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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二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的和平
第二節 火山上的短暫穩定
素材
國際聯盟建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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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的建立是人類經濟、政治、社會生活日益國際化的結果。人類歷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郵政、電報的發達，以往彼此隔離的國家和地區之間有了加強聯系的必要和可能，于是人類的整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開始出現國際化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帝國主義階段表現得更加明顯。與這種國際化傾向的發展相伴隨的是各種多邊性國際問題的增多，這樣就導致了各種多邊性國際會議的頻繁舉行和世界歷史上最初的一批國際組織的誕生。一般說來，早期出現的這批國際組織基本上是以解決經濟、技術、社會等方面的某些問題為宗旨的民間組織。至于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則出現得比較晚。到20世紀初期，國際組織的發展更快了，從1840~1914年總共建立了大約500個國際組織，而1910~1914年的短短幾年間就建立了212個國際組織，其中192個是非政府間的，20個是政府間的。從19世紀初國際組織開始出現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這是國際組織的初期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國際組織的職權范圍比較狹隘，參加者也較少，然而這類組織的出現卻標志著國際關系中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的出現，它為國際組織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組織基礎，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可以這樣講，沒有早期的國際組織，就不可能有后來的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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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種國際組織廣泛發展的結果，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既是世界的大分裂，也是世界的大合作。為了在激烈的流血沖突中取得勝利，交戰雙方都加強了本集團內部的聯合行動。戰時的這種聯合也就為戰后的組織奠定了心理基礎。它們似乎已證明：有效的國際合作不一定需要創立一個國內政府發號施令的權威組織，只須各國代表聚集一起，互相交換意見，在尊重各自立場的基礎上協調彼此的政策即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它自己的特殊方式進一步加強了國際關系中早已存在的向心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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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還為國聯的建立準備了輿論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到那時為止世界上流血最多，代價最大的一場惡戰。在短短四年多的戰爭中，戰死的人數是1790~1913年這123年間所有的大戰爭中戰死的總數的兩倍多。至于經濟上的損失，更是難以計數。戰爭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它也深深地教育了各國人民。于是，各國人民的反戰運動越來越高漲，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想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當戰爭尚在進行的時候，交戰國和中立國中的一部分具有和平主義思想的資產階級人士就已開始設計一種能夠防止戰爭再次爆發的方案。四年戰爭期間出現的這類方案多達50多種。盡管這些方案五花八門，但要求建立一種國際機構以防止戰爭再起則是其共同點。在此情況下，協約國集團的統治階級認識到，要把戰爭進行下去，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口號，只是簡單地重復擊敗德國才能建立持久和平的調子顯然已經不夠了，“還需要說服人民，勝利之后跟著要迅速改革那種把戰爭的災難意外地加在他們身上的情況。只有這樣，他們渴望和平的情緒才能支持他們堅持戰斗和工作直到最后關頭。”因此，到了戰爭后期，協約各國政府內部也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開始研究組織國聯的問題。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總統在他那著名的“十四點原則”中以官方的名義正式提出了建立國聯的問題。正如國聯的設計者之一、曾任英國外務次官、封鎖大臣的羅伯特·塞西爾爵士所說：國聯是輿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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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國聯的建立并不完全是迫于輿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一個國際組織，通過它來“和平調整”各國之間的爭端，防止戰爭再起，防止打亂剛剛建立起來的戰后世界新秩序，這也符合戰勝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和平不僅意味著既得利益的鞏固，而且還意味著可以利用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優勢，繼續獲取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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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值得指出的是，國聯是在世界上已經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盡管在十月革命前建立國聯的問題就已經提出，并且已經草擬了各種各樣的方案，但這時各國政府實際上尚未認真考慮這類方案。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與舊式帝國主義外交有著本質區別的新的社會主義對外政策原則。這些新原則受到了各國人民的普遍歡迎，對戰后的國際關系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戰勝國不得不適應形勢，改變手法，尋找一種其名譽尚未受損害的處理國際關系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在表面上接受一些深得人心的國際關系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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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聯的建立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建立國聯的過程中起了組織者的作用。對此，我們不應否認，但應該指出，我們絕不能把國聯的建立完全算在威爾遜個人的賬上，因為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容易導致對國聯作出不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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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事物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隨著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國際化的發展，一方面，國際關系中的向心傾向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由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種矛盾所引起的離心傾向也在發展。各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給國聯打上自己的印記，把它變成自己的某種外交工具，這樣一種復雜的歷史背景就決定了國聯建立以后整個活動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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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聯盟[來源:21世紀教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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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盟約的規定，國聯的主要作用是維護和平，反對戰爭。在這方面它究竟做得如何呢？通觀20年代國聯所處理的各種沖突，可以看出這樣幾個明顯的特點：第一，這些沖突絕大多數發生在歐洲地區，國聯很少處理涉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問題；第二，多數沖突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巴黎和會有直接的關系，而且在解決的過程中往往是協約國大使會議與國聯同時插手。在這種時候，國聯要么是替大使會議收拾殘局，要么是充當它的助手；第三，有些與戰勝國帝國主義利益牽涉較多的問題，它們則根本不愿國聯插手；而寧愿交大使會議處理，因為那里沒有小國代表，它們便于討價還價。即使有些問題國聯處理了，但往往也是以有利于它們的方式解決的。例如，1923年8月底，墨索里尼政府以阿爾巴尼亞邊界劃界委員會中的意大利委員在希臘境內被暗殺為借口，派遣強大的艦隊進攻希臘未設防的科孚島，并占領了該地。希臘將此事提請國聯解決，但意大利否認國聯有權處理這個問題，并威脅說，如果國聯處理這個問題它就退出國聯。這是對國聯的公然蔑視。但意大利的立場得到了法國的支持，法國想以此換取意大利支持法國占領魯爾。盡管國聯中的小國對意大利的行為極為不滿，但行政院在意大利的壓力下竟同意將決定權交給大使會議。這樣，問題最后由大使會議以有利于意大利的方式解決了。國聯在大國的壓力下屈服了；第四，與帝國主義大國利益牽涉較少的沖突，國聯能起一定的作用。20年代國聯處理得最成功的案件是1925年10月發生的希臘與保加利亞之間的糾紛。當時兩國軍隊在邊界上發生了沖突，希軍展開了較大規模的進攻，逼近了保加利亞城市──彼得里奇。但由于國聯的及時干預，希臘撤退了軍隊，戰斗停止了，危機消除了。除了希—保糾紛外，國聯在芬蘭和瑞典關于亞蘭群島歸屬問題、波蘭和立陶宛關于默麥爾地區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爭端中都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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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國聯建立后，為維護和平的確采取過一些措施，在一些問題上也取得了某些成功，防止了一些沖突進一步演變為戰爭，或者使已經爆發的戰爭停止下來，因此，它并非僅僅是“標榜和平”。然而國聯在20年代的整個活動也表明，它遠未完成盟約所賦予它的任務，它并不是人民曾經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那樣一個組織，在20年代，它的主要作用是維護《凡爾賽和約》為基礎的戰后世界新體制，它實際上成了戰勝國帝國主義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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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關于蘇俄代表團出席熱那亞會議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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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8日，蘇維埃政府宣布接受出席熱那亞會議的邀請，并著手積極為會議做好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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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提出為排除帝國主義支持反革命勢力派代表參加會議的可能，必須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統一戰線。1922年2月2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主持的俄羅斯、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布哈拉、格魯吉亞、烏克蘭、花拉子模和遠東共和國等9個蘇維埃共和國的全權代表會議。會議簽署一項協定，授權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在熱那亞會議上保護其他8國的利益，代表他們締結或簽訂會議可能達成的一切協議。[21世紀教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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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提出了關于蘇俄參加熱那亞會議的方針和策略。他把出席熱那亞會議看作是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原則的一次重大實踐活動，看成是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矛盾，打破帝國主義反蘇營壘的一次極好機會。列寧分析了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大國與小國之間，好戰派與和平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對不同類型的國家與人物采取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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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俄國經歷了4年多戰爭，事實上已經證明，它生存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是可能的。列寧認為，這在經濟方面也是同樣可能的。他說：“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策或階級的愿望、意志和決心，這種力量就是迫使他們走上同我們往來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經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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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那亞會議上，蘇俄代表團重申與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必要性。代表團的聲明指出，“俄國代表團在堅持共產主義原則觀點的同時，認為在當前這個舊的社會制度與正在成長的新的社會制度有可能并存的歷史時代，代表這兩種所有制體系的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對于普遍的經濟復興是絕對必要的”。蘇維埃政府強調，它們準備以商人的身份出席會議，是來做生意的，蘇維埃俄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是絕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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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還分析了與會者的態度，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采取相應的方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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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按其對熱那亞會議的態度，可區分為三派。第一派是協約國中的英法等大國。它們企圖通過會議達到從經濟上奴役蘇俄的目的。它們成立了一個由大國代表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在倫敦炮制了一份“復興俄國”的綱領，它實際上是戛納綱領的具體化，如要求蘇俄償還180億金盧布，賠償被沒收的外國企業損失，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等等。但是帝國主義的反蘇統一戰線也不牢固，它們各懷私利，分歧很大。英國期望同蘇俄擴大經濟關系，法國則堅決要求蘇俄償還一切債務，并威脅蘇俄，如不承認戛納決議，就進行新的武裝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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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是協約國中的中小國家及戰敗國。它們希望會議成功，好與蘇俄發展貿易關系。特別是德國，它期望能加強蘇德關系以抵抗《凡爾賽和約》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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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派主要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他們大多是資產階級的名流、政客以及第二國際的頭面人物。他們主張恢復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取消一切債務，以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希望會議通過幾項和平主義的建議。這一派人物在公眾中有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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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影響，列寧提出如下具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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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首先強調，蘇維埃俄國出席熱那亞會議的代表團，為了爭取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它的“綱領應當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應建議普遍裁軍、禁止使用毒氣等。他認為蘇俄參加會議的政治任務之一，就是要使資產階級陣營中和平主義者這一翼從他們整個陣營中分化出來，希望同他們不僅達成貿易協定而且達成政治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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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待協約國的戛納條款問題上，應利用英法的不同態度加以拒絕。法國堅持要蘇俄在會前承認戛納條款，而英國認為不必以此作為參加會議的先決條件。但對第1條條款，即關于任何國家均不得將本國的所有制、國內經濟生活體系及管理制度強加于別國的提法，可加以利用，以解釋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但要回避承認條款。如協約國提出最后通牒，就應提出，蘇俄可以償還舊債，但協約國必須賠償外國武裝干涉給蘇俄造成的損失。關于新經濟政策方面，列寧指出，可以對資本家再作讓步，給他們租讓優先權，但原則是堅定的，不能做有損于蘇維埃俄國主權的事情。[來源:21世紀教育網]21世紀教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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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待德國的問題上，列寧認為，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但同時又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大國，它不會甘心于戰敗國的地位，一定會擺脫凡爾賽體系的束縛。因此，同德國簽訂某種協議，以便打破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封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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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洛迦諾公約》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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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賽和約》締結后，戰勝國同德國的關系仍然緊張，在賠款和安全問題上，法德的矛盾尤為突出。按照《凡爾賽和約》，戰勝國占領了萊茵河左岸的德國領土。1921年3月，戰勝國又占領了位于萊茵河右岸的三個德國城市。1923年1月，法比出兵魯爾，法國官方人士公然策動萊茵地區脫離德國的分裂運動。1924年12月，協約國宣布延期自萊茵河左岸北區撤出占領軍，而按和約規定，本應于1925年1月撤出。這些都使德國感到自身的安全沒有保障。1924年，道威斯計劃通過后，德法在賠款問題上的矛盾緩和，安全問題便被提上德國外交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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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深知德國一旦治愈戰敗的創傷，就可能起而復仇。為了防止德國的強大，它一方面想憑借集體力量鉗制、遏制德國，為此同比、波、捷、南等中小國家結成了同盟，但因為沒有得到英國的保證，這些同盟的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對德國進行軍事制裁，占領魯爾是制裁的頂點，但這種高壓政策也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1924年上臺的埃里奧政府主張從魯爾撤出占領軍，改善同德國的關系。1925年就任的法國外長白里安堅決主張和解，結束對抗。于是，德法兩國都開始調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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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英國對歐洲政策，也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第一，英國既希望法國邊界的安全得到保證，又不希望這會驅使德國同蘇聯接近；第二，英國同樣也不愿意看到出現法國在西歐稱王稱霸，希望限制法國，保持法德之間的均勢。權衡利弊后，英國決定促成法德的和解。道威斯計劃通過后，1924年11月和1925年8月，外國占領軍相繼撤出德國的魯爾和萊茵河右岸的三個城市。1925年10月，洛迦諾會議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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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諾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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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5～16日，歐洲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瑞士的洛迦諾舉行會議，討論調整相互關系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法國外長白里安、德國總理路德和外長斯特萊斯曼以及比利時外交大臣、波蘭外長、捷克斯洛伐克外長、意大利駐國際聯盟代表等。墨索里尼也曾與會。《洛迦諾公約》10月16日在會議上草簽后，12月1日在倫敦正式舉行了簽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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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諾公約》包括一個議定書和六個附件。議定書宣布，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尋求避免戰爭及和平解決爭端的辦法。六個附件可分為：（1）關于德國同西部鄰國關系的三個條約：《德法比英意相互保證公約》、《德法仲裁條約》、《德比仲裁條約》。（2）關于德國同東鄰關系的兩個條約：《德波仲裁條約》、《德捷仲裁條約》。（3）與會國就對國際聯盟盟約第16條的解釋，致德國代表的聯合照會。會議期間還締結了《法波相互保證條約》和《法捷相互保證條約》。洛迦諾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安全保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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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比英意相互保證公約》（又稱《萊茵保安公約》）是《洛迦諾公約》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的主要內容是：德法和德比邊界維持現狀；《凡爾賽和約》中關于萊茵非武裝區的規定應當得到遵守；德法和德比互不侵犯，和平解決爭端；德國和法比，任何一方對另一方發動侵略，越過邊界或在非武裝區集結軍隊時，英國和意大利應立即援助被侵犯的一方。這一公約表明，法國不得不同德國平起平坐，對等地承擔維持現狀的義務。無疑，這說明法國已經喪失了它的西歐霸主地位。英國達到了它所追求的目標──扶持德國抑制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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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迦諾會議上，德國分別同波、捷草簽了仲裁條約，其內容同德法、德比仲裁條約相同，但完全沒有保證在它們之間維持領土現狀的規定。法國雖在會議期間同波、捷締結了相互保證條約，規定在遭到無端進攻時，雙方將相互提供援助。這兩個條約同《萊茵保證公約》相比，影響要小得多。而且，1921年和1924年，法國就分別同波、捷結盟，再締結相互保證條約，已無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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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還充分地利用了英法等的恐蘇心理，力圖早日加入國際聯盟。但德國對《國聯盟約》第16條存有疑慮。這條規定，國聯會員國如違反盟約有關規定而從事戰爭者，應視為對所有會員國的戰爭行為，各會員國應對之進行經濟或軍事制裁。德國擔心它會因此被卷入英法組織的對蘇的制裁活動。所以，德國聲明，如果它參加了國聯，也不參加盟約第16條規定的制裁活動。經過談判和妥協，比、法、英、意、波、捷六國向德國發出聯合照會，對國聯盟約第16條加以解釋，說明國聯會員國“應在符合本國軍事情況和照顧本國地理形勢的范圍內”進行合作，以維護盟約和抵抗侵略。這就給德國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洛迦諾會議后，1926年4月，蘇德簽訂了中立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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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諾公約》草簽后，歐洲一片歡騰。白里安說：“和平終于到來了”。斯特萊斯曼稱，公約將成為國家之間和人民之間關系史上的“里程碑”。奧·張伯倫則譽之為“戰爭和和平年代的分水嶺”和“歐洲歷史的轉折點”，他們三人先后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金。然而，這個公約既然不能解決《凡爾賽和約》中戰勝國同戰敗國間的根本矛盾，也當然不能消除由這些矛盾必然導致的沖突，而僅僅使這些矛盾暫時得到緩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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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戰公約》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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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諾公約》簽訂后，德國重新武裝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了，法國對此難免憂心忡忡。戰后初期，法國由于取得德國的大宗賠款和加緊對殖民地的榨取，經濟上還比較順利。在政治上，它的世敵德國被束縛在《凡爾賽和約》下，自己卻一躍而成為國際聯盟的領導成員之一，在歐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自從魯爾危機以來，實力雄厚的美國就開始插手歐洲事務，和英國一起推行扶德制法的政策。《洛迦諾公約》簽訂后，法國在歐洲的地位遭到很大削弱，外交上也遭到孤立。面對美英的壓力和德國的東山再起，法國力圖改變這種被動局面，繼續保持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所取得的既得利益。它轉而采取接近德國的政策，在1926年先后與德國簽訂了鋼鐵協定等協定，以緩和法德關系，改善自己在歐洲的處境。同時，法國又積極拉攏美國，借以對付德國和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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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0周年紀念日，法國邀請了幾千名參加過歐戰的前美國志愿軍訪問巴黎。法國外長白里安在盛大的歡迎會上竭力討好美國，聲稱法美的友誼“不可磨滅”，法國政府愿意和華盛頓締結任何友好條約。6月20日，白里安正式照會美國駐法大使，提議美法兩國締結“永恒的友好”條約，彼此不向對方開戰。法國的用意在于通過雙邊條約，獲得美國的財政援助，解決對美債務問題，并利用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加強自己在歐洲的威望與地位，以便與英德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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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法國締結雙邊關系條約的建議，美國認為，這對自己并沒有什么實用價值，因為美法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極小，而美國也絕對不愿意卷入法國在歐洲的糾紛。但美國如果斷然拒絕這個“和平”建議就會陷于被動，因此，決定將法國的建議拔高，用更高的反戰調門提出來。1927年12月28日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在致法國復文中表示，簽訂法美兩國友好條約，不如擴大為簽訂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國際性多邊友好條約為佳。美國之所以提出多邊的非戰公約，是希望通過一個由它發起的、所有國家參加的非戰公約來取代英法控制下的國聯，以提高自己的國際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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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復文有違法國初衷，使法國感到失望。法國對外政策的基調是防止德國的興起，它不可能設想同德國共同承擔非戰的義務；另外，特別使法國擔心的是，非戰公約的簽訂，會減低國聯的威望和作用。于是，美法之間就此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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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提出，只有所有的國家都加入條約，條約方始生效，它想以此拖延非戰公約的成立。美國不同意把條約的生效以條約獲得普遍的接受為條件。法國認為，它是《洛迦諾公約》和許多其他歐洲保證條約的簽字國，是國聯的成員國，這些條約和《國聯盟約》（例如第10條）最終都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如果接受美國的復文，將會影響上述條約的作用。美國宣稱國聯盟約與無條件的廢棄戰爭的概念之間并不矛盾，又說，由于非戰公約的簽訂，《洛迦諾公約》將會得到雙重的保障。法國還堅持，先由法美訂立雙邊條約，然后，邀請其他國家參加。凱洛格認為，“在法美兩國之間可能簽訂的條約，理應能在主要國家之間取得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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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美國中斷了同法國的談判，并于1928年4月13日單方面命令其駐英德意日的大使，將美法的提議原件和歷次談判的換文送交各駐在國政府，請它們對美法雙方的爭執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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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4月下旬首先作出答復。德國自然很慶幸針對德國的法美協定的流產，表示擁護美國的主張，希望能借此獲得熱愛“和平”的名聲，以掩蓋其加緊進行的擴軍備戰。英國對美國的倡議早懷戒心。英國在海外有大量的殖民利益，這是維持大英帝國的生命線。很難設想，它能同意放棄對殖民地的武裝侵略和軍事鎮壓。由于英國不想擔當“不愿和平”的罪名，它在提出了保留條件后，還是同意了美國的意見。法國政府也在提出了保留條件后，勉強地承認了美國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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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23日，經過修改后的多邊公約的條文，送達《洛迦諾公約》各簽字國及英帝國各自治領。8月27日，這項多邊公約在巴黎舉行簽字儀式，美法英德日意等15個國家參加了簽字。這就是所謂《非戰公約》，也叫《巴黎公約》或《白里安—凱洛格公約》。公約簽訂的當天，還由美國政府出面發出照會邀請中國等33個國家參加。因此， 后來在公約上簽字的共有48個國家， 至1933年加入該公約的總計有63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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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的全部內容共3條：第1條聲明各締約國放棄以戰爭作為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譴責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糾紛的行為；第2條規定締約國之間可能發生的一切事端與沖突，不論其性質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處理或解決；第3條規定各締約國對于本公約應以各國憲法規定的手續批準，并規定其他國家加入本公約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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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戰公約》的正式名稱為《關于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從字面上看相當冠冕堂皇，其實，英法美對公約的簽訂，都持有保留條件。張伯倫在1928年5月19日的備忘錄中說，世界上某些地區，對英國的“和平和安全具有特殊而重大的利害關系”，“保護這些地區免遭攻擊對大英帝國來說，是一項自衛措施”。并且聲稱，只有在條約“不會損害他們在這方面的自由行動”時才接受條約。這一條被稱為是英國的“門羅主義”。法國則提出“每個國家都應保留有合法的防御權”，條約不得影響法國在過去所簽訂的條約中所承擔的義務。凱洛格在1928年4月29日的演說中對“自衛”作了解釋。他說“美國的非戰公約草案中并沒有任何限制或損害自衛權的規定。自衛權是每個主權國家所固有，而為每項條約所默認。每個國家可以在任何時候和不拘于條約之規定自由防守其領土使之免受攻擊和侵略，只有它自己才有權決定：情況是否需要訴諸戰爭以實行自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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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有關保留條件的聲明和解釋可以看出，《非戰公約》并不能束縛帝國主義國家在借口保衛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對殖民地附屬國及其他國家進行侵略戰爭和鎮壓活動。相反，在這里侵略別國的戰爭也被冠為“自衛”，而且還受到公約的保護，因為帝國主義有權決定是否需要“自衛”。英國資產階級學者華爾脫斯在《國際聯盟史》一書中評論《非戰公約》時說：“既然每個簽字國都是自己自衛行動的惟一判斷者，既然它們當中的兩個最大的國家（指英美）對這個字眼作了廣泛的解釋，那么就《凱洛格公約》而論，采取軍事行動的道路還是敞開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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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戰公約》的發起國，起初并未邀請蘇聯參加。在公約簽訂之前，蘇聯人民委員會在1928年8月5日發表聲明，譴責公約是被“用來做孤立蘇聯和對蘇斗爭的工具”。蘇聯的聲明使英法美政府十分不安，不得不邀請蘇聯加入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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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收到邀請參加《非戰公約》的建議后，于1928年8月31日發表聲明，對公約的發起國不邀請蘇聯政府參加談判就制定公約文本工作，表示遺憾。聲明對英國政府在一些地區有行動自由的提法，進行了駁斥，認為“禁止戰爭”的說法過于空泛，并提出應對一些國家“武裝干涉、封鎖、武裝占領他國領土和港口”等侵犯別國主權的行為加以禁止，同時還指出公約未列入裁軍的義務。9月6日蘇聯政府發表正式聲明，決定參加公約的簽字，但也作了一項保留，即拒絕承認其他國家對這個公約所提出的任何保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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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戰公約》雖經各國簽字，但按公約規定，須經簽字國全部批準后才算生效。因此該公約拖延到1929年7月24日才開始生效。其實，《非戰公約》無論生效與否，都是一紙空文，它對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起不到絲毫的制止作用。1931年9月，正當《非戰公約》生效2周年之際，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三省，這是《非戰公約》簽字國之一對另一簽字國發動的武裝侵略。1935年10月，《非戰公約》的另一個簽字國意大利又挑起侵略阿比西尼亞（即埃塞俄比亞）的戰爭。事實證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要由它們來禁止戰爭、消滅戰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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