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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制中的誓盟因素
孫玉 09504028 09歷史
摘要：本文認為，誓盟祖約既具有宗教功能 ,又具有國家強制力和法律約束力的功能。先秦法制在刑法、民法、國際法、司法制度等方面均受誓盟詛約的影響。誓盟祖約在先秦法制中起到解決邦國之間、萬 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彌補之不足的作用。
關鍵字：先秦法制 誓盟 宗教
我國先秦時期，因社會去古未遠，人們普遍存在著敬畏上天的社會心理,凡遇大事,為表誠信,常常采取對天發誓以明心的作法。人們相信,
天是公平無私，無所不知的。如果人們向它發誓時有言辭的不真實或發誓后違背誓言,必將受到懲罰。先秦人們的這種思想對統治階級的統治是非常有利的,自然被歷代統治者加以利用，他們把刑罰與天聯系起來，把天推崇為萬物之起源,刑政之大本,以此來膨脹自己的權威 所以 使神權天命和神明裁判思想長期占領統治地位,使神權和法權糾纏在一起。這樣,具有對天盟哲意義的誓盟詛約習俗,無疑對我國的先秦法制產生較大的影響。
一 誓盟詛約的含義
在我國的文獻中,有關誓盟詛約的記載非常豐富,目前專家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解釋。
“誓”,《禮記·曲禮》解釋為“約信曰誓”。《說文》釋為“誓,約束也。”按段注“按凡自表不食言之辭皆曰誓,亦約束之意也。”由此可知“哲”是人們以言辭共相約束之意。其在夏商時主要用于軍中協調行動,所以文獻中稱為“軍旅曰誓①”“誓軍旅②”。周時多用于一般民法活動中,起保證作用。其多見于出土的與訴訟有關的銅器銘文中。
“盟”，《禮記·曲禮》解釋為“蒞牲曰盟”。按鄭玄注：“盟以約辭告神,
殺牲獻血,明著其信也。”又據《說文》解釋：“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從這些記載和解釋可知,“盟”們遇大事時,對神發誓，獻血為憑的活動。其主要用于諸侯盟會,即“侵伐盟會,無時無之③。” 但也和誓一樣用于民法活動,起保證作用。
“詛”，《說文》解釋為“詛，言州也，從言，且聲。”古時常常詛祝連稱，《尚書·無逸》載：“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孔穎達疏為：“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從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從而可知,“詛”就是訴以鬼神,求神降禍于僧惡之人之意。其常和盟
連稱,多用于盟誓動中。
“約”，《說文》解釋為：“約，纏束也。”而《毛傳》載為：“約，束也。” 所以鄭玄認為“約”，言語之約束” ④。其意就是以語言或文字預先規定須共同遵守的條件,以守信為基礎，,即“大信不約” ⑤。在西周時還專門設置了掌“邦國萬民之約劑”的司約。這可以知道，約既用于邦國之間的活動,又用于民事活動。
由此可見,誓盟詛約有其各自的基本含義并存在著差異,但也可以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共通之處。
首先,字異而義近,均于守信為前提 ,并常常連稱甚至可以互換。其次 宗教色彩濃重，都具有對天發誓以明心的意義。誓,
不管是用于誓軍旅的軍誓,還是用于民事活動的盟誓,都必須以神作保證。詛，源于原始宗教法術,無論是詛咒,還是詛祝都是法術思維盛行時期的最流行的語言形式，在先秦時期仍常被使用。詛和盟一樣,常伴有發誓獻血的祭神儀式。再次，對我國先秦法制有較大影響。這 一方面體現在神明裁判的問題上。所謂神判,就是對神發誓求神曉示以斷曲直的作法,也就是人們發生糾紛或爭執時,乞求于宗教神秘力量以定曲直的審判方法。神判差不多在各個民族早期歷史上都曾出現過，我國先
秦時期也不例外,這從我國法字的結構和殷商司法官稱“御鷹”可以反證其存在。
另一方面的影響體現在先秦歷代的法制中存在著許多盟誓詛約的內容。如：“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統治階級還力主：“以兩劑禁民獄。（14）（《周豐·秋官·大司寇》）”。在西周的訴訟案件中普遍采用形式主義的盟誓制度。這些都說明誓盟詛約既有宗教的功能,又有國家強制力和法律約束力，違者要受到懲罰。
二、先秦法制中的誓盟詛約
由于先秦是我國古代法制的初創時期，統治階級必然要借助宗教力量來彌補法律落后之不足，從而使誓盟詛約在法制生活中長期存在,并直接影響了當時的刑事、民事、國際交往（或國際法）和司法制度。
首先，從刑法方面看，在原始社會時，法律規范尚未脫離宗教規范，人們發生糾紛或爭執，往往乞求宗教的神秘力量以定曲直。所以，對神發誓后，有兩種結果：一是求神明立斷曲直，這就是所謂的神判法。進入階級社會后，這種形式仍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在我國先秦歷史記載中，能找到它存在的痕跡。大多數神判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單一的求助超自然的力量，要求立見效果。對于發誓后的第二種結果，則不是當場見效的，而是立足于上帝將懲罰發假誓或違背諾言的人，也就是誓盟詛約習俗，而此習俗在我國古代刑法中是顯而易見的。
在我國人們常說兵刑合一，刑起于兵，就是軍法和刑法有極為密切的關系，也可以說最早的刑法就是軍法，所以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錐 （19）（《 國語 魯語 上》）”的記載。在我國文獻中記載有較多具有軍法性質的誥誓和軍誓,如《尚書》中就有《甘誓》、《湯替》、《泰誓》、《牧誓》、《費誓》、《秦誓》等以誓名篇的諸文。這些誓大同小異,皆為君主誓師之辭，其內容中,突出地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軍事鎮壓和司法鎮壓的雙重職能。
所以,不管是神判,還是誓盟詛約,雖然它們形式不同,但在借助神的力量達到審判目的是相同的。
其次,從民法方面看,先秦時期也是我國民法的開始階段。民法中契約是解決人們糾紛或爭執的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當然，早在文字創造之前，遠古的先輩們已經發明了“刻木為信 的契約行為，并為了保證對契約內容的守信和記憶，必先訴告神明 ，并舉行一定的儀式 由當事人雙方作出一定的動作 ，講一定的語言,由在場者加以證明。到先秦時,這種契約的形式和內容均被繼承。并發展為書面契約的形式。特別是在西周時專門設立了帶有濃厚神職色彩的司盟和司約 ，以解決諸侯及民間的糾紛或爭執。這些從后世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記載中進一步證明。
再次,譽盟詛約也成為國際交往和國際盟約內容的一部分。這在春秋時期表現得最明顯,史書記載此時“世道交喪，盟詛滋彰，”（31）（《谷梁傳》隱公八年范注）
春秋盟誓不但次數多,而且內容十分廣泛,其中有許多屬諸侯國之間為了某些重大事件或在某些， 重大活動中制訂的公約,所以盟誓活動成為諸侯國之間解訣國與國交往中各種矛盾和 糾紛的重要手段。因此盟誓詛約是當時國際盟約的一部分。春秋時在這種頻縈的盟誓下訂立的盟約靠什么來維系？除依靠同盟的政治、軍事力量外,很重要仍是依靠神明的力量來維系,這也說明當時人們的神權觀仍是很濃重。僅從出土的侯馬盟書的記載就可看到這一點。盟書的體例格式基本一樣,除了盟誓約辭部分外 ，都有其詛辭部分， 也即是對違背盟誓的懲罰部分。其懲罰方式千篇一律,都是借助神靈詛咒違背盟誓者將滅國滅家,
災禍臨頭。
第四,替盟詛約也影響當時的司法制度。夏朝特別是夏初繼承了原始社會的神判法傳統。到了商代,在司法領域廣泛采用占卜 決定刑罰與否的形式 而對疑難案件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笙。（37）（勃腸《尚書·洪范》。）這雖然意識到了國王 、卿士 、庶人的作用但“稽疑,擇建立卜笛人 ,乃命卜笙,… …立時作卜笙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38）（勃腸《尚書 洪范 》）
而到西周時,通過盟誓就可結案成為當時司法審判的特點之一。此外盟誓還成為西周訴訟程序中的法定程，并可起到證據的作用從文獻和出土銘文記載可看到,每次訴訟活動均有盟誓活動都有一定的程式,
而且,不僅當事人要盟誓,見證人也要盟誓,并由司盟、司約參與其事,
這除了說明盟誓在訴訟中的重要性外,也反映了司法活動中的形式主義色彩。
而盟誓在司法中的重要作用還體現在它可作為訴訟程序中獲得證據、確定證據的重要方式,即舊的盟誓,均成為原告提起訴訟的依據 而新的盟哲 ,又充當判決的唯一根據,決定著訴訟能否終止。所以 在
進行訴訟時,通常先由法官領誓,以顯示誓詞的重要性,然后再由當事人重復誓詞,接著才開始進入審理。
綜上 所述 因 為在 “有夏服天命” “致孝乎鬼神”（40）（《 尚書·召浩》）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41）（《禮記·表記》）。周時也講神權、天罰 , 到春秋時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這種天命神權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宗教必然對法制產生影響,而且其影響是較大的。這從前面的論述可看到先秦法制在刑法、民法、國際法、司法制度等方面均受哲盟詛約的影響。再從夏商的神羊審判、巫璐占 卜決罰的神判法到西周刑事民事中的盟誓制度，再到春秋戰國時國與國間的盟會盟詛都說明誓盟詛約在先秦法制上的長期存在。同時,誓盟詛約也切實在早期法制落后的情況下,解決了邦國之間、萬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彌補法制不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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