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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課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與危機
備課與學習提示：
1．《中外歷史綱要（上）》先是表彰康雍乾三位皇帝“勤政”，然后說他們“獨斷”，為什么？
2．如何評價奏折制度與軍機處對治理國家的作用？
3．清前期擴大疆域的基礎是什么？與歷朝歷代有何不同？
4．以專制手段控制思想文化的后果是什么？
5．清朝為什么實行閉關自守？
6．人口爆炸是危機嗎？
7．白蓮教起義雖然并非重點，但需對“民間秘密宗教”進行解釋。
一、康雍乾時期的君主專制
本課導語盡在傾訴當皇帝的辛苦，讀后令人唏噓。皇帝需要同情嗎？
從康熙元年（1662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這100多年間，大清實現了統一并走向鼎盛。當時，世界上只有英國實行責任內閣制，議會掌握了國家主權。美國剛剛獨立，制度的優越性還沒有顯現出來。中國仍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傳統軌道上行走，接連出現三位勤政、有才智、文化素質比較高的皇帝。他們治國有方，為現代中國疆域奠定了基礎。
康熙8歲繼位，14歲親政，做了61年的皇帝，大政方針基本沒有出現失誤；平定三藩之亂，派施瑯收復臺灣，兩次發兵雅克薩迫使俄國求和，劃定兩國東部邊界。他三次親自統軍深入蒙古草原腹地，征戰噶爾丹分裂勢力，安定蒙古，將天山以北至唐努烏梁海納入中國版圖。為解除準噶爾部對西藏的威脅，康熙用兵新疆和西藏。清朝的統一是由康熙帝完成的。
康熙改革賦役，減輕農民負擔，親自規劃治理黃河，發展農業生產。賦稅合理又力行節儉，國庫存銀達5000萬兩，足夠兩年財政開支。于是，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全國丁糧征收的總額固定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數字上。從康熙五十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1-1713年），康熙每年免去全國1／3省區的丁糧。他還縮減宮廷開支，宮女只有四五百人。康熙酷愛學習，興趣廣泛，重視傳統文化，組織編成《康熙字典》《全唐詩》。他還重視西方科學，讓傳教士實地勘測繪制《皇輿全覽圖》，支持和鼓勵傳播西醫學，禮遇有學識的傳教士，使西方了解中國。他對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情只是出于個人興趣愛好，沒有從中看到世界的進步，也沒有推廣。他是個專制君主，自己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他制造了兩起文字獄，莊廷龍的《明史》和戴名世的《南山集》：兩本書因文字涉嫌“反清復明”，誅殺近百人，發配邊疆數百人，已去世的兩位作者被剖棺戮尸。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去世，享年75歲。
雍正帝45歲繼位，58歲去世，在位只有13年，但政績不菲。他精力過人，思維敏捷；處理政事堅持自己書寫，批示多則千言，文字流暢且很少涂抹。康熙的不足是不能從嚴治官，認為治官“以寬為本”，陋規“大可不必深究”，致使官員有恃無恐，該上繳中央的稅銀都敢截流。雍正繼位時，截流現象嚴重，其中江蘇拖欠中央庫銀881萬兩。不是百姓沒交稅，而是稅銀被地方官貪污了。康熙知道身邊大臣收受賄賂，但處罰很輕，因此官場貪腐越來越嚴重。雍正上臺后清查虧欠，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在不增稅的情況下增加了官員工資和辦公費，同時嚴懲貪官，使官員不敢以身試法。雍正年間，國庫再次豐盈，存銀最高達6000余萬兩。雍正平定西藏叛亂后首次設置駐藏大臣，為治理西藏邁出關鍵一步。
雍正帝治國功績不在康熙帝之下，為乾隆盛世鋪平了道路。他堅持獨裁，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并建立了軍機處。“學思之窗”配有《雍正帝批閱過的奏折》圖片，提出問題“結合具體史實，說明奏折制度如何強化了皇帝對官僚機構的控制”。教師教學用書說：“奏折制度在過去的中學教材中基本被忽略，其實它的重要性不低于軍機處，其出現還早于軍機處······”奏折，又稱“密
折”，相對正式公文報告而言。明清制度，有公事報告朝廷，叫“題本”，如刑部處理某些案件之后匯總上報，稱為“刑科題本”。題本還有“通本”“部本”之分。地方督撫上報的須經過通政司驗看，再轉內閣；內閣附上處理意見再轉呈皇帝批復。中央各部院上報的公文叫“部本”，直接送皇帝審閱。明清之前，上報公文通稱奏章。清朝末年，所有上呈皇帝的公文都改稱奏折，因此筆者認為用“密折”制度比用“奏折”制度更準確。
軍機處
密折是臣下直接上達皇帝的秘密奏章，不通過內閣所屬通政司轉呈，皇帝對密折的批示不與內閣大臣商討。如果建立密折制度的目的是“強化對官僚機構的控制”，那么，它的意義僅在于君主專制；如果皇帝通過密折“能夠更直接、廣泛地獲取信息，提高決策效率”，或者兩個功能都存在，那么，它的作用可能比軍機處還重要。
密折制度大約產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對密折的秘密性已有嚴格規定，要求密折人親自書寫，內容不得為他人所知。康熙所授予密折權的只有特定的百余人，主要是皇帝派到地方上的家奴（親信）和朝內外的官員，內容主要是報告吏治民情，功能比較單純。雍正帝將其擴大到1200余人，還特許一些品位職銜低的基層官以密奏權，保密制度更加嚴格。京官可以面呈，外省遞奏必須使用折匣鎖好，可派人送至紫禁城景
運門，交奏事官轉呈；急件可派手下武官隨驛站遞送。密報人要自己寫奏折，禁止他人傳看，不準他人探問皇帝批示，嚴禁密折人將批示內容告知他人，公開的題本不準引用密折諭旨，需交各部討論的問題，要裁去密折人的姓名。密折內容廣泛，軍務、政務、官情、民情、水旱、傳聞等，所奏不實，不加追究。雍正一再督促并鼓勵官員在密折中暢所欲言，各級官員彼此監督、相互告密，便于皇帝直接駕馭群臣。各種信息上通下達，皇帝由此掌握實際情況，有助于理性決策，也提高了工作效率。雍正實行改土歸流、養廉銀都是利用密折反復與地方官員討論。因此，《中外歷史綱要（上）》說，該制度既有助于皇帝“直接、廣泛地獲取信息，提高決策效率”，又“強化了對官僚機構”的控制。
雍正帝最初設置的軍機處只有三位極親信的大臣，乾隆時增至四五位。軍機處不是正式機構，《大清會典》稱其為“辦理軍機處”。軍機處的辦公處被稱為“軍機堂”，房屋5間，地處紫禁城內隆宗門外，離皇帝的寢宮兼日常辦公的乾清宮很近。軍機大臣的官稱分別是“軍機處大臣上行走”“軍機處大臣行走”“軍機處大臣上學習行走”等，為首者稱為“領班”。他們除了皇帝生日和歲末幾天外，每天都要值班。軍機大臣不是僅僅“跪受筆錄”，皇帝決策軍國大事前，有時會征詢軍機大臣的意見。無論事情大小，最后都由皇帝決策，然后軍機大臣按照旨意撰寫文書。每個軍機大臣手下都有四五個人，這些人官稱“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只做繕寫之事，就是抄寫副本存檔。全國每天的請示報告無論多少，軍機處都立即請旨辦理，從不耽誤。由于軍機處所辦之事涉及最高機密，因此皇帝召見他們，太監都要回避，不能站在門外，由官職最小的軍機大臣負責進門挑簾子。外人不得窺視軍機堂，所用端茶倒水的服務員，都是不滿15歲、不識字的幼童，俗稱“小么兒”。為保密起見，軍機大臣不準寫工作日志，較少參加官場應酬。軍機處辦理的大事直接交兵部驛站傳遞給執行人，而且注明傳遞速度：“二百里加急”或“三百里加急”或“四百里加急”等，驛卒跑馬快遞，極其迅速。軍機處既強化了皇權獨裁，又提高了行政效率，還做到了高度保密。
乾隆24歲即位，在位60年，退位后又當了幾年“太上皇”，實際掌握權力的時間超過康熙。乾隆接班時，國庫存銀還有二三千萬兩，幾十年后，國庫存銀高達7800萬兩。乾隆實行了5年全免錢糧賦稅，清朝進入鼎盛時期。乾隆用兵西北，鞏固了邊疆；用兵西藏，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創立了金瓶掣簽制度，打擊了分裂勢力，以法律形式明確和落實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轄權。乾隆自詡“十全武功”，其實打緬甸、越南并不成功；鎮壓臺灣起義，不值得夸耀；征討廓爾喀也是一次敗北、再次達成和解。乾隆時期，清朝達到鼎盛，但也由盛轉衰。
乾隆帝與雍正帝正相反，多次下江南，帶頭接收官員的“貢獻”，縱容身邊近臣收受賄賂。乾隆在位后期，官場腐敗成風，軍機大臣和珅在20余年里，貪污2億2000兩，相當于國庫5年的總收入，而這還不是和珅的全部財富。乾隆時期，大興文字獄。他借編修《四庫全書》之機，禁毀書目3000余種，今人所能補救的僅1500余種。
二、疆域的奠定
清朝疆域主要是穩定北部、西北和西藏，實質是民族關系問題。清朝以強大的國力為后盾，采取不同策略，因地、因俗制宜，國家在治理中實行雙重體制。滿族與蒙古族的關系則是統一與穩定的基礎。
建州女真與蒙古科爾沁部接壤，起初總是武力相見，后來化敵為友。努爾哈赤娶科爾沁部領主之女，開啟了聯姻的序幕。緊接著，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多爾袞和阿濟格都娶了科爾沁家族的女兒（順治帝的母親是蒙古族）。皇太極時期，清宗室格格嫁與蒙古族各部共14人，清朝皇族子弟娶蒙古族26人。雙方血緣關系越來越近。蒙古族各部臣服后接受清朝分封，按照八旗制編為蒙古部旗，旗主稱“札薩克”，可世襲；取消蒙古族原來的“汗”等稱號，按照清朝爵位封親王、郡王等。蒙古族各旗旗主兼有領主和職官的雙重身份，他們有自己的領地和一定的自主權。在清軍人關前，清朝皇帝以聯姻的方式鞏固了蒙古族對滿族的依附關系，使雙方形成政治軍事聯盟，蒙古族成為支持清政權的重要力量。清朝人關后，蒙古騎兵多次南下助戰。康熙平定三藩時，東北清軍全部人關南征，北京城的守備極度空虛。與清宗室聯姻的蒙古族各部不僅派兵南下，而且平息了后方動亂。“滿蒙聯姻”成為清朝的一項長期國策。據統計，人關前，“滿蒙聯姻”83次；清朝300年“滿蒙聯姻”595次。這還不算貴族之間自愿結親的。聯姻形成的血緣關系使滿族、蒙古族一家的心理和情感日益深厚，成為穩固北部疆域和西藏的基石。
清朝對蒙古草原的治理分別不同情況。蒙古地區的“盟”，源于蒙古族各部會盟的習俗，盟長原來只是會盟的召集人和主持者，后來逐漸正規化，“盟”演變為一級行政組織。旗是軍政合一的政權，但是，最北部各盟旗地處邊防，軍事要聽命于朝廷派遣的烏里雅蘇臺將軍、伊犁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另外，還有哲布尊丹巴活佛作為漠北地區的最高宗教領袖。
如果說聯姻還只是籠絡了蒙古族上層，那么尊重藏傳佛教則深入蒙古族、藏族民眾。人關前，五世達賴派使者到盛京，受到隆重接待。人關后，順治帝派特使請五世達賴進京。達賴到京，順治帝遠接高迎，走時賞賜其黃金550兩，白銀11000兩，大緞1000匹，還有大量珠寶玉器和駿馬。后來，康熙帝規定，每年從西藏稅收中撥給達賴白銀5000兩，作為僧眾的生活費用。清朝政府這樣做的目的，后來乾隆帝說得很清楚：“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宗教是聯結滿族、蒙古族、藏族三個民族的紐帶，但是僅憑宗教還不足以穩固西藏。
入關前，漠西蒙古勢力由今新疆地區進入青海，進而控制了西藏。生活在天山北路蒙古草原以西的蒙古人也篤信格魯派，但是，他們對清廷的態度不一。入關后，控制西藏的固始汗（亦譯“顧實汗”，蒙古語“國師”之音譯）擁護清廷，順治帝在冊封達賴的同時也冊封固始汗金冊金印，西藏基本無事。到康熙初年，與清廷為敵的漠西蒙古噶爾丹部又從今新疆地區進入青海，攻擊固始汗的子孫，造成西藏混亂局面。六世達賴靈童，先后選了兩個，真假難辨。鑒于此，康熙冊封五世班禪“班禪額爾德尼”尊號，賜金冊金印，要求他協助管好西藏。噶爾丹戰敗后，他的后代再次從今新疆地區西部突入西藏，占領拉薩，威脅四川、云南和青海。康熙晚年和雍正初年4次發重兵入藏平息叛亂。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設駐藏大臣正副二人，西藏留駐三千清軍。乾隆年間，清廷開始沿用西藏政教合一傳統，規定達賴、班禪既是宗教最高領袖，又掌握政治大權，西藏地方行政長官必須服從達賴及駐藏大臣的領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進一步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享有同樣地位，負責處理日常政務、對外交涉、審核財政收支及邊境管理等事務。西藏行政官員歸駐藏大臣統屬。金瓶掣簽必須由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新的達賴、班禪坐床儀式也要由駐藏大臣主持。《欽定藏內善后章程》是清廷為西藏規定的最高法律文件。它遵循西藏政教合一與活佛轉世的傳統，將西藏地方政府置于駐藏大臣的直接監督和管轄之下，對防止西藏貴族擅權割據，加強中央對西藏直接有效的治理，具有重大意義。
新疆不同于蒙古族、藏族聚居區，清廷治理西北基本靠武力震懾。漠西蒙古叛亂，清廷出兵鎮壓，然后設伊犁將軍鎮守，總管軍民事務。歷任伊犁將軍多為皇族宗親，地處邊遠也能忠于朝廷。清廷嚴格實施政教分離的政策。乾隆帝的蒙古語、藏語和維吾爾語的水平都不錯。清廷對維吾爾族地區的政策也不一樣。哈密、吐魯番等地歸順較早，比較安定，朝廷對這些地方的維吾爾族首領多封王賜爵，并賦予較多的自治權。對南疆等其他地區則實行傳統的伯克制，“伯克”是維吾爾語“官員”的意思。清朝廢除伯克的世襲制，改為朝廷任命，授予六至三品級和印信，全面負責轄區的糧賦、訴訟、水利等行政事務。
鄭成功收復臺灣及康熙統一臺灣設府，按《中外歷史綱要（上）》的內容從簡講解。
三、統治危機的初顯
人口急速增長造成資源危機，這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看法。受農本思想和閉關鎖國的限制，這種憂慮合乎邏輯。現在的人都有體會，被我們長期稱為“副食品”的肉蛋奶類的增加，減少了人們對糧食作物的需求；反之，副食品短缺，糧食總是不夠。要保證一定的土地資源用于農業生產，但是也要用一部分土地種植經濟作物。發展工商業和對外貿易不僅能解決人口和資源的矛盾，還能夠使人們生活得更好。況且，人口也是一種資源，勞動力多也是一種優勢。人口急劇增長只是現象，不能看作危機。
清朝人口增速的原因，一是國家疆域遼闊，東部地區比較穩定，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二是從“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到乾隆年間永停編審，以保甲計口，增丁不增稅，實際人口數字浮出水面（原本記丁也不是實際人口）；三是玉米、甘薯等高產作物的廣泛種植，為人口增長提供了糧食補充；四是傳統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的外貿需求量很大，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另外，人口增長與農民生存水平線很低也有關系。
從乾隆后期起，農民起義屢屢爆發，大部分是由民間秘密宗教白蓮教領導的。民間秘密宗教往往在社會矛盾激烈時，在農民中間具有巨大的組織和號召力。東漢末年的太平道，《中外歷史綱要（上）》將其定性為“民間秘密宗教”，清中葉的白蓮教是《中外歷史綱要（上）》第二次定性的民間秘密宗教。那么，什么是“秘密宗教”呢？說到秘密宗教，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邪教”，二者有什么區期和關聯？教師要略知一二，以備學生提問。
嘉慶帝剛上臺：南力就爆發了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起義歷時10年，遍及川、陜、甘、豫、楚；湘、黔七省，占據或攻破州縣城204座，打死一二品大員20余人、清車梅河400余名，朝廷從16個省調集大批軍隊，總計花費白銀2億兩，才將起義鎮壓下去。2億兩相當于清朝4年的財稅收入，清朝元氣大傷。①但是，起義還沒就此平息，沒過幾年北方又發生天理教起義。
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支，又名八卦教，主要活動在直、魯、豫等地。1813年，天理教組織三省教徒統一暴動，規定了旗幟、服色、口令，直隸教徒負責襲擊皇宮。起義當天，在太監的協助下，義軍攻入紫禁城內隆宗門一帶，由于力量懸殊、各地行動不協調，起義失敗。《中外歷史綱要（上）》“史料閱讀”所載嘉慶帝《罪己詔》說，這是“漢、唐、宋、元、明未有之事”，可見規模不小。
清中期保留廣州一處對外貿易，不屬于“統治危機的初顯”，潛在的問題是清朝基本處于封閉狀態，已經開始落后于世界發展的大勢。至于貿易，《中外歷史綱要（上）》說，英國先后派使臣來華，要求擴大對華貿易。教師教學用書第16課的“學術觀點”介紹了關于鴉片戰爭性質的不同看法，教師提前閱讀有助于解釋乾隆時期英國的目的。
教學與學習建議：
《中外歷史綱要（上）》對“康雍乾時期的君主專制”并不是一味地批判、否定。一是肯定三位皇帝都以“勤政”著稱，二是說他們對地方具體事物“總是不厭其煩地詳加過問”。也就是說，他們的“獨斷”不是恣意妄為，而是注意調查研究。那么，他們是通過什么方式“詳加過問”的呢？通過密折制度“皇帝能夠更直接、廣泛地獲取信息，提高了決策效率，強化了對官僚機構的控制”。再加上與軍機大臣商議，這樣既保證了皇帝專制，又減少了決策失誤。
君主專制總是重用親信。以前是將身邊的內朝官推到外朝，中書、門下便是如此形成的。明朝皇帝相信宦官，以致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而清朝不許太監干政，于是皇帝將親信大臣拉近內宮，隨時召見。
講述“疆域的奠定”子目時，教師要細說滿族與蒙古族的關系，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包括駐軍。清朝時期，國家治理中的雙重模式更加合理，國家強大，民族關系融洽，疆域穩定。
白蓮教起義說明農民生活日益貧困，聯系第15課的內容，了解糧食總量的增加并沒有改善農民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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