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第2課　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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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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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發現和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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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體系之一。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漸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紀。所記語種屬古代埃及語，主要使用者為僧侶。這種文字通常被刻在廟墻和宗教紀念物上，因而在古希臘文中，稱為“神圣的雕刻”或“圣書”。譯成中文時，則借用了“象形文字”這一習慣用語。1822年，法國學者J．F．商博良①成功地譯讀了象形文字。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進展，對其語法、詞匯等有了系統的總結，成為埃及學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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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系由原始的圖畫符號演變而來。按符號在文字體系中的作用可分為表意文字（意符）和表音文字（音符）兩類。表意文字表現所描摹的實物或與之有關的某些事物的概念；表音文字則是用來拼音的符號，它原為表意文字，但又具有了標音的意義。據統計，當時經常使用的文字符號共計700個左右。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書寫方式有直式和橫式兩種。直式是從上往下寫；橫式是從左向右或從右向左寫。區別左右書寫的方向是根據象形文字所表現的物體形象面向何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常刻在廟墻、陵墓、石棺、調色板、雕像、洞穴峭壁等石質材料上，有時也寫在陶片、木料和紙草上。前一類銘文刀法古拙，形狀規整，其中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有金字塔銘文、卡納克遺址神廟銘文以及在薩卡拉墓地和阿拜多斯遺址等處發現的墓壁銘文。后者則主要是紙草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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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王國時代開始以蘆葦筆為書寫工具，因而從象形文字中演變出一種簡化的速寫形式。這種新的文字通常是由僧侶寫在紙草上，所以稱為僧侶體或僧侶文字。前7世紀左右，僧侶體又演變出一種書寫速度更快的草書體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的書寫，因而稱為世俗體。世俗體文字和僧侶體文字一樣，一般是由右向左寫。象形文字、僧侶體和世俗體3種文字形式一直使用到希臘、羅馬統治埃及的時期。羅馬帝國統治后期，大約從前3世紀起，古埃及文字逐漸被科普特文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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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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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19世紀上半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釋讀，曾極大地推動了古埃及歷史的研究，并形成一門國際性的埃及學。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釋讀，則是充分利用了埃及文化遺產中的許多金字塔和寺廟遺址中的銘文。這些文化遺產后來有多項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世界文化遺產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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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①商博良（1790—1832）：法國埃及學家和語言學家，埃及學的奠基者。1806年就學于格勒諾布爾大學，勤奮攻讀古代史，學習科普特語和多種字母文字，1808年獲語言學博士學位。1809—1816年任格勒諾布爾大學教授，其時已精通古希臘文和拉丁語，熟習埃及文等八種東方語言，并開始借助埃及羅塞塔石碑（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三種文字銘文，著手釋讀石碑上的象形文字。1822年，成功釋讀了埃及托勒密和克婁巴特拉方尖碑石印本中的象形文字，拉美西斯和吐特摩斯的王名。1822年9月24日，在巴黎科學院宣讀了著名的《關于象形語音學的字母給M·達西爾先生的信》，這一天公認為埃及學的誕生日。1828年，他組織了一個考古隊到埃及發掘，收集古物、摹畫和抄錄銘文。1830年歸國后主持盧浮宮博物館埃及部。1831年，法蘭西學院為他創設埃及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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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美爾文字的發現和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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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爾文字為蘇美爾人發明的楔形文字，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公元前3500~前2600年屬象形文字階段，此后發展成為記寫蘇美爾語的楔形文字。前第2和前第1千年，蘇美爾人同化于阿卡得人后，其文字在宗教和文學中仍被使用，公元1世紀后失傳。18世紀中葉以后，楔形文字引起學術界的注意。19世紀，學者們利用“波斯古經”首先釋讀成功波斯楔形文字，然后，對照波斯文字釋讀成功塞姆語系的阿卡得文字。最后利用阿卡得文字釋讀成功與任何語系都無關系的蘇美爾文字。在釋讀過程中，英國的H．C．羅林森（1810—1895）、愛爾蘭的E.欣克斯和法國的J.奧佩爾作出了較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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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爾人用當地盛產的蘆葦和黏土作為書寫材料，以削尖的蘆葦桿在黏土泥板上壓寫字符，由于壓出的筆畫呈楔形，因此名為“楔形文字”。將寫好字的泥板曬干或燒干后即成為今天所說的泥板文書。常用的蘇美爾文字約600多個，主要分為表意符和表音符兩種，另外還有定義符和尾音符。所記的蘇美爾語被稱為粘著語，其詞干不變，依靠在詞干上加前、后綴來表示語法作用，名詞與動詞是同形的，一字往往多音多義，現知的蘇美爾詞根約1 8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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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爾文字后來為西亞各古代民族所采用。塞姆語系的阿卡得人、迦南人、巴比倫人和亞述人，印歐語系的赫梯人和波斯人，語系難定的埃蘭人、胡里安人和烏拉爾圖人都用蘇美爾文字來記寫自己的語言，因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楔形文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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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第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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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教科書中所說的古巴比倫文字，是一種楔形文字，而其源頭則是蘇美爾文字。蘇美爾文字的發現和釋讀成功，使人們得以了解古巴比倫王國及其之前的蘇美爾城邦、阿卡德王國及烏爾第三王朝的歷史。這又從一個方面說明文化遺產對于學術研究的重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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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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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真實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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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概念最早出現于《威尼斯憲章》（Venice Charter，1964）中，之后在歐洲社會逐漸得到廣泛認可。當時它主要針對歐洲文物古跡的保護與修復，因而現在主要用于文化遺產。世界遺產領域內關于“真實性”的解釋最初見于“行動指南”，比較詳細的解釋見于《奈良文件》（Nara Document,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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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文件》第13款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評價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其先決條件是認識和理解遺產產生時及其隨后形成的特征，以及這些特征的意義和信息來源。真實性包括：遺產的形式與設計，材料與實施，利用與影響，傳統與技術，位置與環境，精神與感受。有關‘真實性’詳實信息的獲得和利用，需要充分地了解一項具體文化遺產獨特的藝術、歷史、社會和科學層面的價值”。文化遺產真實性還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會都包含著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們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構成某項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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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委員會在“行動指南”（又譯作“操作指南”，第10版，1997）第24段指出：“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財產（property）至少應具有《世界遺產公約》所說的突出的普遍價值中的一項標準以及真實性標準”；每個被確認的項目都應“滿足對其設計、材料、工藝或背景環境以及個性和構成要素等方面的真實性的檢驗”。另外，“行動指南”還從立法與管理角度提出對真實性的保護，應“具備足夠的法律的/合同的/傳統的保護和管理機制，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財產或文化景觀有足夠的保護。國家、省、市的保護性立法，以及服務于保護的管理和規劃控制機制，是一切遺產保護的基礎，必須在提名格式中予以正確說明。這些法律的/合同的/傳統的保護機制的貫徹實施是必要的。而且，為了保護文化景點（sites）的完整性，尤其是那些對大量投資者開放的地方，相關成員國應該提供合理管理的足夠證據，保證文化財產的合理保護、保存和對公眾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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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渝《“真實性”與“完整性”是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徐嵩齡、張曉明、章建剛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經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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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這段文字講述了“真實性”概念的由來，指出根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規定，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除了至少必須符合登錄標準中的一條外，還必須符合真實性標準；同時還要求“具備足夠的法律的/合同的/傳統的保護和管理機制，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財產或文化景觀有足夠的保護”。因此，真實性也就成為登錄《世界遺產名錄》的基本條件和保護原則。關于真實性的含義，這段文字也引用《奈良文件》加以說明，這就是指遺產產生時及其隨后形成的特征，包括遺產的形式與設計，材料與實施，利用與影響，傳統與技術，位置與環境，精神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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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整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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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integrity）一詞來源于拉丁詞根，表示尚未被人擾動過的原初狀態（intact and original condition）。它主要用于評價自然遺產，如原始森林或野生生物區等。完整性原則既保證了世界遺產的價值，同時也為遺產的保護劃定了原則性范圍。“行動指南”（又譯作“操作指南”，第44段b）對自然遺產的完整性有如下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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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對于自然遺產評定標準（即第44段a，本文注，下同）中第①條所涉及的遺產地（site）來說，它們應當包括自然環境中全部或大多數相關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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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對于自然遺產評定標準中第②條所涉及的遺產地來說，它們應當擁有足夠大的范圍，并且包括必要的自然環境，從而說明，對于景點所包含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長期保存過程來說，它們的許多關鍵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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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對于自然遺產評定標準中第③條所涉及的遺產地來說，它們應具有突出的美學價值，并應包括那些對于保持此美學價值必不可少的相關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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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對于自然遺產評定標準中第④條所涉及的遺產地來說，那些維持生物區或生態系統內絕大多數動物和植物物種特征的棲息地，應被考慮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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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第44段a描述的遺產地應有一個管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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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第44段a描述的遺產地應有足夠長期的法律、規則和制度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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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第44段a描述的遺產地應該是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最重要的遺產地。根據新近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生物多樣性是指陸地生態系統、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以及由它們構成的生態復合體（ecological complexes）中生命體在物種層次與生態系統層次的變異性。只有那些最具生物多樣性的地方才能達到第44段a第四條標準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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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發現，上述對自然遺產完整性的解釋，是以涵蓋與自然遺產密切相關的周邊空間為要旨的，并且特別提出了管理規劃、法律、規則和制度保護，以保障遺產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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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渝《“真實性”與“完整性”是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徐嵩齡、張曉明、章建剛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管理》，第79—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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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以上兩段材料指出，根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規定，“真實性和完整性”這兩個原則與遺產類型有著明顯的對應關系：真實性原則對應于文化遺產，完整性原則對應于自然遺產。這種狀況，是與兩原則各自產生的背景有關。“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OROM）、“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和“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分別是世界文化遺產與世界自然遺產評定的主要依托機構。它們有著各自對遺產的獨立認識。這使得“操作指南”對兩類遺產的評定標準表現出各自學科領域（博物館學和生態學）的特點。不過，這不等于說，真實性只對應于文化遺產，完整性只對應于自然遺產。事實上，“操作指南”也明確規定要“保護文化遺產的完整”（第24段），并規定凡是申報遺產的項目，都必須將“真實性/完整性”作為列入的理由，寫入提名表格之中，還規定每個締約國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的關于《世界遺產公約》執行情況的定期報告，應包括“真實性/完整性說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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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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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事業發展到今天，無論是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對它們的評定、評價與保護常常要涉及真實性和完整性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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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于自然遺產的真實性問題。對自然保護而言，真實性比完整性更為基礎，完整性是對真實性的強化。從對問題的認識層面上來講，最高級的自然保護是“preservation”（原封不動的保存），而非“conservation”（可以利用的保護）。在經歷了數百年人類加速改造自然后的今天，保護片狀的自然遺產地、自然保護區，成為人類追憶“原汁原味”自然環境的退而求其次的手段。因此，完全地實現preservation而不是以conservation為借口進行遺產的利用，尤其是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利用，是人類尊重自然和自然遺產的原生性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從實踐的角度來說，自然遺產的真實性也往往在不經意間被打破。例如，以生態系統保護為核心內容的自然遺產地，近年來一直受外來物種侵入的威脅。我國云南滇池水葫蘆的蔓延及其對水體造成的污染，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與此對應的是，本地物種的缺失與恢復也已成為一個新的關注熱點。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現已完成“恢復灰狼在公園內生存”的初期試驗，借以恢復消滅灰狼之前的自然生態系統。正反兩個事例說明了當前在自然遺產真實性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人類在恢復自然生態系統真實性（不人為增加，也不人為減少）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見，自然遺產真實性的現實意義是毋庸贅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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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是最早提出自然遺產“完整性”原則的，如果我們探究一下其早在1974年認定的國家公園標準，便不難發現，那里最強調的是排除人為因素的影響。如：“標準（1）……具有優美景觀、特殊生態或地形，有國家代表性，未經人類開采、聚居或建設”；“標準（3）……限制工業區、商業區及人類聚居開發，禁止伐木、采礦、設廠、農耕、放牧及狩獵等行為，以有效地維護自然景觀及生態平衡；標準（4）保護現有的自然狀態，準許游人在一定條件下進入，可作為現代及未來的科研、教育、游覽與啟智的場所”。可見，無論是自然遺產還是文化遺產，它們的真實性實際上都面臨著排除人為因素影響的同樣問題。因此，如果一味完全按照“行動指南”（又譯作“操作指南”）和《奈良文件》上的界定來解決實際問題，就過于機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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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化遺產也存在完整性的問題。一是范圍上的完整（有形的）。建筑、城鎮、工程或者考古遺址等應當盡可能保持自身組織成分和結構的完整，及其與所在環境的和諧和完整。二是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無形的）。如我國的明十三陵，作為中國陵墓文化的一組典型代表，它們具有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以及相應地體現在地理位置上的相互關聯性。最簡單地理解，十三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作為一個組團，十三處缺一不可。再如泰山，其文化價值體現在佛教、道教、封禪以及世代歌詠、吟誦文化等同為一體。登山線路的變換，泰山封禪祭祀過程中醞釀、登天和抵達仙境等三個階段，都突出了文化遺產伴隨實物而來的概念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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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指南”明確提出過“保護文化遺產的完整性”（第24段）。在1996年“關于提名世界自然遺產的總體評價原則和標準”的專家會議上，討論的主題是，將完整性條件應用到自然和文化遺產上，為確認和評價世界遺產制訂一種通用的方法。《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意見書》（《ICOMOS Position Paper》，簡稱“意見書”）中說，“希望簡單地把適用于自然遺產地的完整性條件移用到文化財產的想法是不明智的。雖然如此，完整性條件表達了整體上對文化遺產的接近，它比真實性原則與文化遺產之間的關系更相關，更有意義。作為一個概念，‘完整性’適用于自然遺產，它同樣平等地適用于文化遺產”。“意見書”還舉例，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剛剛訂立和1975年正式實施期間，一份關于“美國歷史紀念地提名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使用標準”的文件中，“完整性”已作為一個決定性因素被專門使用。可見，通過完整性原則判定文化遺產并不是一個近年來才出現的概念。《威尼斯憲章》中的有關論述也值得一提，在“修復”一節第十四條指出，“古跡遺址必須成為專門照管的對象，以保護其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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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渝《“真實性”與“完整性”是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徐嵩齡、張曉明、章建剛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管理》，第8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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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如何全面理解世界遺產評價和保護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原則，此段文字作了深入的論述，并舉例加以說明。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文化遺產完整性的論述，指出它既包含有形的范圍上的完整，也包含無形的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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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將世界遺產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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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4．委員會應在必要時制定、更新和出版一份《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所列財產均為載于《世界遺產名錄》之中、需要采取重大活動加以保護并為根據本公約要求給予援助的財產。《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名錄》應載有這類活動的費用概算，并只可包括文化和自然遺產中受到下述嚴重的特殊危險威脅的財產，這些危險是：蛻變加劇、大規模公共或私人工程、城市或旅游業迅速發展計劃造成的消失威脅；土地的使用變動或易主造成了破壞；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變化；隨意擯棄；武裝沖突的爆發或威脅；災害和災變；嚴重火災、地震、山崩；火山爆發；水位變動、洪水和海嘯等。委員會在緊急需要時可隨時在《處于危險的世界遺產名錄》中增列新條目并立即予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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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Ⅲ.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政府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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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80．按照《公約》第11條第4段，委員會將把滿足以下要求的財產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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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考慮中的遺產列在《世界遺產名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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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遺產受到嚴重或特殊的危險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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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有必要對財產進行大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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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要求對遺產提供《公約》規定的援助；委員會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它所關心的信息，包括將一處景點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所發出的信息，該項援助要求可以由任何委員會委員或由秘書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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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Ⅲ.設立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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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根據《世界遺產公約》和《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規定，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必須有幾個條件：一是該項遺產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中，否則不予列入；二是正在遭受嚴重的或特殊的危險的威脅；三是已經遭到某種程度的破壞，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維護；四是遺產的維護需要提供《世界遺產公約》規定的國際援助。柬埔寨的吳哥石窟是一項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遺產，但長期遭到外部侵略和內部戰亂的破壞，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維護，而這項大型維護工作又非柬埔寨自己所能獨立完成的，急需國際社會的援助。但柬埔寨又不是《世界遺產公約》的締約國，該項遺產尚未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按照操作指南的規定，無法對其維護實施國際援助。1992年，世界遺產委員會考慮到當時的柬埔寨內戰剛結束不久，尚不及簽署《世界遺產公約》，也無法將吳哥石窟申報世界遺產，便破例將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隨即又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呼吁世界各國幫助柬埔寨進行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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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世界遺產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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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當委員會發現如《公約》第1條和第2條定義的世界遺產的狀況滿足以下兩種情況中的至少一個標準時，可將其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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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就文化遺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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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確知危險──遺產面臨特殊的且證明正在臨近的危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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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材料受到嚴重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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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結構或裝飾特點受到嚴重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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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筑或城市規劃的一致性受到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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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城市或鄉村空間，或自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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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史實性受到嚴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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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文化重要性受到嚴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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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潛在危險──遺產面臨有害于其固有特征的威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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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遺產的修復或法律地位削減了其受保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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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缺少維護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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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區域規劃項目帶來的威脅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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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城鎮規劃帶來的威脅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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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武裝沖突的爆發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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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地質、氣候或其他環境因素的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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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Ⅰ.《世界遺產名錄》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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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將《世界遺產公約》所規定的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的條件加以細化。就文化遺產而言，操作指南將瀕危劃分為確知危險與潛在危險兩種情況，每種情況又各列出六條標準，只要符合這兩種情況中的至少一條標準，就可將其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列入瀕危遺產，雖然可以獲得資金、技術的援助，但實際上是明確表示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對遺產地所在國家保護不力的批評。因此，對瀕危遺產的評定，要充分考慮主權國的意見。被評定為瀕危遺產，總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會影響到主權國的名譽，主權國往往對此提出異議。但瀕危遺產的評定并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并不完全取決于主權國的意見，而是根據對事實的認定，因為它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提醒人們關注危險的現實，促使主權國家采取有力之措施進行挽救和保護，使之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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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遺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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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委員會在以下情況下用以下程序將遺產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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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當遺產已惡化到失去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時所具有的特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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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當一處世界遺產景點的固有質量在提名時已受到人類行為的威脅，而有關國家本應采取的必要矯正措施未在建議的時間內實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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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當《世界遺產名錄》中列入的遺產受到嚴重破壞、或當必要的矯正措施未在建議的時間內實施時，景點所在的有關國家應通知委員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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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當秘書處從除有關國家之外的來源收到此類信息時，將盡快向有關國家核實信息的來源和內容，并要求其做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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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秘書處將要求資深咨詢組織（國際遺跡和遺產委員會（ICOMOS），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或羅馬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①）就收到的信息作進一步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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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收到的信息將與有關國家和咨詢組織的意見一起提交主席團。主席團可采取以下步驟中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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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以決定遺產在未被嚴重損壞的情況下不采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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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當主席團認為遺產已受到嚴重損壞、但沒達到不可修復的程度時，可以向委員會建議遺產保留在名錄中，并提供有關國家在合理的時間采取必要措施修復遺產的證明。主席團還可建議世界遺產基金向遺產的修復工作提供技術合作，如果有關國家沒有要求這種技術援助的話，可以向有關國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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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當遺產明顯受到損壞，已失去決定其列入名錄的特征，且不可挽回，主席團可向委員會建議將遺產從名錄中刪除；在向委員會提出此類建議之前，秘書處將把主席團的建議知會有關國家；有關國家對主席團建議的任何評論將與主席團的建議一起交由委員會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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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當信息不足以使委員會采取上述（a），（b）或者（c）步驟時，主席團可以向委員會建議授權秘書處來采取必要的定奪行動，使其在與有關國家的商議同時，決定遺產的當前狀況、面臨的危險和充分修復遺產的可行性，并向主席團通報其行動結果；此步驟可以包括派遣查證組或向專家進行咨詢。在需要采取緊急行動的情況下，主席團可自己授權世界遺產基金籌措用于所需的緊急援助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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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委員會將審查主席團的建議及所有獲得的信息，并做出決定。根據《公約》的第13條（8），任何此類決定均應由出席成員的三分之二投票做出。委員會在做出刪除決定之前應與有關國家就此事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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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委員會的決定應知會有關國家，委員會應立即就此發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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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如果委員會的決定使《世界遺產名錄》有所改動，該改動應在下次出版的更新的名錄中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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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在采納上述程序時，委員會特別注意應采取一切可能手段防止將財產從名錄中刪除，并準備向有關國家提供盡可能的技術合作。此外，委員會希望締約國注意《公約》第4條的規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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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約》締約國承認鑒定、保護、保存、介紹和向后輩們移交第1條和第2條規定的、位于其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義務，主要由有關國家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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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委員會就此建議締約國應與委員會要求進行監督匯報的顧問機構，就其對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的遺產保護所做的工作的進展情況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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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世界遺產委員會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向委員會表示其在受《公約》保護的地區承擔或授權進行大型修復活動、以及可能影響到該遺產的世界遺產價值的新建筑活動意向。應在做出任何難以逆轉的決定前盡快發出通告（例如，在草擬某個項目的文件之前），以使委員會能協助尋找適當的解決方案，保障景點的世界遺產價值得到全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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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Ⅰ.《世界遺產名錄》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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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世界遺產被列入《瀕危遺產名錄》后，如果得到有效的保護，可從瀕危名錄中刪除。如柬埔寨吳哥石窟1992年被列入瀕危遺產名錄后，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呼吁下，法國、日本、中國等許多國家積極參與援助，使它得到了有效的保護，2004年便被從瀕危名錄中刪除。如果瀕危的狀況始終得不到解決，使遺產失去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時所具有的特征，或者當一處世界遺產景點在提名時已受到人類行為的威脅，而有關國家未在建議的時間內采取必要的矯正措施的，則該項遺產可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當然，將一項瀕危遺產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事關重大，必須慎之又慎。所以操作指南對此規定了極為嚴格的程序，并要求世界遺產委員會在采納這些程序之前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有關國家提供技術合作、協助尋求適當的解決方案，防止把遺產從《世界遺產名錄》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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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①羅馬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又稱文化資產的保存和修復國際研究中心，因該中心坐落在羅馬，又稱羅馬中心。它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56年創建，是一個提供關于如何保護《世界遺產名錄》遺產的專家意見，以及進行保護技術培訓的政府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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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巨的保護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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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遺產遭受破壞的綜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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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中提及世界遺產遭到破壞的一些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許多因素并不在人類的控制中，大多數屬于“天災”范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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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蛻變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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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害和災變，如火災、地震、山崩、火山爆發、水位變動、洪水、海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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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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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則是由人為因素造成的破壞，人類對此類破壞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完全是屬于“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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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規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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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或旅游業迅速發展計劃造成的消失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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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的使用變動或易主造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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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隨意擯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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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裝沖突的爆發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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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文化遺產遭受破壞的原因，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在羅馬召開第22屆全體大會時，中國專為此次會議設計創作的一幅宣傳畫，詳細分析并形象地歸納了文化遺產遭受破壞的各類因素。這幅宣傳畫把原因按照時間，分成驟然的損毀和日積月累的破壞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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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然的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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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地震、火山爆發、洪災、暴風雨、颶風、雷電、冰雹、海潮、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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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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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方面：戰爭、暴亂、宗教狂熱的破壞、非法盜掘、盜竊、城市建設、公共工程、現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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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方面：不科學的發掘、決策失誤、缺乏項目規劃和預測、缺少教育培訓、缺少內部外部交流、安全失控、利用沒有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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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積月累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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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自然腐蝕、不正常的溫度、鹽堿腐蝕、污染、自然火災、細菌、植物生長、昆蟲破壞、嚙齒動物破壞、粉塵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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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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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方面：不合理的發掘、缺少交流、基礎建設遺產的不合理的展示和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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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方面：人們的忽視、旅游業、人為的磨損、振動和涂寫、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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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分類，較詳盡地分析文化遺產遭到破壞的個中原因。如2000年，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的驟然損毀，就可以歸結到人為因素的公眾方面的一個原因：宗教狂熱的破壞。而貝寧的阿波美皇宮①，則是因自然的因素遭到驟然的損毀。1984年3月15日突然遭到龍卷風的襲擊，使阿波美皇宮受到極大損害，包括波爾蒂科宮、格萊萊皇帝的陵墓等在內的建筑損失慘重。1985年阿波美皇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同時，也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即《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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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紅嬰、王健民《世界遺產概論》，第190—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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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這段材料，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有關內容，把遺產遭到破壞的原因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另一類是人為的因素。關于文化遺產遭受破壞的原因，則援引中國專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第22屆全體大會設計創作的一幅宣傳畫所歸納的兩大類因素，即驟然的損壞和日積月累的破壞。從這些歸納分析可以看出，對世界遺產的破壞，人為的因素要遠遠大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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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①阿波美皇宮：貝寧南部的阿波美城，曾是17世紀初至19世紀末非洲西海岸盛極一時的達荷美王國的都城。在此期間，曾有12位皇帝相繼統治過阿波美王朝。除阿巴加皇建造一處單獨的宮殿外，其他的宮殿都建在同一道城墻之內，形成一組豪華的建筑群。在宮殿區內，每座建筑物又都建有圍墻，形成三個相通的院落，一個主要用于舉行典禮和閱兵儀式的外院，一個用于分配物品的內院和另一個直通皇宮和皇后寢宮的內院。宮殿的建筑，都裝飾有精美的淺浮雕、壁畫和雕塑。1892年，法國殖民者攻占阿波美，滅亡了達荷美王國。阿波美皇宮也被付之一炬，變為一片廢墟，僅有兩座皇宮僥幸地逃過厄運，至今仍傲然聳立于廢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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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戰爭對世界遺產的慘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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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罪惡戰爭，是使瀕危遺產增多的最主要原因。前南斯拉夫的科托爾的自然保護區和文化歷史區（Natural and Culturo-Historical Region of Kotor）①是第一個進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的，原因就是戰爭。我們熟知的其他許多遺產，如柬埔寨的吳哥窟（Angkor）、耶路撒冷的古城和城墻（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②都是因為戰爭的緣由，被列入到瀕危遺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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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民主共和國所發生的內亂，使得剛果國家全部的5項世界遺產③盡數落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之中。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描述說：“這里的守護者經常收不到薪水，并且公園的巡邏已經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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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們看到了美國、英國發動的對伊拉克的戰爭，致使伊拉克國家博物館的17萬件文物盡數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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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盜。人們在譴責這場罪惡戰爭的同時，對戰爭的法理依據深表懷疑。美、英及伊拉克均是《世界遺產公約》的簽約國，均有責任遵照公約的規定行事。在《世界遺產公約》第6條第3款有這樣的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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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約各締約國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間接損害本公約其他締約國領土內的、第1條和第2條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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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摧殘之后的伊拉克，那座留在《世界遺產名錄》中的伊拉克的世界遺產，讓人們牽掛在心。或許用不了多久，我們只能在《瀕危世界遺產清單》（World Heritage List In Danger）中才能見到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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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哈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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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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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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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鏈接：http：//www.unesco.org/whc/sites/2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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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根據文化遺產遴選標準C（Ⅱ）（Ⅲ）（Ⅳ）（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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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委員會對哈特拉的評價是：哈特拉是帕提亞王國的一個大的軍事重鎮。公元116年和198年它抵擋住了羅馬人的多次進攻，這主要得利于它高大堅厚的城墻和城堡。這座城市的遺址，特別是融會了希臘羅馬建筑風格及東方裝飾特色的寺廟建筑展示了帕提亞文明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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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紅嬰、王健民《世界遺產概論》，第192—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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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戰爭對世界遺產的破壞最為慘重，有時一發炮彈，一顆炸彈，即可將一處著名的遺產夷為平地，化為廢墟。這段文字，列舉許多具體事例，說明戰爭是促使瀕危遺產不斷增多的最主要因素，令人感到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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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①科托爾自然文化歷史區：科托爾位于今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南部科托爾灣岸邊，始建于羅馬時代。自建城以來，它一直是東西方文化──羅馬文化與拜占廷文化、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威尼斯共和國文化與奧斯曼帝國文化、哈布斯堡帝國文化與塞爾維亞王國文化之間交流的紐帶。科托爾自然文化歷史區擁有豐富多彩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它保留著中世紀的城堡、城墻和16世紀的圣特里芬教堂、羅馬建筑等多處古建筑，有世界聞名的肖像畫學校、航海學校和航海博物館。這里還是世界罕見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區，海灣風景幽美，動植物品種和水生動物品種非常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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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耶路撒冷古城和城墻：耶路撒冷古城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約旦河西岸，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共同的圣城。古城（東耶路撒冷）佇立在猶地亞山區之巔，環繞古城的城墻及城墻上的八座城門至今尚保存完好。城里根據各種宗教的圣地所在地，劃分為基督教區、伊斯蘭教區、猶太教區及亞美尼亞區。猶太教徒常到哭墻前憑吊或舉行儀式，穆斯林每周五前往阿克薩清真寺聚禮，基督教徒每逢星期日便去圣墓教堂做禮拜。此外，耶路撒冷古城著名的遺跡，還有耶穌與12門徒舉行“最后的晚餐”的地方──晚餐室，一些猶太教會堂和伊斯蘭教經學院，以及有頂棚的商業街和堅固的城堡等。③ 剛果的五項世界遺產：指維龍加國家公園、加蘭巴國家公園、卡胡齊—比埃加國家公園、薩尤加國家公園、狓野生動物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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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過度的旅游開發對世界遺產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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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世界遺產旅游強有力地推動了旅游業和整個經濟的發展，為世界各國的幾百萬人創造了就業的機會。我國云南省原來地處偏僻的麗江城，自從1997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招來了來自全世界的旅游觀光者，每年有200萬以上，年經濟收入增加10多億元，以旅游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增長到占國民生產總值50%左右。還可以看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列入世界遺產金榜，往往使一個不知名的荒僻之地一躍而成為世界聞名的觀光勝地，同時帶來了經濟發展的大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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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旅游對世界遺產的消極影響也越來越顯現出來。一個地方一旦被認定為世界遺產，往往使一些貪圖眼前經濟效益的官員與惟利是圖的商人以為得到了一塊金字招牌，全然不顧“可持續性發展”的原則，采取種種過度開發的手段。馬路縱橫、旅館林立、過量的娛樂設施、汽車的噪聲和廢氣、大量游人的踐踏、生活垃圾遍地等，造成了對土壤的侵蝕、植被的破壞與對水和空氣的污染，廢氣和空調排氣對石頭寺廟群也造成腐蝕；有時外國游客帶來的生物物種會繁衍并和本地物種互相殘殺；還會發生對文物的掠奪、非法挖掘以及非法捕殺野生動物這樣的事。旅游造成的城市化、商業化、人工化趨向，使得文化與自然遺產地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逐漸喪失，生態平衡受到破壞。例如厄瓜多爾“桑蓋國家公園”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清單》，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瓜莫特—馬卡斯公路”的修建。大量甘油炸藥爆炸、污染，還有居民驟增帶來的盜獵、放牧等等，對自然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在中國，失控的旅游開發也已經成為世界遺產的最大威脅，媒體報道如“中國世界遺產七處瘡疤”等連續不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和有關專家多次提出批評和呼吁，已經到了再也不能不引起警覺的時候。我們現在能看到并欣賞這些世界遺產，是因為祖先珍惜、愛護它們，把它們傳給了我們，那么，如果我們為了眼前的短暫利益，把它們毀壞殆盡，將何以面對我們的子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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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之所以值得珍惜，就是因為它是不可替代、不能再生的，一旦毀壞，就無法彌補，造成永久的損失。世界遺產旅游這一優秀旅游品牌的開發是以世界遺產的文化、自然環境的完好保護為前提的，如果遺產地被破壞，游人就不會再來，旅游也就不復存在。因此，堅持保護第一，在保護的前提下有計劃、有控制地開發旅游業才是正確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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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編寫了《管理世界遺產地的旅游業──遺產地管理者實用手冊》，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許多國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對保護區實行封閉或部分封閉管理措施，嚴格限制游客數量等。這里可舉很多例子：埃及金字塔已不允許攀登；美國的所有國家公園里沒有一輛通向峽谷的纜車，黃石公園限制每天只能有一輛汽車的游客進入生態保護區；日本的富士山雖海拔3 776米，高于我國的泰山、黃山、廬山，但日本不但不建索道纜車，公路也只修到2 000米高度，再往上的臺階也不建，以保持富士山的神圣；秘魯“納斯卡和潘帕斯草原線路圖”這個遺產地地表上有百來米大小的天然圖案：猴子、蜥蜴和蜘蛛，管理者就讓游客乘坐直升飛機或登上瞭望塔觀看；韓國的旅游區沒有豪華賓館，游客以住簡易質樸的房屋為樂趣，衛生間也公用；美國、日本等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許多人離開喧鬧的城市去和旅游區的農民、漁民、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去體驗生活、凈化心靈，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恩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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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學世界遺產學研究交流中心主編，余晉岳執行主編《世界文化與自然手冊》，第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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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走在古城街道上，你看到的是一幅與真實納西人無關或變異了的旅游商品交易圖。”云南省生物多樣性和傳統文化研究會的生態學者李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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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如潮，意味著商機無限。古城里原來居住著六千多戶納西族居民，自從旅游業蓬勃發展起來，主要街道上的一千六百多家戶主紛紛開起了店鋪和客棧。政府部門統計，這其中有70%以上都是外來人口在經營。王冬海告訴記者，他家門前這條街上的店主，幾乎都是近幾年從福建和大理遷來。而且鋪面出租，合同往往一訂就是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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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人遷出了祖祖輩輩居住的老屋，搬到新城里嶄新明亮的商品房中。那長滿青苔的臺階、井沿，見證了百年風云的雕花木門窗，已被翻修一新，迎接八方來客。古樸寧靜的古城，正在變成游客和商貿的街區。只有站在小小的四方天井，摒棄了外面世界的喧囂嘈雜，仰望澄凈藍天，才能重新體會到這高原小城本來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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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臨，河邊的飯館、酒吧燈紅酒綠、觥籌交錯。“我對書中描寫的香格里拉充滿了向往。今年暑假一個人來到這里，可沒想到看到的盡是外地人。那小橋流水人家的安靜生活，幾乎是看不到了。”來自廣州的女孩何莉莉不無遺憾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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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麗江古城保護行動計劃辦公室主任段松廷對此感到非常擔憂，“人口的置換和空間污染，如果再不進行有效控制，將導致古城文化主體的轉移和失落。而這正是古城作為文化遺產最有價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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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不能承受商業之重》（新華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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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在我們的世界遺產地，保護工作與旅游活動一般還是親密友好地和諧共存的。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苗頭。如某著名古城大規模復建已不存在的古建筑，引起專家憂慮；某著名山岳遺產，主管者竟有“要建成熱鬧非凡的天上城市”、“變文化的×山為經濟的×山”之議，以至游人登其山有“只見建筑與人，連一塊自然石也難見”的慨嘆；某著名景區在國際專家監測考察時被國際友人諄諄告誡：“這是你們的一只金雞，你們可不要殺了他來取蛋啊！”原因是該景區內私搭亂建和無序的旅游活動嚴重地影響了自然的質樸與美麗；文化遺產地和自然遺產地景區內的人工化傾向（突出的如某大型陵區和一些風景區）及周邊增添現代化建設（突出的如某大型園林建筑區）的不恰當做法在不少地方都有程度不同的出現，各遺產地大都人滿為患，節假日竟至摩肩接踵，甚至二三小時不得移動半步，遺產地有些地方的地皮板結，植物枯死，景觀失色……無疑，這都是應該立即高度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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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旃《中國世界遺產工作評論》，張曉、鄭玉歆主編《中國自然文化遺產資源管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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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作為“世界遺產之尊”的泰山，過度的旅游開發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篇《泰山的鐐銬》的文章寫道，泰山的一些地方官員竟然提出“把風景的泰山，改造成經濟的泰山”、把“岱頂建成熱鬧非凡的天上城市”等口號。于是，三條索道和一條公路真的把泰山變成了“經濟山”，不僅有賓館、飯店，還有娛樂城、電影院，非遺產商業建筑遠遠超過遺產建筑。如今，空中索道來來往往，大量游客紛至沓來，自然景觀面目全非，泰山如同帶上了沉重的鐐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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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遺產的黃山不僅修了三條索道，造成地形、生態破壞和視覺污染，而且還在核心區精華地段大興土木，繼續進行錯位、超載的開發。在山頂建體量大、耗能大、服務人員多、污染大的星級豪華賓館、飯店、商店等。在坡度很大的山腰溪谷間建水庫、修蓄水池，開崖鑿壁、壘壩蓄水，破壞了此山的水系、生態、花崗巖體，造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就此發出質問：《取消世界遺產稱號誰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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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數不多的自然遺產之一武陵源的破壞性建設使得景區備受損害。1998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在武陵源進行遺產監測時，對這種現象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在峽谷入口區和天子山這樣的山頂上，其城市化對自然界正在產生深度尚不清楚的影響”；“將道路和旅館糟糕地定位于河邊，給河床被擠窄的地方造成危險隱患”；“武陵源現在是一個旅游設施泛濫的世界遺產景區，大部分景區現在像是一個城市郊區的植物園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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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9日，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古建筑群重要組成部分遇真宮主殿突發大火，3個小時全部化為灰燼的新聞，更是讓人震動。從而引發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專員木卡拉先生“建議中國暫停申報世界遺產”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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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紅嬰、王健民《世界遺產概論》，第194—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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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盡管為保護國家遺產頒布了不少法規條例，但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出現了許多新矛盾，遺產遭受破壞的情況十分嚴重。除了自然損耗和分散性的人為破壞以外，集團的掠奪性開發、法人的破壞性建設、權力部門的出讓遺產國有權、行業部門的濫用產業政策已成為國家遺產遭受重大威脅與破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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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掠奪性開發，即把國家遺產作為一般物質或土地資源進行掠奪性利用或占用，造成遺產的直接破壞。如開山取石占地、侵占水源、污染水體、采伐林木破壞植被、捕獵珍稀動物、盜挖拆毀文物勝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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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性建設，即違反國家法規和有關批準程序，進行破壞國家遺產或其景觀形象、生態環境的建設項目。如在主要景物、景點、景區范圍內搞不應有的人工設施，造成景觀破壞或性質改變；在文物遺跡集中的地方搞大型建筑工程，造成珍貴文物的毀滅性破壞；在自然保護區內搞不適宜的建設項目，造成生態改變、物種減少、珍稀動植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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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讓遺產國有權，即避繞國家法規的有關規定，以多種名義或方式，擠占、改變國家遺產及其用地的國有權性質，造成國有權架空和遺產的破壞與流失。例如，把負載遺產用地當做一般土地低價出租或轉讓給開發商、外商、合資企業，任其開發使用；把國家風景名勝資源低價或無償整體劃撥給虧損企業，以填補企業經營不善的漏洞；把國家遺產的“門票專營權”劃撥給股份制企業并“捆綁上市”①，既欺騙股民又讓遺產承擔股市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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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用產業政策，即套用經濟學的一般概念和框架來簡單化解釋非經濟現象的歷史文化、自然保護和風景名勝，片面地誤導或硬把國家遺產推向行業市場，造成遺產性質的異化及其保護管理的失控甚至失效。例如，在“旅游不是產業”、“旅游業范圍難以界定”、“旅游支柱產業熱亦需冷思考”的爭論聲中，硬把國家遺產當做行為“產品”，“重組”進壟斷性企業的集團資產，搞唯利是圖的企業化經營；為求利潤最大化，在國家遺產區大刮索道風、賓館風、人造景觀風，爭上高檔化、貴族化的建設項目，改變國家遺產的精神文化功能和社會公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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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掠奪性開發、破壞性建設、出讓遺產國有權、濫用產業政策都有愈演愈烈的趨向。例如，在世界遺產的泰山岱頂僅有0．6平方公里的用地，竟擠占有20多個單位的建筑，泰安市前主事者提出“要把泰山頂建成熱鬧非凡的天上城市”，使景區人工化、城市化、商業化日趨嚴重；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將5個經濟效益較好的公園和景點整體劃撥給某股份有限公司，其公開名義卻以“門票專營權”入股的方式拼湊成一個集團股份公司，“出海上市”，讓桂林山水承擔后患無窮的風險，明顯違反“風景名勝區資源屬國家所有，必須依法加以保護。各地區各部門不得以任何名義和方式出讓或變相出讓風景名勝資源及其景區土地”的國務院規定。據悉，有人正在醞釀仿效此類方式把更多的遺產單位推向股票市場，大有推波助瀾和“刮風”之勢。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風浪之中少數人可能得利，損害的卻是國家的、大眾的長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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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強《加強國家遺產保護的若干問題》，張曉、鄭玉歆主編《中國自然文化遺產資源管理》，第123—125頁
?【解讀】上面五則材料，用具體事例說明，過度的旅游開發，不僅超出遺產地對游客的承載量，而且還直接導致遺產景觀和價值的破壞，成為對中國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最大威脅。如何避免大規模的建設和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對我國珍貴的遺產造成的破壞，使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得到合理的可持續利用，已成為我們的一大課題。
?【注釋】①1999年，根據國務院主要領導的指示，我國已暫停風景名勝資源的上市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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