入侵所打斷。
【史學聚焦3】三、形態各異的民族主義思潮
（一）革命民主型的民族主義
亞非拉民族主義思潮是一種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爭取建立民族獨立國家和發展自主的民族經濟的進步思潮。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些思潮以自己不同的民族特點表現了各自獨特的類型。
革命民主主義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核心。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孫中山就把民主主義作為原則界限，將自己的民族主義同“排滿”、“滅滿” 和“仇滿”區別開來。他的民族主義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開始，以“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結束，經歷了新舊兩個不同發展階段。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具有廣闊的世界視野和“與時俱進”的追求真理精神。在辛亥革命以后，他順應歷史潮流，進一步發揚革命民主精神，認識到反帝斗爭的重要性，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把民族主義發展為三民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晚年發表的“大亞洲主義”的講話，最值得注意。在講話中，他提出了為被壓迫民族“打不平”、“以王道為基礎”、反西方霸道的文化， 亦即“求一切民眾和平、平等、解放的文化”，并把這種文化作為“大亞洲主義”的核心問題。
蘇加諾的綜合型民族主義
蘇加諾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服務于民族團結、主張各派政治力量合作平衡的“綜合型”民族主義理論。
在兩次兩界大戰之間，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形成初步體系。1926 年他在《青年印度尼西亞》雜志上發表的《民族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一文，第一次對他的非宗教的新民族主義思想作為完整表述。這種思想的主旨是：為了摧毀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自由，用民族主義這涵蓋一切的體系，把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三種力量團結起來。1929 年他在法庭上發表了長篇自我辯護詞——《印度尼西亞的控訴》，控訴了荷蘭殖民統治的罪惡，傾訴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對自由獨立的渴望，這標志了他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1933 年寫成的《爭取印度尼西亞的獨立》一文中，提出了通過民族獨立的“金橋”走向正義和繁榮的社會，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組織和人民管理國家的社會民主思想，反映了他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蘇加諾的思想是圍繞著建立統一的印度尼西亞民族國家這個主軸發展的。他的“綜合型”核心是印度尼西亞團結和亞非團結。到了 1945 年，他在關于建國五基的講話中，提出了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或人道主義）、民主（或協商制）、社會繁榮和信仰神是建立獨立印度尼西亞國家的“五項原則”， 這標志著他民族主義思想的最后形成。
（三）南亞和中東北層的民族主義
南亞和中東非阿拉伯地區的民族主義思潮，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表現得特別突出，其政治文化特征也豐富多樣。
南亞和中東北層三國（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密切聯系，在于它們之間有地緣溝通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作為南亞文化的主要內容印度教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曾經在長時間內共存而互相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上各有消長。
在南亞，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兩種政治文化的分野已見端倪。以甘地的印度教宗教道德型為代表的現代民族主義，成為該區民族主義思潮的主流。列寧在《列·尼·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一文中說過，1905 年是主張“愛的原則”和“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的歷史終點”；然而正是在托爾斯泰主義的整個時代的終點上，產生了理論上更完整、實踐上更廣泛和影響上更深遠的、類似托爾斯泰主義的甘地主義。它把宗教和政治融合在一起， 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把印度民族民主運動提高到新水平，把托爾斯泰主義時代的終點，變為新時代的起點。
與甘地幾乎同時出現于南亞的是穆斯林聯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納（1876—1948）。1928 年，他與國大黨分裂后，便一直把實現穆斯林聚居區的自治和建立分離的穆斯林國家作為政治目標，他發展了阿赫默德汗于 1883 年提出的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是“兩個民族”的理論。伊克巴爾（1877— 1938）在 1930 年阿拉哈巴穆斯林聯盟年會上明確提出了在印度建立一個“統一的穆斯林國家”的要求。1940 年，真納在英國《時代與浪潮》上發表專文，系統闡述“兩個民族”理論，要求英國制訂一部承認印度有兩個民族的憲法， 以便共同分享國家管理權。這種民族主義終于導致了后來巴基斯坦的分治。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理論受甘地很大影響，但他比甘地更明確地提出了完全獨立的政治目標，并在 1929 年國大黨拉合爾年會上得到通過。尼赫魯在理論上更獨特的貢獻，在于他將政治獨立與社會變革溶為一體，賦予民族民主運動以社會經濟內容。和甘地賦予民族民主運動以宗教道德內容不同， 尼赫魯的目標是社會主義類型的社會。在尼赫魯的思想中，還有兩層內容： 一層是團結工人、農民、青年、知識分子等各社會階層，使民族民主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另一層是聯合國際反帝反殖力量，把印度的民族民主運動納入世界潮流之中。
20年代前后，哈里發運動曾經把南亞與中東的北層三國的政治運動聯系在一起。但是，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三國隨即表現為塔爾齊、禮薩汗和凱末爾的民族主義。
(四）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思潮
這一地區的思潮是以“拉美大陸民族主義”類型而列入現代世界史冊的。
第一個派別是小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思潮。這一派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乏民主內容，而且具有強烈反帝傾向，主張用武裝斗爭方式實現民族獨立。他們的代表人物有巴西的安東尼奧·坎波斯和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有尼加拉瓜的桑地諾。
第二派被稱之為“民眾主義”，其代表人物有秘魯的阿亞·德拉托雷、墨西哥的卡德納斯、哥倫比亞的蓋坦等人。他們主張政治民主化改革、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堅持拉美團結和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外國資本的控制。
在拉美民族主義思潮中，存在著大陸民族主義與只顧及小祖國的狹隘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但是，那些把本大陸統一成一個整體的拉美人強烈愿望， 在政治文化與經濟市場、人權法院等方面經常突出反映出來，并且在文化一體化中迎接歐美文化的新挑戰。
——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上卷》
史學材料研讀二：第二部分：印度的非暴力運動
【史學聚焦1】一、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一）社會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印度社會帶來巨大影響。英國為了自身利益，把 150 萬印度人征入軍隊，從印度運走 500 多萬噸物資。農業歉收導致了1918—1919 年的糧荒，加上西班牙型的流行性感冒，奪去了 1200 萬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命。以大戰開始的 1914 年的工資為 100，到 1919 年印度工業主要部門的紡織職工工資，才增加了 129％。這個數字是各行業中最高的。但糧食的批發價在同期卻上漲了 200％。戰爭帶來的生活貧困，激化了印度廣大人民群眾同英國殖民統治者之間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民族資本主義有所發展。戰爭期間，大多數民族主義者都幻想同英國合作以換取戰后的印度自治。提拉克放棄了 1905—1908 年的反英立場，轉而支持英印政權。甘地則積極為英國募兵。但戰后的《羅拉特法案》授予英印總督以宣布戒嚴令、設立特別法庭和隨意逮捕判決人民的特權，這使民族主義者大失所望。
走憲政改革道路和個人恐怖主義手段的方式都脫離了印度廣大群眾。1921 年印度工人已有 270 萬人，但還沒有自己的政黨。在印度處于十字路口的時刻，印度國大黨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它既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政治經驗，又有甘地這樣的群眾性領袖和甘地主義的理論作為行動的指導。在民族矛盾尖銳化和英國傳播西方文明對印度傳統文化構成威脅的社會危機條件下，印度走上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道路。
（二）甘地和甘地主義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被譽為“圣雄甘地”。他早年生活在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家庭，后就讀倫敦大學，獲律師資格。1893—1914 年，他在南非的印度僑民中，多次運用非暴力反抗方式，進行頗有成效的反種族歧視活動，并形成了甘地主義理論。
甘地主義屬“宗教道德型”民族主義。它包括四個基本內容：（1）宗教泛愛觀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真理觀相結合的政治哲學；（2）爭取印度自治、獨立，進而建立以村社為基礎的分治聯合體的政治思想；（3）以經濟正義和經濟平等為支柱的農村經濟思想，以及奠基于“不占有”和“財產委托制” 的經濟自主思想；（4）發揚民族文化、重視民族教育、致力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反對歧視“不可接觸者”，以及和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小生產勞動者互助互愛的平等社會思想。
甘地主義作為印度政治文化，是從道德上、從個人解放的角度，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其基礎是把民族文化傳統作為印度現代政治的基礎。他針對英國的殖民地文化和印度西化派的影響，利用傳統宗教形式宣傳民族主義。他注重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這一豐富政治資源的開發，動員他們普遍參與政治，超越了西化派的有限而消極改革和個人恐怖的無益而有害行動，對印度民族民主運動實現重大突破。
（三）非暴力抵抗運動的預演
早在南非時期，甘地已揭開了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序幕。1915 年回印度后，他進行了三次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演習。
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在1918 年。先是阿默達巴德的紡織工人罷工。甘地以絕食方式相配合，迫使資方增加工人工資。繼而，甘地又組織了凱達縣農民的非暴力抗稅運動，取得了免繳田賦的勝利。
第三次是以“總罷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機關人員停止辦公）為內容，以反對《羅拉特法案》為目標的非暴力抵抗運動。1919 年3 月 30 日，首都德里舉行總罷業，全市交通癱瘓，示威群眾同警察發生流血沖突。4 月 6 日全印度大多數城市、農村都起而響應。一周之內，持續高漲。4 月 13 日，英將戴耶爾下令向阿姆利則城扎里安瓦拉·巴格廣場上集會的群眾開槍，造成流血慘案。孟買、拉合爾、阿默達巴德等地群眾抗議英印當局暴行，示威轉為起義，殺死軍警事件時有所聞。各地紛紛宣布戒嚴令。甘地認為群眾的行動有違非暴力原則，便到阿默達巴德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運動。當時他勸打死警官的工人認錯，勸政府寬恕工人，當雙方都拒絕勸告后， 他便引咎自責，認為應“用放大鏡來看自己的錯誤”，而自己“犯了一個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過早地發動了非暴力抵抗運動。
(四）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在上一階段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實現了空前的團結。1918 年，為了反對英國瓜分土耳其的計劃，印度著名穆斯林活動家、國大黨人穆罕默德·阿里和薩烏卡特·阿里兄弟成立了保衛哈里發（土耳其素丹、伊斯蘭教主）委員會，開展了哈里發運動。1919 年 11 月，甘地應邀在德里同穆斯林代表討論了聯合抵制英國問題。與會者都認為抵制英國布不能奏效，需要有新的思想。在討論中，甘地提出，“進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第一次用“不合作”一詞，作為對他的“非暴力抵抗” 的新補充。
哈里發運動的領袖們接受了甘地主義的原則，他們積極領導廣大穆斯林各階層群眾參加了非暴力抵抗運動。甘地在團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爭取印度民族獨立的斗爭中起了很大作用。他這時事實上是把哈里發運動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匯流成為統一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斗爭。
1920 年 8 月 1 日，為了抗議英國等戰勝國強加給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甘地第一次發動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合作”的綱領包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號、抵制立法機構選舉、抵制在政府機關和法院工作；拒絕在英國學校讀書；提倡手工紡織運動以抵制英國商品泛濫。在運動后期，提出拒絕納稅的要求。12 月，在國大黨年會上通過了以自治領為目標的不合作綱領。國大黨決定在工農中發展黨員并支持工農運動。國大黨關于不合作運動的決議，受到了印度人民的熱烈響應。孟買等地工人舉行了抵制性罷工。青年學生穿戴起流行的土布白帽白衣，宣傳反帝自治思想。由青年組成的國民義勇軍團達 15 萬人。抵制英貨熱潮席卷全國。許多政府機關關門。手工紡織運動遍及城鄉。在不合作運動影響下，農民運動形成三個中心：旁遮普的錫克教運動；馬德拉斯的“摩普拉”（穆斯林農民）起義；奧德的農民在起義中成立了聯合會，會員達 10 萬人。
【補充材料】亞洲風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后，亞洲地區民族解放運動席卷了整個亞洲大陸，遠東的中國、朝鮮，東南亞的緬甸、馬來亞、菲律 賓、印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西亞的波斯、伊拉克、敘利亞、黎巴 嫩、土耳其等都爆發了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斗爭。運動中，各 種政黨和組織的紛紛建立，提出了明確的斗爭綱領，有了自己的 理論的指導，并為此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亞洲反殖民斗爭在 1918至1923年出現第一個高潮，30年代又重新高漲，并持續到 二戰期間。民族獨立意識的大大增強，使運動帶有更大的廣泛性 和群眾性，反帝武裝斗爭和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沉重地 打擊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使亞洲國家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日本在1910年8月正式把朝鮮變成了殖民地后，實行殘暴的“武斷政治”,使朝鮮人民與日本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不斷加 深。1919年1月22日，被長期幽禁的國王高宗李熙突然死去，傳 說是日本殖民者毒死的，引起了極大的民族義憤，國王的葬禮演 變成了 1919年人民要求朝鮮獨立的”三一起義力o 3月1日，學 生、工人、市民等各階層群眾在塔洞公園集會，宣讀《獨立宣言》，會后舉行了30萬人的示威游行。5日后，游行變成了武裝 起義并迅速擴大到全國。到年底，在全國218個府郡中有217個府 郡發生示威起義，參加斗爭的群眾達200萬以上。給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擊，顯示了朝鮮人民要求獨立的堅強意志。同時，由于其 民族資產階級拋棄了反帝民族斗爭旗幟，從此朝鮮的民族解放就 處于工人階級領導之下。：1925年朝鮮共產黨成立，隨后多次領導 了反日斗爭。30年代，在以金日成為代表的朝鮮共產主義者領導 下，以祖國光復會為民族統一戰線核心，配合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和學生的反日斗爭，開始了有組織、有綱領的抗日武裝斗爭， 把民族解放運動推進到新的階段。
越南在19世紀末就淪為法國殖民地，到20世紀20年代，民族. 資產階級力量也壯大起來，工人階級人數在1929年達22萬多人， 因此，越南人民與法國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早在20 世紀初，民族資產階級就提出了獨立自主，反對法國統治，并在 民族主義者潘佩珠領導下，成立了《越南光復會”,開展斗爭。 20年代中期，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1930年2月，在胡志明主 持下，成立了越南共產黨，提出了政治論綱，隨后積極地投入到 民族解放運動中去，組織領導1930年義安一河靜蘇維埃運動。首 先從《五一”節開始的工人、農民的示威、游行、罷工，到9 月，一些地方舉行武裝起義，建立了蘇維埃式的工農革命地方政 權。釆取沒收地主土地，取消捐稅等革命措施。運動持續到193L 年，最后被法國殖民者鎮壓，但共產黨繼續堅持反法斗爭，1939 年11月提出了民族獨立口號，聯合各階層人民，把獨立運動推向深入。
一戰及其戰后，印度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民族資 產階級力量增強，無產階級隊伍在1921年達270萬人。但工農的境況持續惡化，1918至1919年，印度的饑荒和流行病，奪去了 1200 與300萬人的生命；從1914年7月到19上9年1月，生活費用增加83%,而工人工資只增加了21.5%。各階層人民都要求改變處；爭取獨立，而英國殖民者卻在1919年3月對印度頒布了《羅拉特法》，以強化其殖民統治，激起了人民的抗議怒潮，各地舉行集會、示威和罷工。在人民群眾運動的推動下，甘地通過國大黨，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組織和領導了印度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1920年國大黨在那格普爾年會上，通過了 “非暴力不舍作計 劃”，宣布要《用和平和合法手段取得斯瓦拉吉力（斯瓦拉吉即自主一引者注）。1921年至1922年初,群眾運動突破了非暴力的限制，罷工和起義遍及全國許多地區。在馬德拉斯省的馬拉巴爾區的摩普拉族貧苦農民，甚至建立了 “哈里發”王國。由于資產階級妥協，1922年2月國大黨巴多利會議標志著第一次不合作運動半途而廢。
30年代的經濟危機，加劇了印度人民與英殖民者的矛盾，反英斗爭重新高漲。在此形勢下，1929年12月，國大黨拉合爾年會 首次通過了 "爭取印度完全獨立力的決議，并宣布1月26日為獨 立日，開始不合作運動。1930年3月，第二次不合作運動從甘地 發動的《食鹽進軍”開始，這一行動立即掀起了全國的反英浪潮，群眾的斗爭再次沖破了甘地主義的限制，發展成武裝起義，尤以1930年4月和5月的白沙瓦及紹拉普爾的起義最為著名，迫使殖民者把三分之二的兵力集中在西北地區。面對革命風暴，殖 民當局除了鎮壓而外又采用分化瓦解、拉攏引誘手段，與國大黨談判。1931年3月5日，甘地與英印總督歐文簽訂了《德里協定》，規定英國承認國大黨合法，國大黨則停止不合作運動。 1934年5月，國大黨正式宣布無條件停止不合作運動，隨后繼續 開展的反英斗爭已不如1930年那樣的規模和聲勢了。
——王助民、李良玉、陳恩虎：《近現代西方殖民主義史(1415-1990)》中國檔案出版社
史學材料研讀四：第四部分：埃及的華夫脫運動
【史學聚焦一】、1919年3月愛國運動
（一）英國在埃及的殖民保護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埃及政治形勢的新轉折。在此以前，英國已排擠掉法國而在埃及處于獨霸地位。英國駐埃及的高級官員、駐軍總司令和 39 個英國的高級顧問控制了埃及的政權、財權和軍權。不過，埃及在名義上仍然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行省；埃及統治者仍擁有奧斯曼帝國給他的封建稱號“赫底威”（國王）。
1914 年 12 月，英國政府以土耳其加入同盟國一方參戰為借口，聲明“埃及今后處于英王陛下的保護之下”，從而取消了奧斯曼對埃及的宗主權，使埃及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在埃及實行的“保護制度”是在戰爭狀態下的殖民制度。它的主要內容有：控制了埃及“赫底威”的繼承權，把國家政權攫為己有；對埃及實行軍事占領和管制，把埃及變為“兵營國家”；控制了埃及外交；掌握了埃及的立法權和司法權；使埃及在經濟上進一步殖民地化。由于這種制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實行的，其殘酷程度非和平時期所能比擬。英國征用埃及人 150 多萬，其中有 117 萬人是為戰爭服務的“勞動軍”和“運輸隊”。2/3 的牲畜和大量運輸工具也被征集。
英國為了戰爭的需要，向埃及訂貨，從而促進了紡織、制糖、酒精、制革、榨油、面粉、磚瓦、造紙等輕工業的發展。埃及的資本家隨之加快了經營商業、參加外國股份公司及土地買賣和集中資本的過程。1916 年，埃及資本家們成立了工商業委員會，向英國提出了要求經濟權利的報告。1918 年， 英國發布了關于壟斷全部棉花收購的法令。同年由布蘭尼特起草的憲法草案中，規定埃及的商人和企業家的法律地位低于外國資本家。1918 年，300 名英國官員占據埃及政府的高級職位。1919 年，在高級職員中，英國人占 3/4。戰爭給埃及帶來的另一重大變動，是工人階級力量的增長，但埃及工人階級的獨立政黨尚處于形成過程之中。
（二）柴魯爾和華夫脫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要求不是局限于奧斯曼帝國隸屬下的自治，就是在英國保護下的自治。戰后埃及民族主義運動與過去不同之處，在于它提出了完全獨立的口號和立憲的要求，并使運動變成了有工人、農民參加的民族民主運動。柴魯爾作為它的領袖而登上政治舞臺。
柴魯爾（1857—1927 年）生于農民家庭，曾在巴黎大學學習，獲法學學士學位，擔任過報紙編輯，參加過奧拉比領導的反英起義。他同埃及首相穆斯塔·法霍米的女兒結婚后，遂進入上層而宦途通達，歷任教育大臣、司法大臣、立法議會副議長。但他由于同英國和埃及統治者的矛盾而丟了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英國在埃及實行殖民保護制度以后，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了飛躍發展。他認為，在政治上埃及必須脫離英國而獨立，經濟上必須自主，在此前提下，英軍可以駐在蘇伊士運河區。他的這個立場，得到了當時的兩個民族政黨（民族黨和祖國黨）的支持。
1918 年 11 月 23 日，柴魯爾把立法議會的代表和各愛國階層的代表們團結在自己周圍，組成了“埃及代表團”。“代表團”阿拉伯語為“華夫脫”（al-Wafd），因而埃及現代史上稱這個新的民族主義政黨為“華夫脫”。黨綱規定：“華夫脫黨的任務是：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來實現埃及的完全獨立。” 柴魯爾提出了《委托書》、《向列強的呼吁書》和《向溫蓋特的要求》三個文件，要求廢除殖民保護制度，英軍撤除埃及和成立立憲的獨立埃及政府。為了使華夫脫黨成為埃及的全權代表，他以立法議會副議長身份，號召各選區在《委托書》上簽名。簽名人數很快超過了 200 萬。簽名運動發展為群眾性的反帝運動，迫使親英的埃及政府首相辭職。
（三）埃及的三月起義
1919 年 2 月，柴魯爾發表講話，強烈要求終止殖民保護制度和英國允許華夫脫黨參加巴黎和會。華夫脫黨組織了群眾集會和示威。3 月 8 日，英國殖民當局逮捕了柴魯爾等 4 位華夫脫黨領袖，并把他們流放到馬耳他島。這更激起人民群眾的抗議運動，從而促使華夫脫運動由和平簽名請愿階段逐漸轉入暴力抗議和武裝起義階段。
1919 年 3 月 9 日，開羅、亞歷山大等城市的大中學校舉行罷課、游行示威。3 月 11 日，運輸、郵電、鐵路、面包、電車、清掃等各行業工人舉行罷工，同警察發生沖突；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職員同一天也舉行罷工。農民起而響應，在鄉村切斷電線、破壞鐵路，甚至修壁壘、挖壕溝，同英國軍警進行戰斗。3 月 13 日，起義者試圖火燒埃及王宮。次日，愛資哈爾大學附近發生了激烈戰斗。最不尋常的是，開羅婦女走上街頭，加入政治斗爭行列。
埃及三月起義的口號是：“打倒英國占領者”、“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 和“釋放柴魯爾”。起義者的共同要求是：“廢除殖民保護制度”、“英國撤出埃及”和“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華夫脫黨在各地建立了民族委員會。在埃爾米亞建立了民族政權，一直存在到 3 月 30 日。在濟夫塔和扎加濟格， 起義者也建立了臨時政府。在反帝斗爭中，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和其他埃及人忘記了往日的隔閡，共同參加了開羅的武裝起義。
在埃及人民群眾抗議浪潮的壓力下，英國殖民占領者不得不允許柴魯爾從流放地直接去巴黎參加和會。這時他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抱有幻想，但是，4 月 22 日威爾遜卻正式承認英國在埃及的殖民保護制度。凡爾賽條約第 147 條規定埃及仍為英國的保護國。柴魯爾后來也沒能參加和會。這一切使柴魯爾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侮辱，決心再一次開展反帝群眾運動。正值此時，英國殖民大臣米爾納為首的調查委員會來埃及，調查三月事件，并制定“在英國保護下的埃及自治方案”。于是 1919 年 10 月至 1920 年 3 月，華夫脫黨發動了抵制米爾納調查委員會的廣泛群眾性抗議運動。5 月，柴魯爾應英首相勞合·喬治之邀，參加了倫敦會議。會上，他反對華夫脫黨保守派，拒絕了 8月間英國提出的《英埃條約》。這是 1919 年三月反帝高潮的繼續。
【史學聚焦2】二、1924——1937年的護憲運動
（一)1922 年憲法
1921 年 12 月，英國占領者為了把柴魯爾和華夫脫黨其他領袖同埃及人民隔離開來，先是下了驅逐令，后來又逮捕了他們。最初把柴魯爾流放到阿拉伯半島的亞丁，接著轉移到印度洋南部的塞舌爾群島，最后轉移到直布羅陀要塞。與占領者的愿望相反，這種政治迫害使全埃及群情激憤，各大城市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和游行。占領者出動大批軍警，槍殺和逮捕抗議群眾，沒收了華夫脫黨領袖們的財產。1922 年 1 月 23 日，華夫脫黨開羅委員會號召抵制英國貨和英國銀行。持續三年多的華夫脫運動，終于迫使占領當局不得不改變其殖民統治方式。
1922 年 3 月 16 日，英國宣布埃及為獨立的君主立憲國家。在此之前， 成立了以魯世迪·帕夏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4 月 4 日，正式頒布了《埃及憲法》。憲法共 7 章 70 條，其要點是：埃及為君主立憲制的自由獨立國家； 伊斯蘭教為國教；阿拉伯語為國語；確立了“主權在民”、“公民享受平等自由”等原則；議會為兩院制，上院議員為 122 人，任期 10 年，下院議員為235 人，任期 5 年；王位由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繼承，國王為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經議會協商可宣戰或媾和；在議會休會期間，國王有立法權，擁有與上院相同的課稅權和加稅權，有解散議會權；行政權屬國王和內閣，內閣成員對下院負責，但國王有權任免內閣大臣；非埃及人不得擔任埃及政府內閣成員，內閣成員不得兼任非官方組織職務；埃及保證英國在埃及的特權， 允許英軍駐在埃及，聘請英國人為埃及政府財政及司法顧問；外國因條約和習慣而得到的利益仍予保留；憲法只適用埃及王國，但埃及在蘇丹的權利不變。
憲法具有民族獨立和民主的進步內容，有保護王權和英國特權的保守內容。然而，它畢竟是埃及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宣布埃及為獨立的君主立憲國家。非洲現代史上第一個民族獨立國家從此誕生了。
(二）第一屆華夫脫黨內閣
1924 年 1 月 28 日，埃及國王福阿德任命大選獲勝的華夫脫黨領袖柴魯爾組閣。在新憲法頒布后的第一屆華夫脫黨民族內閣政府中，柴魯爾任首相兼內務大臣。
新內閣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英國和埃及的關系。1924 年 9 月， 柴魯爾赴倫敦同英國首相麥克唐納談判，提出了五項要求：英軍撤出埃及； 英國撤回在埃及的財政和司法顧問；英國停止對埃及外交方面的監督權；英國放棄在埃及的領事裁判權；英國放棄對蘇伊士運河的保護權；埃及不再負擔英軍駐蘇丹的費用。這些要求遭到英國政府的拒絕，談判宣告破裂。
柴魯爾通過議會，要求英國政府交出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同時又以政府首腦身份照會英國政府，要求英國撤走駐埃及的高級專員，建議兩國互派使節。他不顧英國反對，聲明埃及將履行獨立主權國家權利，堅決排除外國干涉。這些措施觸怒了工黨政府。工黨政府迫使埃及國王下詔，免去柴魯爾內閣職務。由于人民群眾的強烈抗議，國王只好收回成命。1924 年 11 月， 鮑爾溫組成的英國保守黨政府以埃及駐軍總司令兼蘇丹總督斯塔克遇刺事件為借口，出動軍隊占領議會和政府大廈，迫使柴魯爾辭去首相職務。
柴魯爾內閣雖然只存在了十個月，在內政改革方面仍取得不少成績，如實現埃及政府的民族化、反對貪污腐化和重視教育事業等。1925 年、1926 年的大選中，華夫脫黨連獲大勝，柴魯爾均被推選為議長。1927 年 8 月 24 日，柴魯爾逝世，埃及各地紛紛舉行悼念活動。中國的《東方雜志》發表的悼念文章中認為，他的逝世，使“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少了一位指導者，回教的民族運動少了一位偉大的領袖”。他樹立的民族獨立的旗幟引導著埃及人民進行持久的反帝斗爭。
————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史學材料研讀五：第五部分：桑地諾抗美游擊戰爭
【史學聚焦1】一、游擊戰爭的序幕
（一）1926 年的立憲戰爭
在 20 世紀前 20 年中，中美洲各國的局勢相當緊張。美國害怕這種混亂會引起革命，因而在 1922 年 12 月在華盛頓召開了中美洲各國會議，簽訂了《和平和友好條約》。尼加拉瓜駐華盛頓大使艾米里亞諾在條約上簽了字。根據條約，尼加拉政府成立了國民警衛隊。1925 年 8 月，美軍撤出尼加拉瓜。不久，在艾米里亞諾、薩卡沙、蒙卡達集團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戰爭。1926 年 5 月，美國海軍陸戰隊進駐尼加拉瓜，一直繼續了六年之久。
1926 年 8 月，自由黨首領薩卡沙和蒙卡達聯合起義，占領卡維薩斯港，在這里成立了立憲政府。10 月，美國支持臭名昭彰的保守黨首領迪亞斯為尼加拉瓜總統，引起許多地方的起義。起義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都支持立憲政府。為了反對立憲政府，美國派到尼加拉瓜的占領軍，在 1927 年達到5000 多人，還有許多美國顧問、專家、教官，派到了迪亞斯的軍隊中。此外， 美國還供應武器和彈藥。
由于迪亞斯政府日益失去人心和立憲戰爭中人民的激烈反抗，美國決定轉而支持薩卡沙立憲政府。1927 年 4 月，美國政府派亨利·斯廷森為總統特使到尼加拉瓜，5 月，同蒙卡達簽訂了關于交出武器、以換取美國承認的《埃斯皮諾·內格拉協議》。蒙卡達在簽字后不久給斯廷森的信中寫道：“所有的自由黨起義將領都接受了美國的條件。”但是，有一位起義將軍卻拒絕在交出武器的投降書上簽字，他就是參加立憲戰爭的桑地諾。
桑地諾譴責蒙卡達的背叛行為。當蒙卡達質問桑地諾“你是什么人的將軍”時，桑地諾回答說：“先生，我做我的戰友的將軍！我不能用我的將軍稱號為叛徒和外國占領者效勞！”
（二）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
1926 年的立憲戰爭在開始階段，具有反帝性質，但以接受屈辱條件告終。戰爭中形成的桑地諾軍隊，是一個革命性的結果。
桑地諾到過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墨西哥，當過倉庫保管員、機械師。立憲戰爭爆發后，他于 1926 年 6 月回到尼加拉瓜。10 月 26 日，他在尼加拉瓜北部一個美國人控制的金礦中舉行起義。隨后，即在拉斯塞哥維亞斯山區建立了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舉起了象征“自由或死亡”的紅黑兩色戰旗，揭開了抗美游擊戰爭的序幕。
桑地諾在 12 月初得知薩卡沙宣布為立憲政府總統以后，便率軍隊去投奔薩卡沙。薩卡沙讓他歸國防部長蒙卡達指揮。他在立憲政府首都卡維薩斯逗留 40 多天。在美國艦隊占領卡維薩斯，查封了蒙達卡軍隊的軍火庫，并限該軍火庫 48 小時內歸美軍所有之后，桑地諾立即搶救了許多槍支彈藥，返回了游擊隊根據地。
桑地諾的游擊隊是立憲戰爭中最積極同保守黨和占領軍進行戰斗的軍隊。在圣胡安、希諾特加戰役中，都取得勝利。在瓊塔萊省的貝胡科和梅塞得斯，他指揮 800 多名戰士，打了一個漂亮仗。在穆伊穆伊戰役中，桑地諾繳獲了數千支步槍和成百萬發子彈。
1927 年 5 月，蒙卡達同美國占領者簽訂了關于解除所有立憲武裝的投降協定之后，桑地諾便秘密地把自己的軍隊撤回拉斯塞哥維亞斯山區。5 月 12 日，他發表了《致尼加拉瓜各地方政府宣言》：“我們甘愿做一個愛國者在戰斗中死去，也不能像奴隸那樣活著。”并提出用革命武裝把美國侵略者驅逐出尼加拉瓜的明確任務。
【史學聚焦2】二、抗美游擊戰爭的進程
（一）第一階段
從 1927 年 5 月到 1929 年 5 月，是桑地諾抗美游擊戰爭的第一階段。它標志著桑地諾依靠工農、獨立進行抗戰的開始。同 1926 年至 1927年 5 月序幕階段在戰略戰術上不同之點在于從正規戰、運動戰和陣地戰轉為分散而長期的游擊戰。
1927 年 7 月 1 日，桑地諾在尼加拉瓜東北部的圣·阿爾比諾公布了起義者的第一個政治宣言。宣言確定了桑地諾運動的目標和任務，是以武裝斗爭來解決尼加拉瓜人民和美國占領者的矛盾，恢復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宣言把桑地諾運動看作是立憲戰爭的繼續，雖然這次戰爭被蒙卡達所叛賣，但尼加拉瓜人民仍在為反對美國占領者及其仆從而戰。
為了反對桑地諾運動，美國占領者指使尼加拉瓜政府，對占全國 1/4 的北方四省實行了戒嚴。馬那瓜的大主教，把桑地諾及其戰友革除出教門。1927 年 7 月 12 日，美軍向桑地諾發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時內交槍投降，并用威脅的方式恫嚇桑地諾。桑地諾斷然拒絕了最后通牒。7 月 17 日，他率軍攻打奧科塔爾，同裝備精良的、配有飛機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和尼加拉瓜國民警衛隊，進行了 17 小時的激戰。
1927 年 9 月 2 日，桑地諾制訂的《尼加拉瓜主權捍衛軍條例》在軍隊中通過實行。《條例》規定了嚴格的集中制和紀律，對政治上、道德上、軍事上的一切違犯紀律行為，都予以嚴懲；在軍隊內部保持平等關系，官兵之間互稱兄弟；愛國主義是共同恪守的原則；捍衛民族主權，是共同的任務。此外，在軍隊中設立參謀部，實行軍銜制；出版了《祖國和自由》刊物，加強了對軍隊的歷史教育。軍隊和人民的關系方面，相當密切。農民不但為軍隊供給糧食、傳遞情報、掩護戰士，而且參加戰斗。
在 1927 年最后幾個月的激烈戰斗中，美國派往尼加拉瓜的飛機達 30 架，美國在計劃中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消滅游擊隊根據地。從 1927 年 6 月 30 日到1928 年 6 月 30 日，同游擊隊進行的 85 次戰斗中，美軍都沒有取得勝利。例如在通往游擊隊根據地要道的拉斯·克魯賽斯的戰斗中，激戰 16 天，游擊隊打敗了三倍于自己的美國占領軍。
美國對尼加拉瓜的干涉，引起世界輿論的抗議。1928 年 3 月 17 日，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在哥斯達黎加的一家雜志上，發表文章譴責美國占領軍的行徑。7 月，巴比塞還以他和歐洲進步人士的名義，向桑地諾寫了祝賀信。1929 年，桑地諾為了獲得軍需品和國外的支持，在墨西哥從事外交活動。
（二）第二階段
1930 年 5 月，桑地諾回國。6 月，游擊隊攻占埃薩拉拉克， 并同配有飛機的美軍和國民警衛隊進行了激戰。此后，桑地諾通過多次戰斗， 發展和壯大了隊伍。1931 年，桑地諾已擁有經過訓練和精良武裝的正規軍， 分為 8 個縱隊，在大西洋沿岸 8 個省的農村作戰，控制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地區。1932 年，桑地諾軍隊頻頻出擊。桑地諾提出了“準備奪取國家政權”的號召，于 10 月初攻占了馬那瓜湖岸圣福蘭西斯科·德·卡爾尼謝洛城。該城距首都僅有 3 小時的行程。美國在首都的軍官準備打點行李回國。只是在陸軍和空軍聯合武裝配合的大規模戰斗之后，美國占領者才阻止了桑地諾軍隊的進攻。
在美國占領區內，人民采用了各種不同的反抗形式。學生集體抗議，用罷課的形式反對美國占領軍強迫他們學習英語。在馬那瓜美軍閱兵儀式上， 學生用高呼桑地諾的“讓賣國賊死亡”的名言，來代替強迫他們唱美國國歌。農民用各種方式來支援和參加桑地諾軍隊。1932 年 11 月 7 日，美國軍官克拉克·沃德弗埃操縱了尼加拉瓜的選舉。在桑地諾號召抵制選舉的情況下， 1/3 的選民響應桑地諾的號召而拒絕參加這次選舉滑稽戲。
1932 年 12 月 19 日，蒙卡達在卸任總統前做了人事安排，以便消滅桑地諾軍隊。他請求美國駐尼加拉瓜大使將索莫查的外交部長職務改換為國民警衛隊司令。美國也希望經過自己訓練的這支武裝力量由一個忠實奴仆掌握， 可以放心離開尼加拉瓜。1933 年元旦，薩卡沙就任總統，1 月 2 日，美軍撤出尼加拉瓜。美國在尼加拉瓜進行了 6 年侵略戰爭，動員了美國海軍陸戰隊1.2 萬人，六七十架飛機，幾十艘軍艦，最終仍然不得不以失敗而宣告結束。
【史學聚焦3】三、性質和意義
（一）談判和桑地諾遇害
1932 年 11 月 23 日，薩卡沙向桑地諾建議進行停止武裝斗爭的談判。桑地諾表示，他進行武裝斗爭的主旨在于反對美國的軍事占領，無意于進行國內戰爭。于是，雙方開始了接觸。
1933 年 1 月，桑地諾在《和平報告》中提出：“不允許外國干涉；不得同美國簽訂任何秘密協定；保持一個愛國者根據地——“光明和真理區”， 區內有獨立的武裝；承認桑地諾游擊隊的行動是為了祖國的幸福。
2 月 2 日，桑地諾冒著生命危險到達馬那瓜，同薩卡沙總統直接談判。當天深夜，雙方簽定了《和平協定》，宣布尼加拉瓜開始了政治生活的復興和主權不受侵犯，并保證雙方均應遵守憲法。協定規定，在 3 個月內，桑地諾軍隊交出武器，只保留 100 人的衛隊。政府撥出科科河流域的荒地列為特區，讓放下武器的游擊戰士居住和勞動。但協定規定，新的定居點必須與當地居民區距離 3 公里以外。
桑地諾只用了 20 天，便把武器上繳給薩卡沙政府。此后，國民警衛隊背信棄義，放手鎮壓失去武器的游擊隊員，這使桑地諾感到詫異。不過，他還是把精力傾注于農村的社會改革計劃上。他主張在移民區實行合作制度，并準備辦煙草農場。一有時間，便埋頭讀書，對哲學問題最感興趣。他同時要求政府保證移民區的安全。
1934 年 2 月，薩卡沙派他的農業部長薩爾瓦切拉到新移民區，邀請桑地諾再次談判。從 2 月 17 日到 21 日，桑地諾同薩卡沙討論了所有爭議問題。在同時，索莫查同美國駐尼加拉瓜大使阿爾杜爾·波里斯·列恩策劃了殺害桑地諾的陰謀。21 日，當桑地諾從總統府坐車返回的路上，國民警衛隊逮捕并在首都東郊殺害了桑地諾，美國大使列恩檢查了桑地諾的尸體。
桑地諾被害后，國民警衛隊包圍了移民區，處死了幾百名青年，婦女和兒童。1935 年五一節，國民警衛隊鎮壓了群眾的游行。1936 年因抗議汽油漲價而引起的總罷工，以失敗而告終。1937 年 1 月，索莫查任總統，直到 1956 年被愛國者殺死。
（二）簡要評價
桑地諾領導的抗美游擊戰爭是一次持續了6 年之久的人民反帝革命戰爭。桑地諾可貴之處，在于他用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來反對美國的侵略和占領。他舉起了象征自由或死亡的紅黑兩色旗幟，建立了有嚴格紀律的民族軍隊。在長期的戰斗中，形成了游擊戰的戰略與作戰藝術。這種戰術把主動進攻和積極防御相結合，其形式是打擾、阻擊、伏擊和殲滅戰。進攻時，速戰速決，迅速轉移。游擊隊有主營地、臨時營地和緊急營地，形成了一個有序的根據地。
反帝的愛國主義是這次戰爭的主導思想。桑地諾說：“我為之斗爭的祖國是整個西班牙美洲。”“現在我們奮斗的歷史契機是民族的和種族的；它必然變為國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國主義國家人民聯合起來的斗爭。”桑地諾看到了尼加拉瓜的反帝斗爭同拉丁美洲、同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聯系。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亞、非和拉丁美洲的進步民族主義者中間，桑地諾作為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是最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他在 1929—1930 年同他的秘書、薩爾瓦多的共產主義者奧古斯汀·法倫多·馬爾蒂多次討論革命理論。但桑地諾對根本的社會改革問題，沒有認識。他沒有民族主義的系統理論，對美國帝國主義雖有認識，但只是從政策上而不是從理論實質上進行分析。他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因而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他所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精神卻激勵著后來的尼加拉瓜革命者，并為他們所繼承和發揚光大。
——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史學材料研讀六：第六部分：墨西哥的卡德納斯改革
【史學聚焦1】一、卡德納斯改革
（一）卡德納斯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國際背景下，墨西哥總統魯維奧政府在1931 年通過了剝奪工人民主權利的法令。在此以前已停止了土地改革。羅德里格斯政府時期，土地改革也未恢復。1933 年 12 月，國民革命黨在克雷塔羅城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憲法規定的總統選舉，卡德納斯被推為總統后選人。
卡德納斯生于 1895 年，11 歲在印刷廠當學徒。他積極參加了1910—1917 年革命，1928 年被選為米喬阿坎州州長，1930 年任國民革命黨主席，1931 年和 1933 年先后任魯維奧和羅德里格斯政府中的內政部長和國防部長。他屬國民革命黨左翼，在任州長期間，以興辦教育和維護勞動法典而聞名于全國。
在競選總統期間，他訪問了 28 個州，足跡遍及大中小城市和印第安農村、礦區和小鎮。他接受了工人、農民關于民主、土改和反帝的委托書。他向印第安人說：“總統府的大門將永遠向工農打開”。1934 年 7 月 1 日，他當選為總統。
卡德納斯在他的總統任內（1934—1940 年），改組了內閣、軍隊和州政府，并改變了卡列斯集團為議會多數派的局面。1936 年，卡德納斯把卡列斯及其核心骨干驅逐出境——用飛機送到美國德克薩斯。他宣布工廠主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反對成立為企業主服務的“白色工會”，不愿在“反共產主義”口號下鎮壓工人運動。1938 年春，前農業部長賽迪里奧將軍發動叛亂，卡德納斯鎮壓了叛亂者。正因為有了上述措施，改革才得以實現。
（二）土地改革
卡德納斯的土地改革措施和以前歷屆政府所進行的土地改革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敢于觸動或征收封建大莊園一部分土地，廢除了債役制，并實施了廢除封建大地產的法令。同時他也敢于觸動外國資本家的土地， 將這些土地分配給農民。他鼓勵合作社組織，建立了 1468 萬個新的集體村社。1937 年，他修改了憲法第 27 條第 6 款，規定一旦被確定為公地而征用的土地，一律禁止獲得自由權利的“保護”令狀，使個體村社的小農經濟成為村社的主要形式。
在卡德納斯土地改革措施中，有許多方面是關于農村的社會福利工作的。1937 年，政府設立了社會衛生和農村醫療部。1938 年，免費醫療的農民達 100 多萬人。
卡德納斯土地改革的突出特點是，分配給農民的土地數量大。在他任期6 年中，將近 100 萬農民無償地得到了 4500 萬英畝土地；而從 1910 年以來的歷屆政府，僅分給農民 2100 萬英畝土地。在 1935 年 5 月一次土地分配中的土地數量，就接近羅德里格斯 6 年總統任期中分配土地的數量。在維護1917年憲法運動中，卡德納斯是最認真執行第 27 條民主條款的政府領導人。盡管還有 190 萬左右的農民仍然沒有土地，盡管農村公社的土地質量不好和生產率低，但土改能達到這個水平，在墨西哥是難能可貴的。
（三）國有化運動
國有化運動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服務行業和若干企業的國有化。在工人運動的推動下，一些公共汽車公司、電車公司、面包房、印刷廠、鋸木廠、紡絲廠、制糖廠、種植園等被收歸國有而變成工人生產合作社或工農業合作社。第二，外國公司所屬的鐵路國有化。在鐵路工會的要求下，1937 年 6 月 23 日政府公布了關于把外國公司的鐵路收歸國有的法令。1938 年 5 月 1 日，政府將沒收美英公司的鐵路移交鐵路工會管理。第三，外國石油公司國有化。石油是墨西哥最重要的礦產資源，但一向為美、英壟斷資本所操縱。在石油系統工人運動的推動下，1938 年 3 月 18 日，政府把 17 家美國、英國和荷蘭石油公司收歸國有。
在國有化過程中，卡德納斯政府支持工人組織的要求，使它們簽訂了有利于工會的各種集體合同。在許多工業部門中，工人因此爭得了 40 小時工作周的勝利。政府成立勞工銀行，供給工人生產合作社的資金。卡德納斯本人多次支持工人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剝削的罷工。特別是在石油國有化運動中， 他依靠工人的支持，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排除了石油工業國有化道路上的障礙。石油工業國有化保衛了民族主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四）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的起點是掃盲教育。為了在印第安人中普及小學教育，政府專門設立印第安人事務司。政府還設立了士兵學校網，在軍隊中進行掃盲教育。到 1938 年，文盲比 1930 年降低了 14％。
政府還興辦中小學和各種職業學校，為提高文化水平和適應各種事業發展培養人才。公立小學從 1934 年的 8477 所增加至 1940 年的 13016 所。1935年，全國僅有中學 49 所。到 1940 年，增至 116 所。工業、技術和商業學校，1934 年只有 19 所。1940 年，增至 40 所。農業學校由 1934 年的 22 所，增加到 1940 年的 55 所。
（五）卡德納斯改革的歷史地位
卡德納斯在 30 年代所進行的改革，是墨西哥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改革。由于它全面而深入地實行了 1917 年憲法，因而理應被認為是墨西哥護憲運動的最輝煌的階段。就其改革的深度和民主性而言，為同時代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史上所僅有。
改革促進了經濟的發展。1935 年墨西哥有加工工業企業 4200 家，1940 年即達 1.351 萬家；而產值和投資都翻了一番。特別是紡織、建筑、食品、家具等輕工業，有了迅速的發展。
為了發展民族經濟，在 30 年代，卡德納斯實行了諸如《關于壟斷組織法》、《關于沒收法》等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法令。1937 年成立了聯邦電力委員會，對私人的（主要是外國人的）電力公司實行監督。1938 年修改的關稅保護法，禁止進口與本國產品相類似的商品（如紡織品、服裝、食品等）。
卡德納斯實行的土地改革，使墨西哥的土地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北部，大莊園的債役制殘余被廢止了。資本主義性質的集體農村公社組成了。在中部，大莊園主及其地產減少了一半，小農增加了一倍半，莊園經濟雖仍存濃厚殘余，但已失去優勢。土地改革以后，出現了以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為主的，小農經濟與封建經濟殘余并存的農村經濟結構。卡德納斯作為反帝反封建比較堅決、經濟實力相對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激進派代表人物，通過把封建莊園改造為資本主義農場和把封建大地產轉變為村社土地的方式，在農村實現了由半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
卡德納斯的改革是 1910—1917 年墨西哥革命后的一系列護憲運動的最高峰。從整個革命的進程來看，歷時 30 年的發展經歷了奪取政權和護憲運動兩個階段。護憲運動包括民主化、恢復經濟和解決所有制三大內容。卡德納斯的貢獻就是依靠政權力量，自上而下地解決了這些問題，完成了護憲運動的任務。
卡德納斯的民族民主思想及其實踐，使他成為 30 年代拉丁美洲社會思潮的代表者之一。30 年代，以阿亞·德拉托雷為代表的“民眾主義”思潮風糜拉丁美洲大陸。作為秘魯人民黨的創始人，德拉托雷在經濟上要求土地改革， 堅持發展民族經濟，同時主張拉丁美洲團結和反對外來干涉。卡德納斯的思想也屬于民眾主義范疇，但他把民主化思想深入到工人、農民的權利問題上。他改組的墨西哥革命黨擁有廣大工農黨員群眾，而且和共產黨合作。他的經濟思想，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思想，在同時代民眾主義者中間，也是突出的。在對外政策中，他維護民族獨立，反對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支持埃塞俄比亞和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可以說，在庇隆以前，卡德納斯是民眾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1940 年總統任期屆滿后，他在 1943—1945 年任國防部長，1955 年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 1959 年 1 月訪問中國，1970 年 10 月 19 日病逝。
——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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