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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必修3《第20課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備課資料
課程標準：知道我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討論在貫徹“雙百”方針過程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
“雙百”方針是中共領導文藝、科研工作的基本方針，歷經了出臺、受挫、重提等過程。
一、1956年出臺：
1、出臺：
1951年，中國國內關于京劇的發展問題出現了爭論，有的主張全部繼承，有的主張全部取消，毛澤東為此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主張對待京戲藝術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所以“百花齊放”最初是指導戲曲發展的方針。
1953年，毛澤東就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提出要百家爭鳴。表明“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是為了解決史學研究問題。毛澤東對史學有興趣。
在此基礎上，1956年4月28日，毛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
可見，這一方針的出臺時間上有一個過程，“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也不是同時提出來的；指導范圍上有一個擴大， “雙百”方針由最初指導戲曲發展、史學研究到指導所有藝術問題和學術問題。
占善欽《“雙百方針”是如何出臺的？》（《光明日報》2012-04-21）：
“百花齊放”方針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考慮新中國的文化工作，尤其是應該如何對待舊文化、又如何建立新文化的問題。1949年7月中旬，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這次大會標志著長期被國民黨政府隔絕的解放區和原國民黨統治區兩支文藝隊伍的勝利會師。周恩來在大會上作報告時專門闡述了“改造舊文藝的問題”，指出：“我感到我們對于舊文藝的改造的重視是不夠的。凡是在群眾中有基礎的舊文藝，都應當重視它的改造。這種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內容的改造。但是伴隨這種內容的改造而來的，對于舊形式也必須有適當的與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達到內容和形式的和諧與統一。”隨后，周恩來傳達了中央關于建立戲曲改革機構的決定，成立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籌備委員會。
　　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宣告正式成立。此后，中華全國戲曲改革委員會改稱文化部戲曲改進局。據新中國成立后的統計，全國共有300多個劇種，私營戲曲劇團在1700個以上，上演著5萬個劇目，戲曲是群眾娛樂的重要形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戲曲改造存在過于強調戲曲政治功用的傾向，戲曲作為大眾娛樂形式的本體功能與價值被忽視，一些古老劇種無力存續，民間劇團國營化的壓力很大。
　　面對傳統戲曲生存的困難和發展的爭議，1951年3月，中央考慮要成立戲曲研究機構。周恩來指示撤銷戲曲改進局，組成藝術事業管理局，并在戲曲改進局的基礎上成立中國戲曲研究院。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毛澤東為此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早在延安時期，對于京劇（平劇）的問題就有些爭論，1942年毛澤東曾為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題了“推陳出新”四個字，對這個爭論起了很好的引導作用。這個題詞和1942年的題詞相比，多了“百花齊放”四個字。這個“百花齊放”是從何而來的呢？毛澤東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有人要我寫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當時在座中有人插話：是周揚提出來的。著名黨史專家龔育之曾對此作過考察，指出周揚對人說過，“百花齊放”是戲曲會議上提出來的，他認為很好，向毛澤東同志報告了。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到：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后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可見，“百花齊放”是群眾的智慧，被毛澤東引用，用來指導戲曲界發展，鼓勵各種戲曲形式同時并存和發展，而較少涉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
1953年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與前一次會議一樣，這兩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都希望將來自解放區和來自原國統區的兩支左翼文藝隊伍團結起來，整合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旗幟下，為新中國的文化事業服務。但是科學文化領域有其自身的規律，尤其是新中國的文化事業是全新的事業，有很多新問題出現，大家對此一時不能一致是很正常的。有差異就有爭論。當時比較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和范文瀾兩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關于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以前郭沫若在國統區，范文瀾在解放區，兩人都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各說各的；兩個人都到北京以后，對中國奴隸制封建制的分期有不同觀點，近在咫尺，彼此難免要作些答辯。他們的主張又都各有贊成者，一時相持不下。諸如此類，科學文化領域中的認識差異五花八門。
　　科學界、學術界的爭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關注。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國語文教學研究3個委員會，并于8月5日批準了具體的人員名單，毛澤東還對各個委員會主任的人選批了意見。10月，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召集的一個會議上講話，指出：最近中央成立的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由他負責，歷史研究委員會的工作，就從增設歷史研究所、辦刊物、出一批資料書做起。經討論決定出版《歷史研究》雜志，據與會的劉大年回憶，陳伯達這時特別指出：辦刊物必須“百家爭鳴”。以前有軍閥、財閥、學閥，你們辦刊物，不要當“雜志閥”。什么叫“雜志閥”？就是只發表與自己觀點相同的文章，不發表觀點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爭鳴，這是一個方針問題。刊物要照這個方針去辦。
　　陳伯達在會上沒有明白地講百家爭鳴方針是黨中央的意見，還是他個人的意見。劉大年回憶說，1956年1月，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康生在會上發言，回顧那幾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舉例說陳伯達提出了“百家爭鳴”問題。坐在附近的陳伯達很快遞上一個條子，康生照念了。內容是：“百家爭鳴”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國科學院辦歷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請示方針時，毛主席提出的。這只是個人回憶，缺乏史料證據。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央文獻研究室找到相關檔案材料：1956年4月28日，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發言中說明：“中央組織了歷史研究委員會、文字改革委員會，要我參加委員會的工作。當時請問過主席關于學術界的路線和方針問題，主席提了一個“百家爭鳴”，我在歷史研究會傳達了這個口號。”這就印證了劉大年的回憶，表明“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是為了解決史學研究問題。
　　當然，“百家爭鳴”這個詞也早已有之，1956年4月毛澤東就說：“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但是，“百家爭鳴”作為新時代文化事業的指導方針，則是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毛澤東本人也是這么做的。有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有人提議把這一事件通報給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這樣做，并于1956年2月就此事給有關中央領導寫信：“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這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對學術界百家爭鳴的態度，甚至包括對自己的理論觀點也可以爭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出臺:
20世紀50年代初，“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只是分別提出，而且“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并沒有公開宣傳。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定為我們黨在科學文化工作中的一條基本方針，對它的意義加以系統的論述，并突出地加以宣傳和貫徹，是1956年的事情。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急需黨團結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時數量并不太多的知識分子對于百業待興的新中國就更顯珍貴。與此同時，蘇聯出現“解凍文學”思潮，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等進行了質疑。這些現象在中國文藝界引起共鳴，大家都認為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回避斗爭、不敢干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
　　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文藝現狀也不滿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表達過這樣的看法。1956年3月8日，劉少奇聽取文化部黨組匯報時指出：“百花齊放，就允許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強調吸取蘇聯的教訓，并指出：我們的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4月18日，在一份德國統一社會黨一位黨的干部談他們國內遺傳學家對過去強制推行李森科學派的反映材料上，毛澤東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的負責同志參加。”據此，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北京大學李汝祺教授參加這次座談會后寫了《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毛澤東讀后即讓胡喬木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并親自寫了“本報編者按”，替作者改新題目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對“百家爭鳴”作用作了簡潔而深刻的闡釋。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號召以蘇聯為鑒，走自己的路。在大會討論中，陸定一等就科學文化問題發言。陸定一說：“一個問題就是對于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的、藝術性質的、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此表示認同，幾次插話。4月28日，毛澤東作總結發言，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就第一次把“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放在一起作為科學文化發展的指導方針。
　　這一方針的正式宣布，是在隨后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各方人士發言之后，毛澤東指出：“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5月26日，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向知識界作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講話一開始就說：“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過了。”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中，“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繁榮我們的文學藝術而努力，為使我國的科學工作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這個報告在作了修改后，毛澤東批示公開發表，最后發表于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報》，將“雙百方針”向全國公布。1956年9月，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對“雙百方針”也進行了闡述，指出為了保證科學和藝術的繁榮，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用行政的方法對于科學和藝術實行強制和專斷，是錯誤的”，使“雙百方針”成為黨發展科學和文藝事業的重要方針。
2、背景：
（1）從國內看，社會主義改造已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初步確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包括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2）從國際形勢看，1950年代中期蘇聯和東歐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震蕩；
斯大林時代的文壇大都是歌頌文學，宣揚“無沖突論”，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飾生活、回避矛盾的狀況，并且粗暴批判一些觸及現實的作家作品。斯大林逝世后，蘇聯第二次作代會召開，徹底糾正“左”的偏向，作家們開始大但地表現生活矛盾和沖突以及黑暗面，出現一批真實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家作品——稱之為“解凍文學”，其名稱來源于愛倫堡的中篇小說《解凍》。
“解凍文學”與中國1970年代末興起的“傷痕文學”有著相似之處。
《解凍》第一部發表于1954年；第二部發表于1956年。
以《解凍》發表為標志，被西方稱為“解凍文學”時期的作品從此源源不斷地出現，不過，蘇聯文學界一直不承認“解凍文學”這個說法。西方評論界的說法也不盡相同。就一般的理解，“解凍”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后十年中，特別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蘇聯社會陰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創作自由，向西方靠攏的趨向。
以愛倫堡的《解凍》為發端的“解凍文學”開創了一個文學潮流。主要表現有二，一是要求重視人，呼喚人性的復歸，要求重新確認“人”的地位，要求文學站在“人性本位”的高度，直面和批判歷史和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解凍文學之前的蘇聯文學作品往往寫事重于寫人，“生產小說”、“商業小說”、“農業題材”、“工業題材”等都是指寫事，而不是寫人，解凍文學力圖走出這種文學誤區。二是要求重新發掘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打碎即往的虛偽的、矯飾的既“瞞”又“騙”的政治口號式的創作毒流。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蘇聯的《新世界》導雜志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它們觸及到了當時十分敏銳的社會問題。其中，波麥蘭采夫的《論文學的真誠》最有代表性。該文揭露了文學中“粉飾現實”的種種積習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誠”和“良心”，寫“生活的真實”。這一問題的提出，立刻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蘇聯在這個時期發表了一連串反官僚主義題材的小說，如亞·雅申的《杠桿》、丹·格拉寧的《個人意見》等。這一時期還發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鎮壓而死的作家的作品。
蘇聯“解凍文學”思潮，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等進行了質疑。這些現象在中國文藝界引起共鳴，大家都認為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回避斗爭、不敢干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
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強調吸取蘇聯的教訓，并指出：我們的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
（3）直接原因是某些學術問題上的爭論：如關于中國史學分期的爭論；
“五朵金花”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下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等五個基本歷史理論問題。
建國后前30年間史學界圍繞著五大基本理論問題展開了大規模的討論和爭鳴，眾說紛紜，高潮迭起，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歸于消歇。
“五朵金花”的意識形態使命：
古史分期問題：“戰國封建說”、“西周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等。關注的是“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和社會形態學說是否適用于解釋中國歷史，并由此說明中國革命與歷史的前途問題。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主要說明即使沒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能發展到資本主義去，即中國歷史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所規定的路線前進，這一理論具有普世性。
農民戰爭問題：主要目的是為歷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論證農民在當前革命中的地位。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漢民族形成問題也承擔著同樣的意識形態使命。
當時比較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和范文瀾兩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關于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以前主張“戰國公元前475年封建說”郭沫若在國統區，主張“西周初年封建說”范文瀾在解放區，兩人都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各說各的；兩個人都到北京以后，對中國奴隸制封建制的分期有不同觀點，近在咫尺，郭沫若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史學會會長，范文瀾是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彼此難免要作些答辯。他們的主張又都各有贊成者，一時相持不下。諸如此類，科學文化領域中的認識差異五花八門。
（4）在科學文化領域內仍然存在著某些“左”的思想影響，在學術、文化和藝術問題上動輒打棍子、扣帽子的情況時有發生。
2、目的：促進社會主義文藝和科學工作的發展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的發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文藝工作，如果“一花獨放”，不論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會繁榮的。拿眼前的例子來說，就是戲劇。幾年以前，還有人反對京戲。那時，黨決定在戲劇方面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政策。現在大家都看到，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劇種之間的自由競賽和相互觀摩，戲劇的進步就很快。在科學工作方面，我國也有歷史經驗。我國在兩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方面曾經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成了我國過去歷史上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我國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么，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速發展。春秋戰國時代同現在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當時，社會是動亂的，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是自發的而沒有有意識的統一領導的。現在，卻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建立起來而且鞏固起來了，人民要求科學工作的迅速發展，因而自覺地對科學工作進行全盤的規劃，并采取“百家爭鳴”的政策來促進學術工作的發展。
“雙百”方針的提出，吸取了我國歷史上學術、文化發展的經驗，總結了我們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也借鑒了外國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個符合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方針。它的主旨同《論十大關系》完全一樣，就是要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它同黨在科學文化領域的其他重要方針一起，是我國社會主義的科學文化事業繁榮進步的根本保證。
4、含義：
百花齊放：指文學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
百家爭鳴：指科學研究上的不同學派可以自由爭論。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
5、成果：
（1）創作了一批出色的文藝作品
老舍的話劇《茶館》：1956年完成的作品，1958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排，此劇以茶館作為社會縮影，透過半個世紀的世事變化，由70多個角色演出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層面。
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1959年創作，郭沫若說：“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對我們民族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確實是有過貢獻的人。在封建時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但以前我們受到宋以來的正統觀念的束縛，對他的評價是太不公平了。”
楊沐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
艾青的寓言詩《蟬的歌》：一說詩中蟬從早到晚都唱一種聲調，八哥笑蟬的歌太單調，本來這與毛澤東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是一致的，怎么57年還會被打倒呢？一說會招致批判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蟬歌唱落日，而太陽在那個年代，代表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就知道了！所以肯定會被歪曲理解，被批判和打倒！
昆曲《李慧娘》：昆曲《李慧娘》是作家孟超根據明代周朝俊所著《紅梅記》中有關李慧娘的情節創作的。孟超執筆創作《李慧娘》，是在1960年春節期間，而劇本的醞釀和構思則是在1959年下半年。《李慧娘》中的主人公李慧娘，在劇中主要以“鬼魂”的形象出現，是一場“鬼戲”。
電影《女籃5號》：1957年謝晉導演執導的第一部有影響力的電影、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故事圍繞著解放前上海東華籃球隊主將田振華與老板的女兒林潔的愛情展開，講述了小希、段臣風、太子等一群充滿青春活力的高中生，帶領著一支默默無聞的籃球隊最終獲得了全省高中聯賽冠軍的故事。演員們樸實的表演，加上導演到位的開創性的功力，把建國以來新中國的新面貌躍然勾勒出來。
電影《五朵金花》：1959年長春電影制片廠制作的一部愛情電影。
電影《青春之歌》：1959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
電影《北國江南》：1963年海燕電影制片廠攝制。
電影《早春二月》：1964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
敢于反映現實，大膽干預生活，挖掘生活本質，暴露生活中的陰暗面，描寫曾被視為禁區的人性和人情等領域。于是，一批優秀的小說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作品涌現出來。揭露陰暗面的作品有：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耿簡的《爬在旗桿上的人》，李國文的《改選》等；表現人情人性的作品有：宗璞的《紅豆》，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陸文夫的《小巷深處》，楊履方的《布谷鳥又叫了》等。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刻畫了天真單純、寓于理想和革新精神的青年林震的形象，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官僚主義色彩濃厚、世俗守舊的劉世吾。作家細致深入地剖析了劉世吾的精神狀態，對他思想的成因、矛盾與困惑進行了深刻地挖掘。作品開風氣之先，敢于針砭時弊，鞭斥官僚惡習，發表之后引起強烈反響。不久，“反右”斗爭擴大化，小說遭到了批判。
劉賓雁：
1951年至1957年在北京《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發表文學作品，成為中國作協會員。1956年4月，劉賓雁在當月《人民文學》雜志上發表小說《在橋梁工地上》，6月和9月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反其續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義體制和壓制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引起全國關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評上海市委壓制言論自由，影響廣泛。被毛澤東指責為“企圖制造混亂”，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國青年報》舉行批判劉之“座談會”。1958年至1962年劉賓雁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在1963年至1966年他返回《中國青年報》當雜工，1966年3月被“摘帽”，但6月初又被指“反黨”，并再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至1977年。
1978年至1979年，劉回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譯文》編輯。在1979年獲得平反，同年九月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中共建國以來地方官員最大貪污案，在民間引起更大反響。在1979年至1987年期間，他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發表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如《第二種忠誠》等。1985年在中國作協第四屆大會上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并使他得到了“中國的良心”的稱號。
1987年劉賓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由再次開除黨籍和公職。鄧小平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提到劉賓雁說：對于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么資格當共產黨員？
1988年春，劉賓雁在美國講學。1989年的事件后，因公開反對武力鎮壓，被開除出中國作家協會，從此被當局禁止返回中國。他在中國大陸的名字亦迅速消失。
2005年2月底，為慶祝劉賓雁80歲生日，海內外一批作家合作出版散文集《不死的流亡者》，劉親自出席簽名會，另外由旅美雕塑家譚寧制作的劉賓雁半身像。2005年2月23日，在普林斯頓大學揭幕，劉亦有到場主持儀式。
劉賓雁于2002年患直腸癌，其后擴散到肺部與肝區，2005年12月5日，當地時間凌晨零時25分左右，劉賓雁因直腸癌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之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醫院（Roberto Wood Johnson Hospital）去世，終年80歲；告別式于12月10日在普林斯頓凱恩博殯儀館舉行。
李國文：
198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宗璞（馮友蘭之女，名馮鐘璞，筆名宗璞）的《紅豆》描寫了發生在解放前夕北京某大學的一場愛情悲劇。這是當代小說中一部較早正面反映情感問題的作品。大學生江玫與齊虹相戀，但面對革命的來臨，二人發生了分歧。人生觀、政治立場的不同導致了他們不同的人生選擇，女主人公江玫毅然投身解放事業，而齊虹退縮了。作品把人物之間的沖突放在革命斗爭即將來臨的背景下和纏綿悱惻的愛情氛圍中，較為深刻地揭示了愛情悲劇的主客觀原因，并使人物形象在情感和投身革命事業的抉擇中凸現出來。由于對愛情心理的真實描寫，小說一發表就引起廣泛關注，但不久就與其他寫人情人性的作品一道被打成了“毒草”。
（2）創辦了一批文藝期刊
1956年至1957年出現的文藝期刊有18種。
創辦于1956年的如：
《青年文學家》雜志：1956年創刊，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齊齊哈爾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
《延河》，1956年4月創刊，陜西作家協會主辦。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很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其中“兩紅一創”,即1957年3、4期《延河》上刊登的《紅日》(選載),1962年1期刊登的《江姐》(《紅巖》選載),1959年至1961年共13期連載的《創業史》(一、二部),是最早在《延河》上與讀者見面的。作家茹志鵑的處女作小說《百合花》便是被數家刊物退稿后而被1958年3期《延河》發表的。
《大眾文藝》：1956年創刊，河北省群眾藝術館主辦。
《新港》，1956年創刊，天津作家協會主辦。
《作家》，1956年創刊，吉林省作家協會主辦。
《萌芽》，1956年7月創刊，是中國第一本青年原創文學刊物。1999年，萌芽聯合13所著名高校合辦中國權威作文大賽—新概念作文大賽。大賽發掘出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80后文化偶像，《萌芽》因而被譽為“80后偶像搖籃”。
《牡丹》：1956年創刊，洛陽市文聯主辦。
《豫苑》：1956年創辦，河南省群眾藝術館主辦。
《紅巖》：1956年7月創辦，前身是《西南文藝》，郭沫若為該刊題寫了刊名。由當時西南局領導的西南文聯主辦。
《朝花》：1956年9月創刊，是《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當時成立了一個以巴老、唐、葉以群、孔羅蓀、趙超構、張駿祥、許杰等著名作家、專家組成的顧問小組，實際上也是《朝花》作者隊伍的核心和骨干。
《草地》：1956年創辦，四川阿壩州文化局主辦。
《六枝文藝》（油印），1956年7月1日創辦，郎岱縣文化館創辦文學雙月刊。
《文藝生活》：1956年創刊，茅盾題寫刊名。是由湖南省文化廳主管、湖南省群眾藝術館主辦。
《電影藝術》：1956年10月28日創刊，時名《中國電影》，是新中國第一家專業從事電影評論、電影理論研究的學術期刊。
《版畫》：1956年創刊，中國版畫家協會主辦。
《舞臺與觀眾》：1956年創刊到1957年停刊，為廣東早期珍貴粵劇文獻。
創辦于1957年的如：
《詩刊》，1957年1月創刊號。
《星星》詩刊：創辦于1957年1月，是新中國創刊最早的詩歌刊物。
《收獲》，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創辦的，上海作家協會主辦。
《探求者》：創辦于1957年江蘇省的一個文學社團的同人刊物。它剛具雛形一個來月便在“反右”風暴中被康生所扼殺。其發起人陸文夫、高曉聲等作家也遭到了滅頂之災。所謂“同人刊物”，就是一批因信仰、志趣、文藝觀相近的文人自愿結合辦起來的非官方出版物，這種刊物容易形成各自的風格和特點。
同人刊物不需要“編制”，不需要政府撥款，辦刊經費完全自籌，編輯和作者大都是盡義務。同人刊物成為那時編創人員自主交流、自由創作的一個重要平臺。但建國后此類刊物幾乎絕跡了。
《雨花》：1957年創刊，是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月刊。
《花蕾》雜志：1957年創辦，是內蒙古創辦的第一份蒙文少年兒童刊物。
《芒種》：1957年1月創刊，由齊白石親題刊名，是中共沈陽市委員會宣傳部主管、沈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
《上影畫報》：1957年創刊。
《中國畫》：1957年11月創刊，始為季刊。
《園林好》：1957年創刊，中國音樂家協會成都分會編輯委員會。
《中國攝影》：1957年創刊。
二、1957年開始受挫：
“雙百”方針是黨科學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長期性方針。
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后，“雙百”方針的貫徹受到了干擾和損害，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開始糾正這一錯誤，但1964年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這一方針又受到了嚴重的破壞。8年樣板戲幾乎獨占了中國所有的藝術舞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也幾乎停止了。
羅平漢《1957，“雙百”方針為何中斷》（《同舟共進》2009年第12期）：
1956年4月，為繁榮文學藝術和推進學術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明確宣布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此后一年時間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舉措貫徹這一方針。然而，“雙百”方針只實行了一年便被中斷，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遺憾。“雙百”方針為什么貫徹不下去？
【原因之一：高級干部中不贊成“雙百”方針的是多數】
“雙百”方針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澤東親筆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以示祝賀。“百家爭鳴”最初是毛澤東就中國歷史問題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國語文教學研究三個委員會。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回答說要“百家爭鳴”。
但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一個基本的方針完整提出，則是1956年的事情。這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開擴大會議對此進行討論。會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匯報了前一階段文藝界和學術界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第一次明確宣布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毛澤東《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雙百”方針提出后，廣大知識分子以十分興奮的心情報以熱烈歡迎。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說：“我們科學界所以衷心地歡迎‘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因為‘百家爭鳴’是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科學發展的必然道路。”（《科學家、教授談“百家爭鳴”》，《光明日報》195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學教授傅鷹表示：“我們搞科學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贊同‘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要科學發展，就應該做到自由論爭，‘百家爭鳴’。不這樣，思想就會僵化，科學還哪里會發展。”
但是，對這一政策，在黨的干部隊伍中，不少人卻心存懷疑和憂慮。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負責干部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文章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少人提倡了。二是過去的一年利用反對“公式化、概念化”來反對藝術應為政治服務、藝術要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應作為教育廣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斗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務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地的解放斗爭、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等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劇、詩歌。三是自從提出“百花齊放”以后，許多人只熱衷于翻老箱底，熱衷于走捷徑去改編舊作品，甚至個別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寶貴遺產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圖名求利。
文章發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少報刊轉載，有的甚至還以編者按的形式贊成陳其通等人的觀點。尤其引人注意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報》在轉載陳其通等人文章時，編輯部還在按語中說：“這篇文章提出了當前在文學藝術戰線上貫徹黨中央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中幾個原則性的問題，引起了文藝界及有關方面的廣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遼寧省委文教部召開的文藝編輯座談會曾經討論了這篇文章。與會者一致認為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時的，文章中提出的幾點意見，都是正確的。”這些事實表明，對“雙百”方針持懷疑甚至反對態度者并非只是個別人。毛澤東也一再說過，高級干部中不贊成“雙百”方針的是多數，贊成的是少數。（黎之《文壇風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負責人說，“百家爭鳴”缺了共產黨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領導干部也持同樣觀點，認為1956年是唯心論抬頭，唯物論的鳴聲不高，向科學進軍后，知識分子開始鉆研業務了，但尾巴也翹起來了。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寫信，認為“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攻，說什么1955年是無產階級思想向資產階級思想總攻擊的一年，1956年是資產階級思想反攻的一年。資產階級思想獲得了蘇共二十大的援軍，取得了不小的勝利，其具體表現是唯心主義解放了。此人還說，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于“雙百”方針的報告，除了鼓勵爭鳴外，沒能解決唯心主義長期存在對人類的禍害問題，因此思想界很混亂，什么人的主觀意見都說是“百家爭鳴”。
在那些不贊成“雙百”方針的人看來，“百家爭鳴”中，無產階級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這樣“鳴”的結果，很可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占了上風。他們還認為，多少年來一直提倡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可是“百家爭鳴”一來，唯心主義也獲得了“爭鳴”的資格；而且他們認為，對知識分子而言，其世界觀本來就是唯心主義的。因此，“百家爭鳴”將會使唯心主義呈日益泛濫之勢，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將變為一句空話，隨著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鳴放出來，局面將不可收拾。盡管1957年春毛澤東對為什么要實行“雙百”方針作了多次講話，并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開的批評，但黨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未真正統一。隨著反右派運動的開展，相當多的人自覺不自覺地將“右派言論”的出籠與“百家爭鳴”聯系起來，認為都是“百家爭鳴”闖的禍。所以反右派運動后，“雙百”方針作為一句口號還在使用，但實際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
【原因之二：對“雙百”方針理解的偏差導致“大鳴大放”】
1956年大力倡導“雙百”方針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體制的許多弊端，其中包括文藝和科學工作的種種清規戒律挫傷了知識界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黨的領導人在試圖走出一條與蘇聯有所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經濟建設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設上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提出在文學藝術上實行“百花齊放”，在學術研究上提倡“百家爭鳴”。盡管這一政策所允許的對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的寬容，并沒有超過1954年通過的憲法中關于“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的規定，但這一政策的提出，與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對文藝的粗暴干涉和對科學研究隨意貼上政治標簽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是對此前片面強調學習蘇聯且一味強調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個不小的變化。
但是，應該看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種提法，雖然在建國初就已出現，可把它作為意識形態的指導方針，是1956年4、5月間才正式提出的。而這個方針的提出，黨內并沒有進行充分的思想醞釀，沒有通過深入的學習討論，因而也沒有在黨內形成廣泛共識。1955年，在意識形態領域，曾大張旗鼓地進行對胡適派唯心主義的譴責，開展了對梁思成建筑設計中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錯誤”的批判，組織了大規模的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這些運動幾乎涉及整個知識界。僅過了半年，“雙百”方針便提出來了，盡管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但長期的思維慣性使相當多的黨員、干部一時難以轉過彎來，對實行這一方針抱有某種抵觸情緒。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種批判運動而戰戰兢兢、謹小慎微的知識分子，也對此心存疑慮而不敢大膽“爭鳴”。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潘世茲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一次提出鳴放的方針，大家都很興奮。不過有這樣一種疑慮：今天我把什么話都講出來，過一個時期，一年或許兩年，我講過的話是不是要算賬？不光我一個人有這種想法，我所接觸的一部分人也有這種想法。有的朋友談起整風，不知道我們是否要弄在里頭？還有人懷疑現在整風是整黨內，過一個時期，是否要輪到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改善黨群關系》，《光明日報》1957年5月10日）
“雙百”方針提出后，知識界出現了一種想“放”而不敢放，想“鳴”而不敢鳴的局面，正如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所說的：“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么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意味著他們的積極性是動起來了，特別表現在提高業務的要求上，但是消極因素還是很多的。他們對百家爭鳴還是顧慮重重，不敢鳴，不敢爭；至于和實際政治關系比較密切的問題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神氣。”（《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這種情況出現后，黨內又產生了急于想改變這種局面的情緒。恰好此時，中共中央決定開展一場廣泛的整風運動，以改進干部作風。于是，人們對于“雙百”方針的貫徹變成了千方百計勸導知識分子參與“爭鳴”，并且將這種“爭鳴”轉變為動員知識分子參加整風運動的一種方式，甚至還搞起所謂“大鳴大放”。所以從這時起， “放”與“鳴”的重點，已不是文藝與學術思想問題，而是鼓勵黨外人士“鳴放”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點。
到此時，人們對“雙百”方針的理解出現了嚴重的偏差。當初這個方針提出的時候，毛澤東說得很清楚，是“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限定的范圍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之外的領域，事實上是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堅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這樣的問題在中國從來沒有必要進行“爭鳴”。偏離“放”與“鳴”的結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鳴”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對形勢作了脫離實際的判斷，隨后發生了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這樣一來，“雙百”方針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極影響】
探討“雙百”方針在1957年的歷史命運時，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這年10月，社會主義陣營的匈牙利發生大規模群眾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號，隨后演變為大規模的騷亂和流血沖突，后來由于蘇軍進駐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匈牙利事件發生后，毛澤東甚為震驚，同時也使他產生了一種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在中國重演。
當時，毛澤東一方面自信地說：“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提防中國出現類似的問題，而且要設法避免。尤其在1956年下半年，我國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現象，城市有少數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農村也發生了一些農業合作社的社員鬧退社的事件，這更增加了毛澤東的擔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指此時國內少數鬧事的人——作者按）引出了洞。”他還說：“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斗爭。”毛澤東又說：“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丑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此時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半年前他對“雙百”方針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是為了繁榮文學藝術和推進學術研究。匈牙利事件后，雖然他仍有同樣的用意，但還有一層用意，就是讓那些“毒草”長出來，讓“牛鬼蛇神”跳出來。毛甚至說：“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有人曾提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開始考慮的，而一旦形成，他就親自執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不過筆者認為，1956年10月開始的“放”的策略，與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決策，在本質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放”更多的是樹立對立面，使“香花”與“毒草”進行比較，從而使人們能辨明什么是“毒草”并最終自覺地與之劃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長。整風運動之前，在毛澤東看來，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時把它們鋤掉就是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風開始后，鼓勵“大鳴大放”的結果，放出來的“毒草”大大超過了黨的領導人的預料，這才使他們感覺到“事情正在起變化”，需要來一場大規模的鋤“毒草”運動。為了將“毒草”除盡，尤其是將那些隱藏較深的“毒草”除掉，毛澤東一面在黨內布置反擊，一面指示繼續“鳴放”，目的當然是為了屆時聚而殲之。如果說，1956年毛澤東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一種政策來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與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右派運動的決策后，繼續鼓勵“鳴放”，毫無疑問，僅是一種策略了。到了這個時候，真正意義上的“雙百”方針中止也就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對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的變化缺乏足夠的估計】
1956年知識分子政策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在這年1月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團結、教育、改造舊知識分子的同時，黨又用了很大的力量來培養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其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勞動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由于這一切，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單單是一個稱號問題，更主要的是對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性的一種認同。
但是，在隨后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并沒有使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提法，而是說：“在黨的政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6年來各方面的偉大變革和偉大成就的強烈影響下，我國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已經形成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這就說明，當時黨內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認識并不一致，仍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并未改造好，還不能說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在我國的政治用語中，“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是有層次上的區別的，無產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勞動人民從整體上講是不能作為領導階級的。反右派運動前，毛澤東一方面不斷地強調要堅持“雙百”方針，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談到黨的歷史經驗時，這樣說：“在整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時期內，我們要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使他們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對帝國主義。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時期還要和他們保持聯盟。這樣做，有利于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利于發展生產、穩定市場，有利于爭取和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957年3月，毛澤東在與文藝界代表談話時，又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于一個范疇。若論出身，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反動起來，也很厲害。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蠻革命，我也是算在這個范疇之內的。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有的人后來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之所以仍將知識分子冠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因為在他看來，全國500萬知識分子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并且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幾，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是處在一種中間的狀態。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反復強調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說知識分子中的多數人，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完全代替資產階級世界觀，還相差很遠。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是并沒有讀進去，并沒有在頭腦里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感情還是舊的。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認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學習了，如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改造地主、資本家，改造個體生產者，不要改造知識分子，那就錯誤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這種估計，不但與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不一致，而且也不符合知識界的實際情況。對知識分子建國以來變化的過低估計，必然導致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這樣就產生了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認為知識分子仍屬改造對象，另一方面又鼓勵他們參與“爭鳴”。這就難免在主觀上把他們看作“百家”中的資產階級成員，在潛意識里認為他們“鳴”出來的東西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整風運動后“右派言論”的出現，似乎更印證了原來的判斷：知識分子果真沒有改造好，果然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說，在反右派運動的準備階段，為了“引蛇出洞”，“百家爭鳴”作為一種策略還在使用的話，到了正式“反右”之后，自然就不能讓它出來繼續毒害民眾了，“百家爭鳴”當然也就不能再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份兒。沒有知識分子參與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百花齊放”變成了一枝獨秀，“百家爭鳴”也就變成了一家獨鳴。這種局面，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改變。
三、新時期發展——文藝的春天：
1、原因：
（1）“文革”結束，清算林彪、江青的極“左”路線；
（2）鄧小平提出文藝的“二為”方向，強調堅持“雙百”方針；
“二為”：即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向人們傳達了黨中央的這一精神。通常簡稱為“二為”方向。用以取代沿用多年而過時了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是我黨新時期提出的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方針。這項方針體現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性質，指出了我們文藝發展的根本方向，它符合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自身規律，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保證。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為工農兵服務”。
（3）黨中央提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2、表現：
（1）文藝：
①出現了以文革為主題的“傷痕文學”（1977）“反思文學”（1979），以改革為主題的改革文學
傷痕文學：是本世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文壇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較早在讀者中引起反響的“傷痕文學”是四川作家劉心武刊發于《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它得名于1978年盧新華以“文革”中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傷痕》。
反思文學：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從政治、社會層面上還原“文革”的荒謬本質，并追溯到此前的歷史，從一般地揭示社會謬誤上升到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上，和傷痕文學相比，其目光更為深邃、清醒，主題更為深刻，帶有更強的理性色彩,被稱為“反思小說”。“反思文學”的標志性作品是1979年2月《人民文學》上發表的茹志鵑的短篇小說《剪輯錯了故事》。
改革文學：1978底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便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經濟體制改革。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于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這就是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其開篇之作，是1979年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
②出現反映社會生活的戲劇、電影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
（2）學術：討論空前激烈
如金觀濤、劉青峰夫婦，他們用系統論的觀點“論證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停滯性和歷史振蕩的周期性這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初版于1984年。
3、意義：
中國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2000年10月12日，1940年生于江西贛州的，寫有《靈山》、《一個人的圣經》、小說集《有只鴿子叫紅唇兒》的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
2012年10月11日，1955年生于山東高密的，寫有《豐乳肥臀》《檀香刑》《蛙》的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本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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