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時政熱點：“公布作弊學生黑名單”是否妥當？
　　【背景鏈接】
　　據《東方今報》報道，河南全省2011級普通高中學生學業水平考試將于12月27日、28日、29日舉行。為了嚴肅考風考紀，省招辦將對在此次學業水平考試中有違紀舞弊行為的考生，依據有關規定給予單科或全科作廢和記錄在個人誠信檔案等處罰，并在網上向社會公布。
　　【國家公務員考試網解析】
　　學生考試作弊是一種不良行為，如果不加治理，就會敗壞學風、考風，不利于今后教學工作的開展，國家公務員考試網認為這種做法有利有弊。
　　首先，給予作弊學生單科或全科作廢和錄入個人誠信檔案等處罰都是必要和必需的，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如教育系統內部、學校內部等通報批評也是可讓人接受的。這種做法符合當前誠信社會建設而采取的通行辦法，并且從理論上講是可行的，這樣的手段與取消成績并行可進一步起到警示和遏制考試作弊的效果。計入個人誠信記錄和在一定范圍內公布通報，既起到了警示教育，又把對高中生的隱私和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和可控范圍。
　　但是如果突破這些底線，把所謂的高中生學業水平考試作弊“黑名單”在網上公布卻是不合適的，甚至還有違背國家有關法律精神嫌疑，值得商榷高中生大多都還是未成年人，把他們當中一些作弊的學生“黑名單”通過網絡公布，突破了適當適度的范圍。眾所周知，網絡具有無限傳播性，而且信息一旦傳播開來，要想收回或控制則基本是不可能的。對于考試來說，作弊的破壞性影響的確非常大，但相對于網絡公布“黑名單”對一個未成年人產生的傷害來說，后者顯得更為嚴重。
　　目前，即使未成年人犯法，還要保護他們的隱私和考慮今后的人生成長，司法審判多是嚴格采取的不公開審理，更別說把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建立“黑名單”在網絡公布。而考試作弊僅僅是學生在學習上的一種不良行為，根本算不上犯法，何至于不顧及他們的隱私和對日后成長的影響而網絡曝光？這不符合教書育人、懲前毖后的教育本質，也不符合國家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規定。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一大原則就是教育與保護相結合，其中規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國家根據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給予特殊、優先保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學校應當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促進未成年學生全面發展；對于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學生，學校和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互相配合加以管教；應當關心、愛護學生，對品行有缺點、學習有困難的學生，應當耐心教育、幫助，不得歧視；第三十九條更是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網曝高中生作弊“黑名單”顯屬不當和違法，有點予以叫停。
　　回過來再看高中生學業水平考試作弊的原因，除了平時不努力學習之外，還有對考試缺乏正確認識、社會不良因素影響、家長過高的期望、學校評價手段單一、虛榮心理、不勞而獲心理影響等。因此，治理考試作弊，適當的懲戒很重要，但誠信教育不能僅在事后找補，而是要從考試前做起，如加強思想教育，端正考生對考試的認識，同時改進教學方法，改革考試制度。
　時政熱點：“學歷查三代”之深思
　　【背景鏈接】
　　12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近日有女博士因本科“出身不好”在招聘中“被出局”。 其實，如果以“博士”和“第一學歷”這兩個關鍵詞在搜索引擎中查找，就可以發現早在好幾年前就有博士畢業生由于“第一學歷”的“上不了臺面”而在求職中遇到困難的案例屢次出現。此舉被戲稱“查三代”，有歧視之嫌。
　　【解析】
　　在招聘過程中，使出帶有歧視性的手段——“學歷查三代” ，招聘單位不可謂不用心良苦。我們認為這種“篩查”、“倒查”的程序不一定能篩選出具有創造性、開拓性的人才。
　　“學歷查三代”仍是一種靜態檢查和篩選，是一種傳統人才考評機制，是一種慣性的書面考評。我們得到的諸多評價信息，仍是既定的封閉的單向度評價，比如畢業學校、考試成績、獲得的榮譽等。
　　而真正的人才僅僅具備這些元素是不夠的，更應該具有較好的協調能力、較高的情商和平和的心態，以及顛覆性的創造力。這才是未來人才最應該具備的潛質。有了這些潛質，就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引領出與眾不同的嶄新氣象，就算是這類人才沒有輝煌的名校畢業證書，沒有高學歷頭銜，畢業于一般性學校，也仍然值得推崇、欣賞。
　　因此要樹立這種注重實績和創造成效的人才觀念，說起來容易，卻不容易做到。特別是當下的人才選拔，很注重學歷達標，為此，我們規定了很多死框框，而對實踐性和創造性重視度不高，讓人才選拔的“創造本位”受到極大抑制和捆綁。很多創造型、技能型人才，因為不具備相應學歷和某些條件而失去了制度認同、發展機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我們將“創造本位”喊得再響，將“學歷查三代”做得再踏實，也很難將真正的創造性人才“篩”出來。
　　英雄不問出處，學歷只能代表過去，學習能力才能代表未來，少一些“學歷本位”，多一些“能力本位”和 “創造本位”，將“相馬”改為“賽馬”， 改“篩”為“賽”，將人才拉出來遛遛，在工作實戰中真刀真槍、比試比試，“學歷查三代”的尷尬才有望得到糾正。
　時政熱點：“誠信雞蛋哥”詮釋誠信
　　【背景鏈接】
　　12月30日，在河南鄭州市豐產路和政七街交叉口附近,有一位中年男子每天都會拉上一面包車雞蛋在此守候。據了解，他原來的店鋪拆遷了,他擔心拿著店里雞蛋票的顧客找不到店家著急,因此在店鋪舊址一等就是三個月。
　　這位被網友熱議為“誠信雞蛋哥”的中年男子名叫任慶河，河南汝州人，8年前到鄭州租房開店。三個月前由于市區整頓，他的店鋪被拆除。為了兌換之前預售出去的 雞蛋，他每天上午八點到下午六點都會在此等候，為顧客兌換雞蛋。就這樣一等就是三個月。任慶河說，現在雞蛋已經兌換了一多半了，還有兩千多斤沒有兌換完，他將等到最后一個顧客兌換完。
　　【考點點撥】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道德建設的 重要內容，也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支撐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作為促 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協調發展的紐帶和橋梁， 在呼喚人們的良知，強化社會公德，增強守法意識，減少社會公害，提高文明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在一些領導干部中誠信道德嚴重 缺失，突出表現為：在工作上，作風漂浮、弄虛作假，在群眾面前，說一套做一套，知行不一、言行分離。這些誠信道德問題的存在一方面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另一方面造成社會誠信道德的喪失。因此，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提高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就必須大力推進領導干部 的誠信道德建設。
　　“誠信雞蛋哥”這種看似平常的等待卻表現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這種良好的優良品質，同時更為現在的教育事業樹立了一個良好的 典范。他感動的不僅是一個個來兌換雞蛋的人群，還會成為一個可以讓誠實守信、守法經營因子可以良好傳遞下去的“信號”。一個城市終將因為一個個“誠信哥” 的出現，而變的更加美麗。
　　【點評】
　　“誠信雞蛋哥”這一誠信之舉，必將給全國誠信建設，提升全民族道德素養帶來心火燎原之勢。誠信是一個人的道德品質更是內心準則，是一個企業的形象利益更是社會責任擔當，是一個國家執政的公信力的更是強國策略。
　時政熱點：“闖黃燈”引來爭議
　　【背景鏈接】
　　從1日零點起，被稱為“史上最嚴交規”的修訂版《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和《機動車登記規定》正式實施。新規加強了對闖信號燈的處罰力度，其中，“闖黃燈扣6分”的規定這兩天引來網友吐槽。(1月3日《新京報》)
　　【解析】
　　一項新規推出引發爭議，是很正常的。特別是當這一新規，不僅相對以前有著很大突破，而且影響者眾多時，引發爭議更是必然。針對“闖黃燈扣6分”引發的爭議，公安部也回應稱，“新交規實施首日多地事故大幅下降”，并表示，“對一些網友反映的交通信號設置問題，公安交管部門將認真聽取意見，積極采納、不斷改進”。這一態度值得肯定。
　　每一個批評的聲音都值得尊重，特別是很多人聯系自身、直言不是，很有啟發性。以自身視角看待問題，能夠見人之所未見，但也可能陷入利益偏見。當前對闖紅燈的爭議就是如此。
　　每一項新法的實施，由于改變了以往的權利義務配置，都會給人們帶來某種“不適應感”，就像新車上路一樣存在磨合期，包括民眾情感上的認同磨合。度過這種磨合期，不僅需要充分的法律普及教育和民眾的自覺守法意識，也需要執法部門充分的信息公開與溝通，通過更多合法合理性闡釋，讓公眾盡快認同新規則。
　　任何法律都需要被尊重、被服從，尊重與服從的前提是法律本身獲得廣泛認同和正確理解。對交通法規的實施而言：尊重法規，就是尊重生命;交規嚴一點，生命便更有保障。為此，向社會公開“闖黃燈受罰”立法的過程信息，充分闡釋部門規章形成的價值取向與目的初衷，引導民眾正確理解部門規章的立法精神，消除人們對執法的不必要擔憂，是盡快度過磨合期的重要工作。
　　當前，新交規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人對涉及自身權益的規范“拍磚”，有人從合法性角度“吐槽”。說穿了，多數司機對闖黃燈罰則的不滿，是擔心沒有技術條件支撐，這項規則執行起來會大打折扣。新交規對遮擋號牌、臨時號牌等都很嚴格，但公眾唯獨對闖黃燈頗有微詞，這在提醒交管部門，實施這項規則之前，做好技術支持，法規執行才更具正當性。
　　保持充分的信息溝通，妥善解決執法中出現的新問題，才能順利度過新交規的磨合期，最終步入公共交通的法治之道。
　　放下偏見，到路上走一走，會有更多的發現。在車水馬龍的紅綠燈口，時常見到行人被堵在中心，猶如汪洋中的一葉小舟，著實讓人心驚肉跳。是這些行人都不遵守交通規則嗎?恐怕不盡然。一些車輛“闖黃燈”，是交通路口出現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專家稱，“在國際上，黃燈警示的作用非常明顯。在國外的交通文化中，車輛到路口就自然減速，保障行人的絕對路權”。然而，環顧周邊，又有多少司機養成了路口減速的習慣?
　　從行人視角出發會發現，當前對于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駕駛文明缺乏，對黃燈認識模糊。黃燈本來是一個“緩沖期”，可現在反倒成了一個“加速期”;本來黃燈是在提醒駕駛人“慢點再慢點”，可現在駕駛人自我暗示“快點再快點”，由此造成了一個又一個安全悲劇。有人稱，“如果闖黃燈也罰分，黃燈就失去意義了”。但也應反過來想想，如果黃燈不能起到應有的緩沖作用，反倒成了安全殺手，那要黃燈又有什么意義?
　　汽車社會的到來，不是讓人成為汽車的配角。人是發展的全部意義所在，也是汽車社會應當遵循的基本規律。相對于人，汽車永遠都是工具;相對汽車，人永遠都是根本。對待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交通文明缺失是最大的現實，維護交通安全是最大的任務。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這一最大現實，致力這一最大任務的實現。
時政熱點：千年鳥道成“不歸路”
　　【背景鏈接】
　　日前，網上熱傳一部12分鐘的紀錄片《鳥之殤!千年鳥道上的大屠殺》，披露湖南江西部分地區大規模捕殺候鳥行為，使得“千年鳥道”成了候鳥葬身之地。“這本是一條穿越饑寒，尋找溫暖的路，現在卻成為無數鳥類的不歸路”，“因為在這里等著它們的有火槍、鳥銃、竹竿、大網，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這是一場持久屠殺”，紀錄片片頭語這樣說。
　　據報道，全球每年有數十億只候鳥進行洲際遷徙，在8條遷徙路線中有3條經過中國。而湖南的這條“遷徙通道”，就是候鳥從中部路線南遷的必經之地。這條位于湖南的千年鳥道正在遭受來自人類的劫難，為了利益，當地人正在屠殺過往的候鳥賺錢。由于捕鳥者眾，在“鳥多的時候，打下來的鳥像下雪一樣”。在當地有的村落，一年捕獲的南遷候鳥就高達150噸以上。
　　這部紀錄片播出后，引起國家林業局的重視，2012年10月25日，國家林業局在其官網發布緊急通知：“當前正處于秋季候鳥大遷徙時期，有跡象表明，亂捕濫獵候鳥等野生動物的違法行為有抬頭趨勢，嚴重威脅候鳥遷飛安全，危害保護成果?！币髧婪纴y捕濫獵候鳥等野生動物，防范大肆破壞候鳥等野生動物資源現象再度出現。
　　【標準表述】
　　[深入分析]
　　我們經過分析認為，“千年鳥道”淪為“死亡之路”，一是要歸罪于當地百姓鳥類保護意識極度匱乏，以傳統陋習為“美”，抵擋不了舌尖上的誘惑。在湖南桂東、新化、新邵等縣自古有狩獵傳統，許多人認為活鳥的血和肉可大補身體，因此婦女懷孕期間，每周都要吃上幾頓鳥肉，小孩斷奶后第一頓飯“開齋”就是吃鳥肉、喝鳥湯……因而捕鳥之風盛行。如此風俗，與人類社會的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二是要歸罪于當地職業捕鳥人利欲熏心。在他們眼中，萬鳥齊飛不是壯美的圖景，而是可觀的利益?！傲璩繒r分，燈光從無數山頭亮起，束束藍光直射空中，一場殺戮殘忍展開”，有暗訪記者稱，“拍過那么多場明星演唱會，卻從沒見過如此壯觀的燈光”。這些職業“殺手”之所以頂風作案，視法律如無物，皆因獲利豐厚，據說有些職業捕鳥人一晚上收入近千元!在無辜的生靈面前，人的殘忍和貪婪暴露無遺。
　　三是要歸罪于相關部門監管的缺失。一方面體現在行政管理上：羅霄山脈屬于三省交界的地方，屬于一個三不管的地帶，林業部門說我們管理的成本太高，人員太少;公安部門說我們的經費不足，甚至這些獵殺者都帶著槍我們也不太好管。但是在這種所謂的三不管背后，實際上是一種責任的推卸，一種管理職能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層面的缺失，《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早就有非常多的規定，像非法捕殺、出售或者收購、運輸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都是要到受到法律上的嚴處的，情節嚴重的可能判的刑還比較長。但是為什么我們在地方執法過程當中，特別在法律層面的落實上，沒有讓那些捕殺者付出應有的法律代價和法律成本，這一點值得我們去反思。
　　[危害]
　　半路截殺候鳥，會破壞業已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生態失衡，將會使得候鳥棲息地尤其是生態旅游目的地多年后無鳥可棲;而且鳥類對農林牧業有積極作用，候鳥種群被過度捕殺會引發蝗災、農藥泛濫等次生災害;此外，因為候鳥并不是中國的，需要國際共同保護，中國需要承擔重要使命。故而，必須遏制“千年鳥道”上的捕殺行為。
　　[措施]
　　我們認為，無論從保護生態環境的“公德”考慮，還是從維護地區發展的“軟實力”出發，地方政府都需要對此引起重視。
　　一是要強化林業、工商等部門的監管職責，從源頭和市場兩個方面共同治理，并建立起跨省份、跨地區的保護網和協調機制。不能上山，就無法打鳥，而沒有買賣，就沒有殺戮。為此建議，將保護候鳥納入獵殺候鳥地區的政府考核，與主要領導干部的政績掛鉤，從而給候鳥保護劃上“硬杠杠”
　　二是要提高行政處罰的力度，讓職業捕鳥人得不償失，從而不再不畏法、不惜生地鋌而走險。湖南省林業廳“關于禁止獵捕野生鳥類的通告”一年前就發布了，因為一改過去多“行政處罰”到“獵捕20只都將予以刑事立案”，該通告被認為是“前所未有的嚴厲”，但就是這樣的通告和上百年的傳統與巨大的經濟利益相比，威力并不大。如何提高法律法規的威懾力，當是下一步要考慮的。
　　三是要保護候鳥賴以生存或短暫停息的棲息地，保護好候鳥遷徙的路線，給候鳥的遷徙提供一個良好的空間。愛護一草一木，保護綠地和濕地，減少環境污染，減少人為活動，為鳥類和野生動物創造良好的生存和生活空間;
　　四是要自覺遵守保護野生動物的法律、法規，及時舉報并制止非法捕捉、傷害鳥類和野生動物的行為，堅決與各種破壞鳥類和野生動物資源的違法行為作斗爭。
　　五是要通過政策法規宣傳愛護鳥類和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意義，提高老百姓保護候鳥的意識，從根本杜絕捕食候鳥。
　　總之，保護候鳥需要有更多的愛鳥人士、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民間組織，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政府部門的有效執行才是保護的中堅力量;并且不是單個部門孤軍作戰，而是農林、工商、公安等多個部門之間形成合力。要想打擊捕殺候鳥現象，不但要進行重點區域巡護、加強教育并發動當地民眾、加大打擊非法捕殺人員力度，還要打擊買方市場，從源頭上杜絕食用野生鳥類的需求。
時政熱點：合法收養孩子有多難
　　【背景鏈接】
　　2013年1月4日清晨8時許，河南蘭考縣一收養孤兒和棄嬰的私人場所發生火災，目前已造成7名孩童死亡。據悉，袁厲害多年來一直在蘭考縣人民醫院門口擺攤賣東西，以收養棄嬰和孤兒出名。然而袁媽媽收養棄嬰的義舉卻被地方政府相關部門認為不合法，這不得不讓人警醒與深思。
　　【標準表述】
　　[原因]
　　其一，中國孤兒數量龐大，且孤殘兒童多。中國存在著龐大數量的孤兒。僅就民政部門的統計數字，到2010年，在中國弱勢兒童群體數量中，孤兒人數已經達到了71.2萬。需要補充的是，民政部門的統計人數并不全面，因為還有眾多的“黑戶”孤兒并沒有納入統計。實際上，真實的孤兒人數恐怕遠超71.2萬這個數字。
　　其二，龐雜的手續和高昂的收費抬高了收養孤兒的門檻。中國雖然孤兒多，但想要收養兒童的家庭也不少。不過，在中國想要收養孩子還有幾條硬性指標和一些“潛規則”，必須滿足了才能收養。根據1991年頒布的，1998年修訂的《收養法》規定，收養人應當同時具備下列條件：無子女；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年滿30周歲，未患有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這幾項指標本意是使收養家庭能給孩子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但由于在執行層面是由民政部門自辦自管，就出現了很多問題，在不少地方，收養甚至成了赤裸裸的買賣?？傊?，政府部門工作效率、服務態度的不盡人意，收養程序的繁瑣，收養過程的費時耗力等等不便因素，導致了合法收養舉步維艱。
　　其三，立法不健全，政府對很多孤兒“無能為力”。在中國，目前甚至還沒有一部統一的《兒童福利法》。相應地，沒有單獨的兒童福利立法，也不會有專門的兒童福利財政預算體系。沒有錢，各級政府“自然”也就對兒童福利“無能為力”。
　　[措施]
　　求解之道，當然在政府。讓每個來到世上的生命都能享受最低的生存保障，只有政府有這個責任，有這個能力，有這個機制。單個棄嬰孤兒的救助，可以依靠公民的良知。一旦達到一定規模，就必須有制度的救助。在我們的制度設計里，早已有這種救助模式。但在制度執行中，不能讓它打了折扣。
　　因此，國家公務員考試網專家建議：
　　一方面，撫育孤殘兒童，政府的責任是兜底。我們在這方面欠賬還太多，需要建立強大的國家福利體系。也就是說，政府起碼要保障孤殘兒童的生存權、健康權。但從兒童的長遠成長看，最好的方式還是家庭收養，家庭是社會最基本最穩固的單元，相比公共和社會福利機構，家庭能夠為孩子身心健康創造更好的條件，培養他們的基本人倫情感。所以說，并不是國家福利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才鼓勵家庭收養，減輕國家負擔，而是要雙頭并進。
　　另一方面，要加強引導與促進社會力量，營造濃厚的制度氛圍。目前要想順利合法收養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于保護兒童的嚴格要求，以及受到以計劃生育為代表的人口政策影響，我國目前在收養條件與程序上的限制較為繁瑣。因此，我們要適當放寬此種條件限制，讓有意愿也有條件的家庭可能放棄收養孩子。與此同時，財政投入與法律、行政層面的鼎力支持也都不可或缺，從制度和操作上都應該最大限度創造條件鼓勵社會力量的加入。
時政熱點：器官自愿捐獻道阻且長
　　對器官分配程序公正性的懷疑，阻礙了更多人認同和參與器官自愿捐獻。衛生部門正在建設器官分配機制，以打消公眾的顧慮。不過，在中國文化背景和誠信環境下，制度化的器官自愿捐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久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親自站上手術臺，為17歲女孩吳華靜實施器官捐獻手術。
　　廣東英德女孩吳華靜因車禍于11月20日被診斷為腦死亡。吳華靜生前學習醫護專業，一直有捐獻器官的愿望。父親向醫護人員表達了吳華靜捐獻器官的愿望，隨后替女兒簽署《器官遺體捐獻同意書》。
　　吳華靜的肝臟捐給了一名41歲的普通物管員，兩個腎臟捐給了兩名晚期尿毒癥患者，眼角膜也捐給了兩名亟待角膜移植的患者。
　　手術后，黃潔夫帶領醫生向吳華靜的遺體鞠躬致敬，這一瞬間被照相機定格，繼而被媒體廣為傳播。吳華靜捐獻器官的舉動被高調宣傳，背后是中國衛生部門推動器官自愿捐獻的迫切心情。
　　黃潔夫在廣州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明年春節后，中國將在全國鋪開器官捐獻分配和共享系統?！彼瑫r預測，中國人體器官移植將在一至兩年內取消對死刑犯器官捐獻的依賴。
　　看上去，中國器官移植將進入新的時代，但如若自愿捐獻的種種阻礙無法消除，部長的愿望恐還難以實現。
　　【你愿意捐獻器官嗎?】
　　2012年12月1日，15歲紹興女孩孫宸的父母，面對女兒突發腦淤血，并已經處于腦死亡狀態的診斷，在紹興縣中心醫院行政辦公室里，簽署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捐出女兒的一肝、兩腎、兩個眼角膜。
　　采訪中，孫宸的父親孫國祥含淚表示，自己的女兒在生病期間，受到了社會上愛心人士的幫助，所在的學校師生也自發進行了捐款，他希望通過器官捐獻的方式，幫助女兒回報社會。
　　繼吳華靜之后，孫宸的感人之舉，再次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不過，相對于器官移植巨大的需求量，自愿捐獻者還是太少。
　　近期，某知名論壇上出現了一篇名為《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愿意捐獻器官嗎?》的帖子，在此帖的回復中，記者看到，表態的人群里，同意與不同意者幾乎各占50%。
　　在不同意的人群里，很多人講到不同意的理由并非是傳統觀念束縛，而是對醫療部門等機構的不信任所致。很多人擔心無償捐獻的器官會成為醫療部門斂財的手段。網上一位30多歲的白領表示，她十分愿意捐獻自己的器官，可是她擔心“器官捐獻后會被權貴使用，而不能幫助最應得到幫助的人”。
　　器官捐獻的前提是對腦死亡標準的認可，但不少人對腦死亡標準的執行，也心存疑慮。
　　吳華靜手術主刀醫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主任醫師、教授霍楓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告訴記者：我國法律將心臟死亡作為死亡標準，絕大多數公眾也只接受以心臟停跳為標準的死亡標準，因此許多人對于在患者腦死亡狀態下撤除生命支持系統，等待其心臟停跳后摘取器官的做法，感情上難以接受?！昂芏嗳藢τ谔幱谀X死亡狀態的患者也心存幻想，希望能出現起死回生的奇跡。而事實上，判定患者腦死亡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診斷過程，需要專家遵照醫學標準，確定生命無挽回可能，才可以宣布一個病人為腦死亡。從這點上來講，并不存在斷送一個尚可能存活的患者生命的情況?！?br/>　　【分配透明靠機器解決?】
　　中國器官捐獻供需比為1/150，歐美國家的器官移植也一樣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不同的是，以美國為例，器官資源共享網絡UNOS系統在其國內家喻戶曉，其公平、公正、公開的分配的方式，也被公眾廣為認同。
　　讀過《喬布斯傳》的人，都會對書中喬布斯等待肝源的一段記憶深刻，喬布斯本人生前也曾在公開場合提及：“2009年加州有逾400名病人在等待肝源中死掉，我差點成為其中一員?！逼鞴倬璜I供需之間的巨大落差，成為阻礙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美國的UNOS分配系統也存在可以人為調整的余地，比如《喬布斯傳》中提到，由于加州肝臟源并不充足，醫生建議喬布斯去田納西州孟斐斯接受肝臟移植手術，那里可供移植的肝臟供求比例比加州高，喬布斯也因此及時獲得可供移植的肝臟。但這種調整大體上是被公眾接受的，絕大多數公眾認可這種分配模式。
　　借鑒歐美國家的器官分配經驗，作為國內第一家使用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的醫院，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創造了國內首例使用該系統進行器官分配和首次將公民捐獻器官錄入該系統進行分配的兩個里程碑。
　　談到該系統分配器官的原則，霍楓告訴《新民周刊》，同美國UNOS系統相似，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的分配標準，也是按照等待者疾病危重程度、等待時間長短和區域優先三條標準進行分配的，該系統的設計讓人沒有可以作弊的余地。
　　說到該分配系統的嚴密性，霍楓進一步向記者解釋：每一個器官只要被輸進系統，就會按照之前提到的三個衡量標準，自動分配在分值最高的病人身上，分配結果一旦生成，醫院就必須按照分配結果，給相應病人做移植。除非遇到病人自己拒絕接受手術的情況，這個分配結果才允許被改變，器官信息才可以再一次進入系統，分配給分值排在第二位的患者。
　　“這個過程無法人為操作，即使是器官獲取組織的相關工作人員，也無法在系統上看見等待接受者的名單，只能看到接受者的代碼，這種代碼是無序的，只有點擊確認鍵之后，系統生成器官分配確認書，病人具體信息才在確認書里公布。”
　　對于部分人擔心醫院不經過分配系統，私下將捐獻器官分配給患者的疑慮，霍楓強調：“這種現象會受到國家衛生部門的嚴厲處罰，甚至可能取消違規醫院的器官移植資質。”
時政熱點：學生體質普遍下降之深思
　　【背景鏈接】
　　體育，本是育人的重要載體，但在一些高中，卻是可有可無的“配角”。重文化課成績而輕體育，在高考的指揮棒下，體育之精神與孩子漸行漸遠。關于學生體質持續下降的冰冷數字，更加劇著人們對于國家未來的擔憂。
　　【解析】
　　我們認為影響學生體質健康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構成了學生體質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
　　1.社會因素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國際全球化、經濟一體化趨勢更為明顯，人類進入了信息化時代。隨之人類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質的變化，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促進了人民生活的顯著改善，在物質生活富足、體力勞動減少的同時引發了人類共同面臨的健康問題。人口壓力較大，就業競爭激烈，視教育為考大學，視考大學為改變命運和生活的唯一出路，使多數年輕人忽視體質健康。在這種大的社會背景下，在這樣的觀念和社會現實里，學生體質健康水平下降的誘因已深深埋下。
　　2.教育因素
　　改革開放，特別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到2006年底，義務教育階段“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98%；全國高中階段教育發展較快，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59.8%；高等教育穩步發展，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2%。素質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全面實施，高等教育加強質量評估與管理。但是，教育整體改革推進卻舉步維艱，在高舉素質教育大旗之下，中、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推進緩慢，導致應試教育在實際中轟轟烈烈，越改越執著；整體上教學、考試、招生等人才培養環節不能與素質教育理念相匹配，再加上教育經費在不斷增長中仍難以滿足實際的需要，教育發展不均衡等造成優質教育資源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引發大家競相爭奪優質教育資源，擇校而讀，拼命而考，舉全力考名校、名專業。在這種教育環境下，造就了校長、家長、學生惟考定終身，課業負擔過重，學生根本無暇顧及其他。
　　3.體育因素
　　多年來，我國體育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競技體育為國人贏得了榮譽，振奮了民族精神，凝聚了人心，提升了國家國際地位和形象，群眾體育也逐步得到普及和推廣，目前全民健身計劃已到第二階段。特別是2008年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給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更有力的推動，使體育工作得到了全面發展。但是，相對而言，群眾體育投入不足，特別是對全民健身計劃中明確規定的青少年重點對象更是關心不夠。在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中本身就存在重競技、輕群體的現象，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更強化了這一現象。
　　4.校長因素
　　學校校長既是教育政策的落實者，也是教育方案的策劃者。學校校長的教育理念決定著一所學校的方向，校長對教師有人事決定權，決定體育教師編制配置，對學校經費有支配權，對辦學有決策權。所以，學校校長重不重視學校體育工作，關不關心學生的身體狀況，直接影響著學生的體質健康水平。但是，學校校長在明了國家教育政策的前提下，面對現實社會時，國家教育政策的落實就顯得蒼白無力了，校長不得不按照現實來運行學校的管理。在一次組織對中小學校長調研中，校長們普遍反映，要辦好學校，要辦出名校，就得提高學校的升學率，這樣學校才有生命力，學校也才會有更多的經費保障。而學生的升學率除了吸引、招收優質的生源外，就是要加強教學質量，提高教學效率。一些校長則會下令延長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取消沒有列入升學考試內容的學科，減少不重要學科的設備和教師編制，舉全校之力保證學生考試科目的學習，為學校創設高分、高升學率的品牌。在這些校長領導的學校里，學生課業負擔明顯加重，學習時間延長，體育課被削減，體育活動場地設施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體質健康別說得到增強，不被徹底損害就好了。
　　5.家長因素
　　在一次對家長的調研訪談中，發現學生家長對孩子的學習非常關心、高度重視，“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期望普遍存在。由于家長感受到社會、生活的壓力，為了孩子在將來不受此種壓力，他們一定要讓孩子好好學習，考上好大學、好專業，將來找個好的工作，孩子的生活才會幸福。在這種邏輯下，家長強迫孩子放棄其它活動的時間，尤其是參加體育活動的時間，一心一意搞好學習。在家長的認識中，孩子只要沒病就是健康，只要正常能行走就是體質沒問題，即使有了病，也沒什么大關系，看醫生就可以了。如果眼睛近視了，那就配眼鏡，也沒把近視看作是什么大的問題。在課余、周末、假期，家長讓孩子參加各種學習班，更加重了孩子的負擔。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目前學生家長關心孩子的健康，但認識是有局限的，他們更擔心的是孩子的學習。所以讓孩子利用一切時間來學習，從來沒有把孩子身體的長遠發展與規劃孩子學習同等看待。在這樣的學生家長引導下，學生們一門心思只顧學習，沒有時間進行體育活動，久而久之，體質健康水平就會下降。
　　6.學生因素。
　　在社會、教育、體育、校長和家長的影響下，學生被迫每天超長時間進行學習，而留作其它活動的時間卻少得可憐。學生在外在壓力下，每天疲于奔命地學習和接受各種重智育、輕體育意識的灌輸，再加上獨生子女怕苦怕累的問題，形成了學生群體獨有的生活習慣，既沒時間去運動，也基本上不喜歡運動，更怕繁重的體力勞動。在課業負擔過重、睡眠不足、營養過剩的情況下，學生體質健康水平只能下滑。
　　學生體質健康水平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復興大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幸福，所以切莫等閑視之，全社會要積極行動起來，為全國3億多青少年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提高共同努力。但是，也要清醒認識到學生體質健康下降的社會、教育、體育、校長、家長、學生等各方面因素造成學生課業負擔超重，運動不足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建議從長遠著眼，改革高考制度是提高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根本。當前首先要加強宣傳，積極營造關心學生體質健康的社會氛圍；其次要深入貫徹落實中央7號文件精神，全面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切實改革體育課程，以提高學生體質健康為基礎來設計課程方案。
時政熱點：慈善提成
　　【背景鏈接】
　　12名員工在4年多時間募集了2364萬元的善款，這樣“瘋狂的高效”曾讓浙江金華的網絡慈善平臺施樂會廣受贊譽。施樂會在求助者和捐助人之間搭建平臺，承諾“每筆善款，100%到達受助人的手中”。不過，當施樂會“每個社工可以從每筆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為報酬”的消息一出，上述承諾被網民指責為“騙捐”伎倆。這個網絡愛心互助平臺也因此遭受質疑。有網民指責是“騙捐”，認為有違慈善本質；有人則認為可以規范完善，但不應該一棍子打死。
　　【標準表述】
　　[深入分析]
　　在中國現行的慈善體制之下，以及公眾對慈善機構的認知之下，網民的質疑有著相當的合理性；兩者之間之所以對此事表現出如此完全相對的看法，關鍵在于慈善機構在走職業化路子時缺乏信息公開；而公眾則對慈善過于糾結于傳統慈善倫理，忽略了慈善的目的。
　　由于國內慈善事業體制的特殊性，慈善往往具有半政府化甚至政府化性質。在此體制下，慈善機構在善款的使用上，很多時候都是由地方政府相關部門進行最終落實，相對而言，許多善款到位成本都被地方相關政府部門以公務成本消化了。但對于公眾來講，公眾普遍不認同慈善機構的運作成本，是基于慈善“官辦”的一貫認知――善款落實成本應當是公務成本。
　　但善款落實成本不應是公務成本，況且，由于現代慈善事業對于職業化、專業化、非行政化的要求，一些職業化慈善從業人員、為慈善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的機構與人員，都毫無疑問應當享有其職業酬勞或傭金；職業從業者進行各種慈善實務，要產生許多工作成本。這些酬勞、傭金、成本從何處出？如果慈善機構永遠只依靠志愿者做慈善實務，這當然好辦；但只要走職業化、專業化路子，這些問題就無法回避。
　　而另一個問題在于，公眾對所有的慈善從業者都以“志愿者”的標準進行要求，“無愛心，不慈善”，“無實力，不慈善”似乎已成共識。但這種“共識”，只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初級慈善認知，是一種初級階段慈善水平的認知。要在現代慈善事業中實現慈善的高效率運作，缺少職業化隊伍和專業化運作是不可能的。施樂會的做法，應當是一種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探索，不能簡單地以“騙捐”概之。在“郭美美”、“盧美美”等事件之后，慈善機構的信譽嚴重受損，兼之公眾在現行慈善體制下對現代慈善事業的認知偏差，慈善機構的“善款提成”被質疑實屬正常。而在這一過程中，施樂會缺少有效的信息公開機制――這也是當前國內慈善機構的通病――只是埋頭于“模式創新”之中。雙方在相關信息上的不對等狀態，很自然地成為點燃火藥桶的引線。彌合雙方差異的關鍵，還是在于慈善機構自身加強信息公開透明度，坦率地把職業化、專業化過程中的問題擺在桌面上；而對于公眾來說，恐怕更多的是摒棄單純的慈善倫理，把眼光放在慈善事業的實效上來。
　　[措施]
　　在當前這種情況下，要加強慈善信息公開透明度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解決認識問題。當前慈善信息公開透明已經不是做與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加快做、如何做好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下大力氣解決慈善信息公開透明問題，就難以提高慈善組織的社會公信力，也就難以促進我國慈善事業邁上新臺階。
　　二是解決方法問題。通過社會組織的年檢制度和評估制度，尤其是規定基金會必須在指定的媒體上公布年度工作報告，有力地促進了慈善組織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應繼續堅持。同時，還要進一步制定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開的相關辦法，以進一步滿足社會對慈善信息公開透明的要求。
　　三是解決能力問題。公益慈善信息公開透明是一項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工作，需要慈善組織和從業者隊伍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要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幫助慈善組織打造一支具有專業素質的團隊，提高其包括籌資能力、管理能力、運作能力、服務能力以及宣傳和信息公開能力的建設水平，這是提高公益慈善組織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保證。
　　同時還要培育發展第三方組織評估機制建設，制定評估規程和評估指標，及時發布評估結果。繼續推動社會監督的制度建設，加強對慈善組織的法律監督、行政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逐步形成自律機制和監督管理機制，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
　時政熱點：政府應確保棄兒免受二次傷害
　　【背景鏈接】
　　5兒童垃圾桶里死亡事件剛過去不久，蘭考火災又導致7名棄兒死亡，重復性的慘劇暴露出兒童福利的脆弱不堪。無論是流浪兒童還是被收養的棄嬰，在缺乏嚴密規范化的制度保障下，他們的生命健康權利很可能因各種紕漏陷入危險困境。
　　【熱點時評】
　　責任的判定與追問是對死者的告慰。任何一個悲劇，如果它背后的普遍性規律沒有被發掘出來，其教訓就不可能真正被后人吸取，造成悲劇的普遍性病灶就難以被徹底根除。從這個意義上看，蘭考火災觸及的不只
　　是人性的本能與政府的懈怠，更有隱含在現實生活中帶有普遍性的因素。
　　沒有數據顯示到底有多少棄嬰被收養，根據我國每年出生嬰兒缺陷率高達13‰—14‰，以及棄嬰收養已占所有收養80%以上，這一數字應該不少。有記者就發現，蘭考還存在其他一些民間收養棄兒的家庭。巨大的棄嬰和孤兒群體，需要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社會力量共同救助，其中的責任劃分、執法監管、程序規范、條件保障等等，都有待人性化的制度作支撐。
　　遺憾的是，面對大量棄
　　嬰事實收養現象，我國棄嬰收養制度和兒童福利立法嚴重滯后，相關保障設施和專職機構及其監管職責近乎空缺。收養法為倡導社會愛心、為國家分擔負擔，特別規定收養孤兒、殘疾兒童或棄嬰可不受“收養一名的限制”，但這種鼓勵公民收養棄嬰的立法，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造成棄嬰收養主體不合格、程序不規范、撫育不達標、監管不及時等問題。
　　在規范不清晰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棄嬰收養往往采取默許或放任態度。如此次事件中，之前16名棄嬰
　　被袁厲害收養后又送人，民政局對這些孩子的下落不知所蹤，對存在爭議的收養人是否賣嬰牟利也不作調查，缺乏基本的監管；袁厲害收養的棄嬰死亡率高達30%，折射出政府資助和福利保障嚴重缺失。
　　因此，破除悲劇的體制性缺陷，必須盡快建立科學的棄嬰收養制度，立法確認兒童的福利待遇，依法規范民間棄嬰收養各方的權利義務，確立政府部門嚴格的監管體系，以確保那些被拋棄的嬰兒不再受到“二次傷害”。

展開更多......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