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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隋朝統一帝國的再建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 、隋朝的建立和統一
1.隋朝的建立
周武帝時，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其國力逐漸增強。577年，滅掉東鄰的北齊，統一了中國北方廣大地區。但是，周武帝英年早逝，其子周宣帝在位不到兩年病死。繼立者是年僅 8 歲的周靜帝，無執掌國政能力，外戚揚堅遂控制了朝廷大權。
在楊堅短暫的攝政期間，為了消滅阻礙他建立新政權的力量，他采取了極為慘酷的手段，清除了對他進一步篡權造成威脅的宇文皇族的九個親王，宗室幾乎被殺光，并消滅了擁護北周政權，反對楊堅專權的其他幾個地方軍政長官。
581年，楊堅在各項準備就緒后，廢周靜帝自立，改國號為隋，改年號為開皇，仍以長安為都城，楊堅就是歷史上的隋文帝。
2. 隋的統一
隋朝建立以后，首先發展內部，并設法解除塞北游牧族突厥人侵擾的后顧之憂。經過七八年的準備，開皇九年（ 589）正月，滅掉陳朝，最終統一中國，結束了自東晉以來270多年的分裂割據局面，重建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隋朝之所以在較短時間內統一全國，其前提條件有幾個：①首先雙方力量強弱懸殊。②其長期戰亂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社會各階層迫切要求統一安定，統一乃大勢所趨。③隋文帝在北周基礎上，繼續推行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改革，使國力日益壯大，而陳朝統治者不理朝政，整日沉醉于酒色詩歌中，國力日衰。
統一的意義不僅在于再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為國家的統一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有利于全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識的形成，這同樣具有深遠意義。正是在隋朝統一的基礎上，唐朝才獲得了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發展。
隋朝為鞏固統治而進行的改革
隋朝立國時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1.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
首先，隋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是以楊氏為代表的漢族關隴士族集團和漢化的鮮卑族大貴族、大官僚。關隴貴族與其他世族之間有矛盾。
其次，原山東和江南士族門閥雖失去了在中央的權勢，但是，他們在地方上還有很大權勢和影響。在庶族地主經濟力量逐步增長以后，他們與整個世族之間產生矛盾，因此，最高統治者不得不逐步吸收庶族地主參政，以限制世族地主的特權，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此外，不同民族之間，文官與武將之間，不同地區之間，都不同程度地潛藏著對抗因素。
2. 地方統治秩序的混亂
南北朝幾百年的爭戰過程中，郡、州數量急劇增加。州郡多，不但支出多，百姓負擔重，而且，地方政區的混亂支持不了中央集權。因此，大力合并州郡，就成為大勢所趨。
3. 意識形態的多元化
儒家思想自漢代獨尊儒術以后，其政治思想、價值觀、習俗和禮儀等，對維護大一統一封建王朝統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自東漢以來，來自印度的佛教逐步在中國傳播開來，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斷，人民的心靈無所寄托，便紛紛從宗教中尋找安尉，于是佛教大盛。佛教盛行與中國傳統的統治思想之間產生了矛盾。
改革的主要措施
1. 政治方面：
①改革官制
在中央官制改革方面，影響最大的就是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擔負國家政務的是尚書、內史、門下三省。三省長官分別稱尚書令與仆射，內史監與內史令，門下納言。三省職能同秦漢的丞相，歷史上稱為三省制度，其職能互相牽制。其中處理日常政務的執行機關尚書省，下設吏、禮、兵、度支（民）、都官（刑）、工部六部。此外，還設有監察官、十一寺、國子監等，以及掌管禁衛兵的左右衛十二府。及勛爵、散官等制。
地方官制方面，583年，隋文帝下詔廢除“郡”級建制，改行州、縣二級制，同時大力合并州、縣數額。這有助于節約開支，提高行政效率。煬帝時又改州稱郡。
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隋朝廢除了漢魏時地方長官自行任免屬官的制度，而且推行鄉貫回避制。同時還規定：州縣的主要屬官實行定期輪任制，一般三年或四年一替，目的是防止地方官員在家鄉任職，或久居一地帶來的任情廢法等危害。地方官還不許攜帶父母及 15歲以上兒子赴任。這些都有助于防止地方豪強把持本地政務。
實行中央統一任命地方官員，并運用“上考課”、派使巡察等考核評估制度進行賞罰，這些對限制地方豪強勢力，整頓吏治及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是有重大意義的，其改革措施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②改革選官制（創立科舉制）
配合官制改革，隋朝統治者在北朝改制的基礎上，廢除九品中正制，創立了科舉選官制。隋文帝開皇三年（ 583），正式罷除中正官品評人才之權。隨后命令各州每年向朝廷貢士三人，以備朝廷測試選任。開皇十八年（598年），又詔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地方軍政長官總管、刺史等，按“志行修謹（有德）、清平干濟（有才）”兩科向朝廷薦人才。隋煬帝時，正式創置了進士科，標志著科舉制度的誕生。
③府兵制的發展
開皇十年（ 590），隋文帝詔稱：“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使無鄉里之號，居無定處的“兵戶”，與一般農戶一樣隸屬于州縣，最終完成了“兵農合一”的過程。這一改革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更好地結合起來，府兵沿舊制由12衛大將軍統率，并聽命于皇帝，成為依托均田制的軍事制度。這一改革增加了農民對國家的兵役負擔，加強了國家的武裝力量，又把軍事統率權集中到中央，支持了中央集權。
④改定刑律
開皇元年，命令一批朝廷大臣在北魏、北齊律及南朝蕭梁法律基礎上制定新律。新的刑律經過簡化，刪去了一些酷刑和罪條。最后修訂成 500條、12篇的《開皇律》。《開皇律》的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等，每等之內又有不同的分等。它的制定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貴族官僚享有“八議”等減免刑罰的特權。而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制定了“十惡”之條。即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等，犯者從嚴懲治。
2. 經濟制度方面：
隋朝在短短的幾十年間，使農業生產獲得了迅猛發展，這與其繼續推行均田制有密切關系。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國家收入，隋朝在北周已經改制的基礎上，繼續推行均田制，改定賦役和戶籍制，對貨幣和度量衡也進行了整頓。
①繼續推行均田制。 ②整頓賦役。 ③整頓戶籍制度。（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 ④營建東都與開通大運河
A、營建東都：
主要原因：一是經濟的。為了更方便地轉運江南和東部地區的財賦。二是政治上，為了加強對關東和江南地區的控制。隋煬帝即位的當年（ 604 ）就下詔營建東都洛陽。約用一年時間即完成。隨著運河的開通，洛陽成為南北物資和交化交流的樞紐。”
B 、開通大運河。
它也是當時鞏固隋朝政權的重要措施之一。與營建東都的目的基本一致。從政治上講，大大便利了隋政權對南方及東部各地人民的鎮壓。從經濟上說，是為了便于轉運東南財富以補關中和河洛地區物資之不足。當然，隋煬帝個人的嗜欲、也是其動因之一。
隋文帝時，曾開通廣通渠，以轉運關中物資。隋煬帝即位后，利用舊有的天然河道和舊有渠道，開通了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運河。其工程分四段：
①通濟渠（連接洛水、黃河、汴水、淮水）。
②山陽瀆。連接淮水和長江，此乃擴修舊有邗溝而成。
③江南河。連接長江和錢塘江。這一段許多地方也是沿古運河的線路開鑿的。
④永濟渠。 608 年開挖。這是四段中最長的一段，引山西的沁水，南達黃河，東北繼續從黃河的其他支流補充水量，直通涿郡。
大運河南北貫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等省，連接五大水系，全長 2500 多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雄偉的工程之一。
三、隋朝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由于以上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既強化了中央集權，鞏固了統一局面，加強了國家對人力物力的控制，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于是，隋朝在短期內便出現了國庫糧倉富裕的繁榮景象。
1、農業的發展：
表現在：①農業人口即勞動力激增；②耕地面積擴大；③國家倉廩充實等。倉庫的充盈，既是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從中也反映出當時剝削過于苛刻。
2、工商業的發展。
隋朝手工業的發展表現為紡織業、瓷器業、造船業、造橋技術（趙州橋）等有顯著進步。此外，漆器、制茶、雕刻等也有發展。
商業的發展表現在：首先是商業都市的繁榮。如東都洛陽和京師西安是當時國際貿易的重要城市。其他如蜀郡、吳郡、會稽、余杭、東陽、宣城、毗陵（常州），海南（廣州）、荊州、蔡州（汝南）等均發展起來。同時，對外貿易發達起來，陸上有絲綢之路三條通道，海上與日本與南洋各國展開了貿易。
3、科技文化的成就
統一帝國的再建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交匯融合創造了條件。其突出的表現是宗教文化和音樂繪畫等多元文化的發展。
隋朝一改北周武帝滅佛之策，實行崇佛政策。佛教這一外來宗教逐步演化成了更合適中國國情的宗教文化。儒家學者王通提出三教歸一的口號，主張以儒為主，援引佛道。有承前啟后作用。
在文化領域其他方面。如煬帝所定九部樂：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等，反映出當時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影響。繪畫仍以道釋人物故事為主，但山水畫已逐漸發展起來。此外，天文歷法和數學也有一定的成就。
四、隋朝和周邊各族的關系：
當時，在隋朝境土內，各民族已和漢族長期雜居，直接為隋朝的發展做了貢獻。在隋朝境外周邊地區，還有突厥、吐谷渾、奚、契丹、室韋，皆與隋政權有密切關系。同時，隋與臺灣的關系也更加密切起來。
1．突厥汗國及其與隋朝的關系：
2、吐谷渾及其與隋的關系：
五、農民起義和隋朝的滅亡
1．起義爆發的原因： 2．起義的經過及主要力量 3．起義的結局： 4．起義的歷史作用：
①起義摧毀了楊隋政權，不但打擊了關隴貴族勢力，而且打擊了所有世族貴族的特權。世家大族勢力的削弱，使傳統的莊園經濟大受沖擊，他們控制的土地和勞動人口大量被分離出來，這有助于改善階級關系，舊貴族的消亡、新地主的產生，調整了地主階級內部的關系，也調整了地主和農民的關系，這是有利于社會歷史進步的。
②階級關系的調整，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依附農民掙脫了舊主人的束縛，推動了此后農業生產的發展。在農民戰爭中，許多奴隸、部曲等依附戶參加起義，擺脫了奴婢身份，這對唐以后奴婢等身份地位的改善，對租佃契約關系的發展，有推動作用，從而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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