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第八單元 近代經(jīng)濟、社會生活與教育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
第26課 教育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
侯德榜與“侯氏制堿法”
1943年，中國化學工程師學會一致同意，將一種新的聯(lián)合制堿法命名為“侯氏聯(lián)合制堿法”。
侯氏指的是侯德榜，此時他已是年逾半百，距離他受邀歸國已過去了20余年。
1913年，他以十門功課1000分的成績，由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堂，被保送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學習。1921年，他完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業(yè)，獲得博士學位。剛過而立之年的福建閩侯人侯德榜踏上了回國的旅程，應愛國實業(yè)家范旭東的邀請，出任永利堿業(yè)公司的總工程師。
侯德榜紀念郵票
作為工業(y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純堿（碳酸鈉）一直是資本家覬覦的重要目標。純堿的用途很廣泛，最初，人們從鹽堿地或鹽湖中獲取，但遠遠滿足不了工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
1862年，比利時人索爾維（1838—1922）用食鹽、氨、二氧化碳為原材料，成功制取了碳酸鈉。盡管弊端不少，“索爾維制堿法”（又稱“氨堿法”）這一工藝還是作為商業(yè)機密被牢牢把握在帝國主義資本家手中。
英、法、德、美等國家相繼建立了大規(guī)模生產(chǎn)純堿的工廠，并成立了索爾維工會，對會員國之外的國家實行技術封鎖。當時，我國所需純堿均從英國進口。一戰(zhàn)期間，梗塞的歐亞交通導致純堿缺乏，一些以純堿為原料的民族工業(yè)難以生存。在這樣的背景下，1917年，范旭東在天津塘沽創(chuàng)辦永利堿業(yè)公司，決心生產(chǎn)中國的純堿，打破洋人的壟斷。
侯德榜就任總工程師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制堿工藝和設備的改進上，終于摸索出了索爾維法的各項生產(chǎn)技術。1924年8月,塘沽堿廠正式投產(chǎn)。1926年，中國生產(chǎn)的“紅三角”牌純堿在美國費城的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質(zhì)獎章。產(chǎn)品不但暢銷國內(nèi)，而且遠銷日本和東南亞。
在范旭東先生的贊同支持下，侯德榜將他摸索出的制堿方法寫成專著《制減》，公諸于世。該書1933年由美國化學會出版，轟動了科學界，被譽為首創(chuàng)的制堿名著，為祖國爭得了榮譽。但侯德榜并不止步于此。他立意改革，赴德國考察，探求制堿新法。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永利堿廠被迫遷往四川。由于當時內(nèi)地鹽價昂貴，用傳統(tǒng)的蘇爾維法制堿成本太高，無法維持生產(chǎn)。為尋找適應內(nèi)地條件的制堿工藝，永利公司準備向德國購買新的工藝——察安法的專利，但德國卻與日本暗中勾結(jié)，故意刁難，提出不準在東三省出售“紅三角”純堿的辱國條件，被侯德榜嚴辭拒絕——此話言猶在耳：“難道黃頭發(fā)綠眼珠的人能搞出來，我們黑頭發(fā)黑眼珠的人就辦不到嗎？”
經(jīng)過五年奮斗，輾轉(zhuǎn)四川、香港、上海、紐約等地，500多次循環(huán)試驗，2000多個樣品分析……侯德榜與永利的工程技術人員一道，認真剖析了德國的新工藝“察安法”流程，終于確定了具有自己獨立特點的新的制堿工藝，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歲月里，“侯式制堿法”終于誕生了。
“侯氏制堿法”提出將氨廠和堿廠建在一起，聯(lián)合生產(chǎn)。氨廠提供堿廠需要的氨和二氧化碳，加入食鹽使母液里的氯化銨結(jié)晶出來作為化工產(chǎn)品或化肥，食鹽溶液又可以循環(huán)使用……這一工藝使食鹽的利用率從70%提高到l96%，也使原來無用的氯化鈣轉(zhuǎn)化成化肥氯化銨，解決了氯化鈣占地毀田、污染環(huán)境的難題。
這項新工藝很快為世界采用，獲得國際化工界的極高評價。著名的英國皇家學會、美國化工學會都聘請侯德榜當會員。從依賴進口到自力更生，從“察安法”到“侯氏制堿法”，時代背景也非同尋常。
魏源撰《海國圖志》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對于如何睜眼看世界，他寫出了名著——《海國圖志》，提出了一句名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就是愛國主義者——魏源。
魏源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由于戰(zhàn)事的失利，魏源悲憤填膺，愛國心切，于1841年3月，憤然棄筆從戎，投入兩江總督、抵抗派將領裕謙幕府，到定海前線參謀戰(zhàn)事。1841年8月，魏源在鎮(zhèn)江與被革職的林則徐相遇，兩人徹夜長談。魏源受林則徐囑托，立志編寫一部激勵世人、反對外來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為基礎，廣泛搜集資料，編寫成《海國圖志》50卷。此后，他對《海國圖志》一再增補，1847年刻本擴為60卷，1852年（咸豐二年），全書達到100卷。該書敘述世界各國的歷史和地理，并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對當時思想界有很大影響。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只有“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書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種資料，系統(tǒng)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狀況和許多先進科學技術，如火輪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記各國氣候、物產(chǎn)、交通貿(mào)易、民情風俗、文化教育、中外關系、宗教、歷法、科學技術等，都超過了前書。所以有人譽《海國圖志》為國人談世界史地之“開山”。因它不但詳細記載外國情況，還首次從理論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的刊出，打破了這種孤陋寡聞的狀況，它向人們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國地圖，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詳敘各國史地。這樣，使當時的中國人通過《海國圖志》這一望遠鏡，開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堅船利炮”，又看到了歐洲國家的商業(yè)、鐵路交通、學校等情況，使中國人跨出了“國界”，認識近代世界的新鮮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國圖志》中，作者不僅重視工商業(yè)，并由經(jīng)濟擴展到政治，由原來對西方“堅船利炮”等奇技的驚嘆，發(fā)展到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介紹。至此，魏源的“師夷”思想發(fā)展到了他那個時代的高峰。
《海國圖志》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命題的提出，打破了傳統(tǒng)的夷夏之辨的文化價值觀，摒棄了“九州八荒” “天圓地方” “天朝中心”的史地觀念，樹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識，傳播了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別種文化樣式、社會制度、風土人情，拓寬了國人的視野，開辟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時代新風氣。
嚴復譯《天演論》
十九世紀的最后幾年，中國進入了多事之秋，人們感到前途渺茫。每個愛國的中國人，心里都在問：中國到底怎么辦？有識之士紛紛奔走呼號，有的人希望通過政治改良，富強國家，強大種族，挽救中國.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啟蒙思想家嚴復，用他那特有的武器——譯筆，通過翻譯西方作品，來宣傳變法維新思想。
 
嚴復 《天演論》
公元1877年，嚴復以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被清廷保送到英國去留學.他在英國學的是兵船駕駛，清廷指望他能成為日后海軍的良將。可是，這個海軍大學的學生，卻受到民族危機的刺激，開始醉心于西方社會政治學說，閱讀了孟德斯鳩、達爾文、斯賓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
嚴復回國以后，中國先后發(fā)生了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接著又發(fā)生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亡國的危機迫在眉睫。嚴復感到，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效法西方國家.于是，他開始鼓吹變法維新，撰寫了不少政論文，還翻譯過大量的西方近代理論著作.其中，他在戊戌變法前后翻譯出版的《天演論》一書，影響最大，使他成了當時舉國注目的人物.
《天演論》的原名叫《進化學與倫理學》，這是一本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學說的捍衛(wèi)者赫胥黎的論文集.嚴復選擇了其中的前兩篇翻譯，簡稱為《天演論》，意思就是進化論.從此，進化論引進了中國，震動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嚴復是在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的強烈刺激下翻譯這本書的.他翻譯的唯一目的，就是想運用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全中國敲響祖國危亡的警鐘.
嚴復的《天演論》并不是簡單地翻譯原文，而是有選擇、有取舍、有評論、有改造的.他通過序言和大量的按語來闡發(fā)自己的見解，并結(jié)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原書的理論改造成中國人可以用來反封建、反侵略的進步學說。
茅以升毀錢塘江大橋
茅以升(1896.1.9—1989.11.12)，字唐臣，江蘇鎮(zhèn)江人。土木工程學家、橋梁專家、工程教育家。上世紀30年代，他主持設計并組織修建了錢塘江公路鐵路兩用大橋，成為中國鐵路橋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我國橋梁建設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主持我國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30余年，為鐵道科學技術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積極倡導土力學學科在工程中應用的開拓者。在工程教育中，始創(chuàng)啟發(fā)式教育法，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致力教育改革，為我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科學技術人才。長期擔任學會領導工作，是我國工程學術團體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
茅以升 錢塘江大橋
茅以升無論在國民黨時期還是在共產(chǎn)黨執(zhí)政以后都受到推崇，緣于他主持建造的中國第一個自行設計、自行制造的大型現(xiàn)代工業(yè)項目——錢塘江大橋。在當時中國整體技術水平和各項條件都非常落后的情況下，建橋?qū)崒俨灰住?br/>錢塘江大橋的建造成功使茅以升一夜之間聲名鵲起，可錢塘江大橋即將建成之日也是日軍攻克江南之時。1937年8月14日，日本飛機首次空襲南京、上海和錢塘江大橋。茅以升在《回憶》中寫道：轟炸的時候我正在第六號橋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師及監(jiān)工員商量問題，忽然沉箱里的電燈全滅了，一片黑暗。”一位守護沉箱氣閘的工人對我說，半點鐘前，這里放空襲警報，叫把各地電燈都關掉，說日本飛機就要來炸橋，要大家趕快往山里躲避。果然三架日本飛機飛來投彈，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東西。我這才知道戰(zhàn)爭威脅已經(jīng)來到大橋。盡管茅以升為日軍炸橋后如何盡快修復大橋做了很多準備，但他沒想到的是，大橋最終的命運卻是自己親手將它炸毀。
1937年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學校的一位丁姓教官找到茅以升。他說因敵軍逼近杭州，要在明天就炸掉錢塘江大橋，以防敵人過江。茅以升建議同這位教官一起去浙江省，他們找到浙江省的主席朱家驊，朱家驊也認為，現(xiàn)在炸橋太早，炸橋是早晚的事，現(xiàn)在還要商量從技術角度看如何炸橋使敵人難以短時期恢復。事實上，茅以升他們在當初設計大橋時已經(jīng)考慮到炸橋的可能了，因此在靠南岸的第二個橋墩里特別準備了一個放炸藥的長方形空洞。根據(jù)丁教官估計，炸這樣一座橋墩和五孔鋼梁，需要一百多根引線接到放炸藥的各處，而完成這樣一件工作需要十二小時，如等到兵臨城下再做這件事恐怕太晚了。可是如果現(xiàn)在馬上做，敵人并沒有在十二小時后到來，又太早了。焦急之時，茅以升他們想了一個辦法：先把炸藥放在預留的空洞內(nèi)，然后再將引線從炸藥處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等到要炸的時候再把每根引線接通雷管。
就在他們埋好炸藥的第二天，茅以升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開放大橋。以升不解，大橋公路部分早已建成，但為了預防敵人襲擊一直未開放，現(xiàn)在為什么突然又要開放呢?省政府告訴他，上海戰(zhàn)事爆發(fā)后，很多人要渡江逃難，每天有數(shù)萬人渡江，渡船已不夠用。其中一只渡船還發(fā)生了翻船事故。聚在岸邊等待渡江的人越來越多，形勢嚴峻。出于迫不得已，省政府作出開橋的決定。大橋于是在十七日開通，從早到晚，大橋被擠得水泄不通，成為錢塘江上從未有過的一次南渡大潮。大橋開放的消息一下子傳遍了整個杭州，來渡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沒有人知道大橋下面埋著炸藥，他們是在炸藥上行走啊!到了12月，日軍攻克武康，窺伺富陽，杭州危在旦夕，過橋的人更多了。同時鐵路運輸也緊張起來，據(jù)鐵路部門估計，12月22日這天，過橋撤退的火車有三百多輛，客貨車兩千多輛。
12月23日下午一點鐘，炸橋的命令終于下達。丁教官指揮士兵將裝好的一百多根引線接到爆炸器上，兩個小時后，接線工作完畢。本來可以立即炸橋，但是北岸上仍有無數(shù)逃難的人涌來過橋，根本無法下手。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大橋禁止通行，軍人拉響炸彈，一聲巨響，大橋被炸斷。茅以升感慨地回憶道：“在大橋工程進行時，總工程師羅英曾出過一個上聯(lián)‘錢塘江橋，五行缺火’。因為前四個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獨沒有火。可是上聯(lián)出了以后遲遲沒有人給出下聯(lián)。沒想到，炸橋后，五行不缺火了，橋卻斷了。”
建橋是茅以升的夢想，也是他的成就。就在夢想實現(xiàn)的那天，剛剛看到自己的成果的時候，茅以升又不得不親手將它毀掉。可稍慰于心的是，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看見大橋給人們帶來的歡樂和便捷，當成千上萬人涌上大橋的時候，他是自豪的。
直到1946年，茅以升才接到修復大橋的命令，大橋修復完畢全面通車已經(jīng)是1953年了。六十年后，當有人問起茅以升當年炸橋時的心情時，他說，“就如同親手掐死自己的兒子一般!”
魯迅棄醫(yī)從文
魯迅
魯迅是我國現(xiàn)代最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早年在日本仙臺醫(yī)學專科學校學習。他想通過醫(yī)學啟發(fā)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并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xiàn)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jīng)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視。在他們的眼睛里，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3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
一天，在上課時，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個被說成是俄國偵探的中國人，即將被手持鋼到刀日本士兵砍頭示眾，而許多站在周圍觀看的中國人，個個無動于衷，臉上是麻木的神情。這時身邊一名日本學生說：“看這些中國人麻木的樣子，就知道中國一定會滅亡！”魯迅聽到這話忽地站起來向那說話的日本人投去兩道威嚴不屈的目光。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樣洶涌澎湃。一個被五花大綁的中國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一一在腦海閃過，魯迅想到如果中國人的思想不覺悟，即使治好了他們的病，也只是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現(xiàn)在中國最需要的是改變?nèi)藗兊木衩婷病ＫK于下定決心，棄醫(yī)從文，用筆寫文喚醒中國的人民。
于是他離開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fā)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把文學作為自己的目標，用手中的筆做武器，寫出了《吶喊》、《狂人日記》等許多作品，向黑暗的舊社會發(fā)起了挑戰(zhàn)，喚醒了數(shù)以萬記的中華兒女，起來同反動派進行英勇斗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夜以繼日地寫作。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奠定了他后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徐悲鴻畫馬
徐悲鴻
杰出的畫家徐悲鴻特別愛畫馬，他筆下的許多駿馬圖成了藝術珍品。
1934年春天，徐悲鴻到莫斯科國立博物館舉辦畫展，并為觀眾現(xiàn)場作畫。那天，觀眾把展覽廳擠得水泄不通。徐悲鴻從容地磨墨、鋪紙，轉(zhuǎn)眼之間，一匹活生生的駿馬便出現(xiàn)在紙上了。觀眾被徐悲鴻的高超技藝征服了，大廳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這時候，一位身材魁梧的元帥撥開人群，走到徐悲鴻面前，彬彬有禮地說：“徐先生，我能要這幅畫嗎？不然，我會發(fā)瘋的！”
徐悲鴻被這位元帥的誠意感動了，他點頭微笑，揮筆題上字，把這幅畫送給了元帥。元帥高興得像打了勝仗似的，和徐悲鴻熱烈擁抱，大聲稱贊道：“徐先生，你不但是東方的一枝神筆，而且是世界的一枝神筆。你筆下的馬，比我騎過的那些戰(zhàn)馬更壯美！”
由于徐悲鴻經(jīng)常畫馬，他對馬有一種偏愛。和馬在一起，聽著馬蹄得得，看著馬御風奔馳，他覺得是一種精神享受。他的心仿佛和馬一同馳騁。
徐悲鴻畫馬
三筆畫打獵
黃純堯是徐悲鴻的得意門生。有一次，徐悲鴻出題，讓黃純堯據(jù)以作畫：“我的題目很簡單，畫一個扛獵槍的獵人，帶一只獵犬進大山去打獵。但有規(guī)定，這幅畫只能用三筆完成。”
黃純堯思索有頃，回答說：“老師規(guī)定太嚴格了，用三筆是無法完成的……不知老師可否作一下示范？”
徐悲鴻從畫案上拿起筆，第一筆畫了起伏的曲線，一座大山；第二筆畫的是一根既粗又短的直線，表示獵人進山時露出的獵槍強管；第三筆畫的是一段浸墨的粗線，表示獵犬的尾巴。黃純堯不得不對老師高度的概括力欽佩。但他迅即就對老師發(fā)動了一次小小的“反擊”：“恕學生冒昧，我也想出一道題回敬老師，不知吾師意下如何？”
徐悲鴻一聲朗笑：“來而不往非禮也，怎么依得我愿不愿意。你就趕快出題嘛！”
黃純堯的題并不復雜：“三十晚上，獵人在森林里打鬼。”
徐悲鴻一怔，隨即問道：“幾筆完成？”
黃純堯答說：“請老師見諒，一筆都不給。”
徐悲鴻驚疑地反問：“一筆都不給？你畫得出來么？說給我聽聽。怎么畫法？”
黃純堯笑答：“不裝墨的硯盤翻過來，涂上一層墨汁，放在白紙上使勁一摁，紙上便留下一片墨跡。這不就是三十晚上打鬼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嗎？”
徐悲鴻一陣大笑：“你這小子可真夠調(diào)皮呀！”
冼星海苦學成才
冼星海
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法國巴黎音樂學院正在舉行入學考試。坐在主考席上的幾位教授，被一個中國青年的考卷深深吸引了：無論是和聲、賦格還是作品分析，成績都屬優(yōu)秀。而且，作曲成績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個。經(jīng)過一番品評，主考教授當即宣布，正式錄取這位中國考生進巴黎音樂學院作曲班。并且說，由于他考試成績優(yōu)異，校方?jīng)Q定給他頒發(fā)榮譽獎。按照學校的慣例，受獎者有權(quán)選擇獎品，就看他最需要什么？
這位考生名叫冼星海，他一直神情緊張地站在主考席前，當聽到他被錄取的消息后，才如夢初醒。又聽說讓他自由選擇獎品，一時竟不知所措起來，躊躇了半晌，才羞澀而慚愧地說：“我需要飯票。”
是啊，此時此刻，對于冼星海來說，飯票是他最需要的……
1905年6月13日深夜，冼星海誕生在廣東省番禺縣珠江邊的一條小船上。臉色蒼白的母親取出一件破衣，用顫抖的手將他裹起來。他的父親因終年在海上捕魚，積勞成疾，早在半年之前就去世了。小星海靠母親給人家做苦工拉扯著長大。為求生計，他們母子曾漂泊到新加坡。
1918年秋，星海被人推若進了廣州嶺南大學的華僑學生特別班。他利用業(yè)余時間自學音樂，不分寒暑，堅持不懈地彈奏鋼琴，練習提琴和其它樂器，閱讀了大量的音樂理論書籍。由于他刻苦鉆研，虛心求教，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初步顯示出了音樂才能，被師生們譽為“南國簫手”。
他立志要做一個音樂家，用音樂藝術為祖國服務。一九二九年，當他二十五歲的時侯，為了求得深造，他不顧一切艱難險阻，毅然離開祖國，遠涉重洋，到法國巴黎去學音樂。
美麗的巴黎，是《國際歌》的故鄉(xiāng)，這里的巴黎音樂學院，是世界許多著名音樂家的搖籃，為各國有志于音樂的青年所向往。可是，巴黎，這世界音樂的首府，并沒有張開雙臂來歡迎冼星海。
冼星海踏上巴黎街頭時，口袋里只剩下了五十個法郎，而在那樣揮金如土的城市，就連最簡樸的一頓飯，也得花十二個法郎呀。冼星海流落在凄風苦雨的巴黎街頭，幾經(jīng)周折才在一家小飯館找到工作。每天天不亮，他就得把牛奶、士豆和牛肉運回來，接著便擦刷店堂地板，然后又忙著挑菜，等侯開門營業(yè)。開店之后就更忙了，跑來跑去，緊張地為顧客報菜送菜。他任勞任怨地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終于領到了六百法郎的月薪，他立即給在祖國的母親寄了一半，用另一半買了一把小提琴。從此，每天深夜，冼星海送走了最后一批顧客，就趕緊收拾好鍋盆碗盞，把廚房打掃干凈。然后便如饑似渴地開始練習小提琴。拉到實在拉不動了，就在廚房里用桌凳臨時搭個床浦睡一會兒。早晨天亮前，再在廚房里拉一陣琴，然后開始干活。中午飯店休息，他又抓緊時間讀音樂理論書籍。甚至在報菜送菜時稍有空隙，他也要從碗柜里取出小提琴，爭分奪秒地拉上一首練習曲，聽到電鈴一響，他立即收起琴，快步前去給顧客端送飯菜。
冼星海如癡如迷的練琴，引起飯店老板不滿意，有些同事也產(chǎn)生了誤解，常常投以冷眼或挖苦嘲諷。每當星海想練琴的時候，有的人就指手畫腳地故意找些事讓他做，使他不能練琴，這使得冼星海十分痛苦。
后來，冼星海在一位同鄉(xiāng)的幫助下，總算找到了一間住房，這是一撞七層高樓頂上的一間小閣樓。房間只有一人來高，僅能放下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方桌，房頂有個透氣的叫做“牛眼”的天窗。每天凌晨，冼星海就起床，打開天窗，站在桌子上，將身子探出窗外，向著廣闊的巴黎上空，盡情地練習小提琴。拉過琴再趕到飯店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再回來，每天十七、八個小時的勞累，使得他情疲力竭，不幸的事情發(fā)生了。
有一天，冼星海照常不停地收拾菜盤，為顧客勾劃菜單，然后又捧著一大疊碗盆趕回廚房搶時間洗刷。剛開始洗，上菜的鈴又響了，他扔下手中的活，趕忙端上菜盤去送菜，剛邁幾步，忽然覺得頭暈目眩，眼前一黑，“嘩啦”一聲，連人帶菜一起摔在樓梯口。老板暴跳如雷，將冼星海臭罵一頓之后，就把他開除了。冼星海從碗柜里拿出提琴，憤然離開了飯店，他又失業(yè)了。
夜巴黎的街道，燈紅酒綠。饑腸轆轆的星海在茫然地徘徊著，最后，他象是下了大決心似的，挾著小提琴，鼓足勇氣向一家大餐館走去。
冼星海走進餐廳，神情尷尬地開始了第一次拉琴賣藝。他拉了一曲圣·桑的《天鵝》，又拉了一曲比才的《哈巴涅拉》舞曲，人們不理會他。
饑餓、羞辱天天折磨著星海，但他要用自己的音樂去喚醒沉睡的中華民族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一天夜里，寒風呼號，星海沒有棉破，和衣躺在床上，凍得直哆嗦，實在沒法睡下去，只得爬起來點著煤油燈寫作。忽然，風猛烈地從窗戶吹進來，燈滅了，點著又滅了，一連點了好兒次。寒風猛烈地嘶吼著，星海的心也跟著激烈地顫抖起來，他不禁揮筆疾書，借著風聲的呼號，傾訴痛苦的人生和對多難祖國的深切思念。
一首非凡的樂曲《風》誕生了，并幸運地得到了音樂大師奧別多菲爾的肯定。由于奧別多菲爾的推薦，《風》在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上演出，立即轟動了巴黎。巴黎音樂學院的杜卡斯等著名音樂家，都深深為冼星海的苦學情神所感動，他們歡迎冼星海報考巴黎音樂學院。
洗星海終于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進巴黎音樂學院，院長親自獎給了他一扎飯票，院方還破例地免費供應他的膳食。但那昂貴的學費書費仍然壓得星海喘不過氣來，他一面象‘餓漢”一樣地拼命吞食學校的每一堂課，一面還得在晚間出去做工，掙幾個法郎交學費和房租。
一九三五年春，冼星海又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于巴黎音樂學院，學校再次給他頒發(fā)獎品。他毅然放棄了留在巴黎工作的機會，回到祖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成為我國杰出的人民音樂家。他創(chuàng)作了《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不朽的樂曲，是中國新音樂的一位偉大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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