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中國古代政治重心為何不隨經濟重心一道南移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現象，歷來是高三歷史復習中不能忽略的問題。但中國古代政治重心為何不呈現了同樣的流動趨勢，而是長期徘徊于北方呢？這顯然已不是單純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能解析的了。筆者就此問題組織學生討論，其大略結論有：
一、北方的歷史文化淵源因素。
北方，尤其是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是華夏文明的搖籃，也是華夏族長期聚集的腹心地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經夏、商、周以來數代經營，歷來是政治中心所在地。中原作為政治重心的觀念根深蒂固，已與中華文化融為一體，故有問鼎中原、逐鹿中原之說，得中原者得天時（政治上居優勢），已成傳統。
二、北方的戰略地位重要。
建都北方，一方面出于鞏固統治需要。北方地理位置優越，地勢相對平坦，交通運輸便利，也使統治者能夠調集，出動兵馬平叛、鎮壓人民反抗，形成據北方以制天下局面，有利于鞏固封建統治。比如唐前期實行府兵制，府兵多集中于關內，卻負擔番上宿衛、鎮戌和征戰各種任務，高度機動；北宋建立禁軍，實施更戌法，形成強干弱枝格局。另一方面，出于國防需要。中國古代統一的封建王朝面臨的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北方游牧部落，政治中心在北方，有利于加強防務。比如明初遷都北京等。
三、北方的特殊現實地位決定。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領導層大多起家北方，北方歷來是其大本營、根據地，統治力量強大，政治穩定，這一背景往往直接影響到統治者對建都地點的選擇。比如隋、唐、北宋等。
四、北方經濟的一再恢復。
文明的毫不間斷也為政治重心的存在提供必要的基礎。一方面，北方社會經濟屢遭戰亂破壞，但從未徹底消滅，戰亂之后，必須是統治階級調整統治政策，促使經濟重新恢復，以鞏固統治。比如三國、北朝、五代、明、清等時期北方經濟的恢復。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具有不為戰爭重創，頑強發展的堅韌性。比如，在少數民族入據中原時期，華夏族體現出堅韌的念根心理，并未全部逃散，繼承并把自身的文化發揚光大，侵入的落后勢力反為其高度的文明感染同化，多次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文明充滿勃勃生機，愈發強大。
通過上述問題的探討，學生們進而得出了兩個結論：
一、戰亂、動蕩與開發對經濟的沖擊與影響遠比對政治、文化直接。
二、中華文明、文化萬古不息。簡析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的原因
西歐各國面積狹小，地域相連，經濟結構和體制發展水平比較接近，彼此之間的政治體制、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也基本相同，經濟上生產高度發達，各國之間的經貿交往密切。這些共同點為歐共體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一戰后，歐洲已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建立歐洲聯邦的設想，1922年奧地利的卡萊吉宣揚泛歐運動，1929年法國總理白里安提出了共同市場的概念，但在當時列強爭霸的形勢下，聯盟沒建成，反而成為二戰的主戰場。二戰后，西歐所面臨的特殊的環境，為歐共體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一、生產力迅速發展的迫切需要。戰后，生產力大大提高，這時經濟協作范圍更加廣闊，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大大加強，出現了許多大型的跨國公司，這就使西歐六國經濟聯系變得更加密切。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需要一個超出一國范圍的國際機構進行協調。
二、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為國際間的協調提供了基礎。二戰后，各國為協調經濟，普遍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國家干預經濟的體制日趨完善，這就為國際間的協調準備了條件。國際間的協調實際就是國家干預經濟的原則在國際間的運用。
三、戰后國際形勢與西歐地位的變化促使西歐走聯合之路。戰后初期西歐各國痛感蘇聯的威脅，不得不依賴美國的保護，這又導致了西歐與美國之間的政治的不平等，經濟上受約束，失去了往日的大國地位。他們認識到單靠一國的力量根本無法與美蘇相抗衡，因此只有加強各國之間的聯合，才能維護他們在歐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五六十年代西歐經濟迅猛發展，使得要求聯合的呼聲更為強烈。
四、美國戰后初期的對歐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歐的聯合；主要是指戰后初期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美國在推行馬歇爾計劃的時候，有一個前提條件，要求西歐各國聯合起來向美國提出一個總的援助計劃，并且要求承諾減少關稅和貿易壁壘；政治上允許西德加入北約，在大西洋內部解決了重新武裝德國的問題，這就緩解了法國對重新武裝德國的恐懼感，使法德之間的關系緩和下來，有意無意的加速了歐洲的聯合。
1957年3月29日法、意、荷、比、盧、西德六國首腦和外長在羅馬簽署了兩個條約，即《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歐洲原子能聯營條約》，統稱為《羅馬條約》；六國先后批準，于1958年1月生效。《羅馬條約》沒有規定期限和退出條約的程序，卻有歡迎其他國家加入這一條約的條文，這是開放性的條約，這也說明西歐六國把共同體看作是一個更加廣泛的歐洲一體化的基礎和起點。元朝與清朝的民族政策
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建立元朝與清朝的蒙古貴族與滿族貴族，面對遼闊的疆域和眾多的民族，對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采取了歧視防范、懷柔安撫并重的統治策略，其目的是確保本民族在全國的統治地位，但在客觀上，也促進了蒙漢滿回藏等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匯，推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蒙古人在中原建立元朝后，已不可能再按蒙古舊法去統治較先進的漢族地區，從忽必烈開始，就有意地接受漢文化，實行漢法。但對人口眾多的漢人進行防范與歧視，始終被元朝統治者視為一項基本國策。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四等民制，列為第三、四等的是漢人、南人，其主體多為漢族人。他們在政治和法律上，都受到歧視和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元朝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職，都由蒙古人擔任，漢人只能任副手；同樣觸犯刑律，漢人就要受到更嚴厲的處罰。民族歧視造成元朝民族矛盾的尖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引發元末農民起義的導火索之—。
元朝統治者對回回人則十分交好。由于回回人為蒙古人征戰天下出過力，他們又善于經商，在中西交通和商業貿易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得到元朝統治者的信任，把他們列為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中，允許他們在入仕作官、經商等許多方面享有漢人所沒有的特權。回回人亦商亦官，或以商為官，對元代政局和社會發生了一定影響。
西藏是元朝版圖的一部分。忽必烈即位后，任藏人八思巴為“國師”，后升號為“帝師”，元朝共任命了十二位帝師，由帝師管理西藏的政務，同時管理全國的佛教，是佛教的最高領袖。在中央設宣政院，由具有國師稱號的喇嘛協助管理西藏政務，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藏族成為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滿洲貴族在全國范圍建立清王朝后，繼承了元朝的民族政策并有所發展。
滿族貴族同樣排斥漢人以保證滿人的特權。清代的總督全是滿人，巡撫滿漢參半；中央六部九卿衙門，實行滿漢復職制──看似公平，實則滿族總人口比漢人少得多──以此保證滿人大量進入中央政府；用文字獄來鎮壓漢人的反清意識等等。但清又不可能完全依靠少數的滿族人統治全國，他們必須得到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才能坐穩江山。實際上清王朝是以滿漢貴族為主體的聯合專政，滿漢人民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風俗上的互補合流更是不爭的事實。
清王朝在中央設理藩院主管邊疆民族事務，對少數民族的上層采用封爵、給俸、聯姻等政策籠絡安撫。清朝時蒙古人分為三部，漠西準噶爾部曾一度叛亂，被清廷所平定。三部與清政府有臣屬關系，滿人視蒙古族為同盟，多與之聯姻，許多蒙古貴族躋身統治集團行列。清將內外蒙古編為盟旗制，由蒙古貴族任旗主──札薩克，管理旗務，并按滿族貴族的爵秩，分別授以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爵位。
清朝繼承了元明對西藏的管轄權，并對西藏的政務進行了改革，為加強管理，在西藏設立噶廈作為地方政府，派出駐藏大臣，地位與達賴、班禪相等，督辦西藏事務，并依金奔巴掣簽制，監督達賴、班禪及大寺院活佛的轉世，主持其坐床典禮，以避免受蒙藏貴族的操縱。駐藏大臣代表中央行使地方主權，穩定了西藏政局，防止了外來勢力的入侵。
回族在清代已成為人口眾多、分布廣泛的民族，清政府在安撫籠絡回族上層的同時，也推行過回漢隔離和強行把回族遷往邊遠地區的作法，使許多回族人民失去土地。比之元朝，回族的地位大為下降。清代中后期，回族人民奮起反抗民族壓迫。
總之，清王朝奉行的民族政策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奠定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清朝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怎樣認識拿破侖軍事獨裁統治
拿破侖軍事獨裁專政是教材中的難點內容，全面理解這一統治方式，有助于把握法國大革命與法蘭西第一帝國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深刻的一致性。
1799年11月9日，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推翻了督政府，成立了執政府，獨攬大權，逐漸建立了個人軍事獨裁統治。這一局面的出現和最后終結其實都有其歷史必然性，下面從五個方面加以分析。
從背景看，建立集權統治是維護資產階級革命成果的客觀形勢的需要。督政府時期，政局動蕩不安，政策左右搖擺，史稱“秋千政策”。它內不能穩定政局，外不能抵抗反法同盟。因此，要消除動亂，實現穩定，必須采取暴力手段，而當時的共和制度顯然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要迅速達到穩定，只有暫時跳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圈子，建立集權統治，才能順潮流、合民意。當時法國人民人心思定，他們自大革命以來，曾信仰過人權理論、立憲制度、共和主義、恐怖統治、寬容政策，并為此付出過巨大代價，但是他們的處境并未由此得到明顯的改變。政權更替頻繁，一批批革命領導人不斷被送上斷頭臺，使群眾深感茫然，因而穩定政局成為人民的迫切愿望。資產階級更是期盼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以減少他們投資興辦事業的風險。另外督政府在抵抗外國干涉中屢遭失敗，更需要有強大的政權和軍事力量來扭轉戰局。所以建立軍事獨裁政權就成為保衛和鞏固大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從這一角度看，拿破侖軍事獨裁統治與大革命有著深刻的一致性。誠如恩格斯所說：“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么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
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來看，由民主共和制度向軍事獨裁制度的轉變，與大革命創立的自由、平等、人權等原則完全相悖。在這一點上，軍事獨裁體制又是大革命的對立物。因為獨裁體制畢竟不是資產階級管理國家的正常方式，只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一旦實現穩定，就要恢復議會政治，否則就要遭到倒臺的命運。從這一角度看，拿破侖政權克服混亂、實現穩定的成就越大，步伐越快，它的壽命就越短。
從資產階級革命進程的規律來看，如恩格斯所說：為取得完全成熟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果實，“必須使革命遠遠地超出這一目的”，使更激進的派別執政，采取更激進的措施，才能實現革命的目的。當這個目的實現后，便要從超出革命既定目標的那些步驟上退回來，而且一定要退到成熟的基點上去。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進程來看，君主立憲派執政時一系列反封建法令的實行就是完全成熟了的革命果實。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推行的革命政策，表現了激進派采取的激進措施。熱月政變則是這種激進措施“后退”的轉折點，可是熱月黨并未退回到成熟的基點上去，這一歷史任務是在拿破侖政權統治之下完成的。（參閱1998年高考歷史第43小題）從這一角度看，拿破侖統治時期，是大革命的穩定和鞏固時期，是大革命的最后階段。
從拿破侖政權的實質內容來看，它雖然用帝制取代了共和制，改變了政體和官制，這與其說是形式上的改變，倒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穩定。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未變，資產階級的施政方針未變，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新型的國家權力機構，頒布了《民法典》，使高度的集權與嚴密的法制相結合。而對政治反對勢力則針對不同情況，采取靈活政策，維護了社會穩定。經濟上，改革體制，發展農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既結束了恐怖年代的經濟立法，又為振興資本主義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軍事上多次打敗了反法同盟的進攻并鎮壓了王黨叛亂。另外在文化教育上鼓勵科學研究和技術教育。至于拿破侖的對外戰爭，既有明顯的反對外國武裝干涉、保衛大革命成果的性質，又有強烈的侵略擴張性質以及與英、俄等國爭霸的性質。特別是前期對外戰爭在本質上是歐洲兩種社會制度的交鋒。總之，拿破侖畢竟完成了大革命所沒有完成的事業，建立了資產階級現代國家大廈，從而確立了資產階級在法國的統治地位。所以拿破侖時期，不僅是大革命的穩定和鞏固時期，而且是一個發展時期，法國工業革命就是在拿破侖專政的穩定局面下完成的。
從拿破侖政權滅亡的原因來看，國內原因主要是對外戰爭使帝國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損害了資產階級利益，也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激化了國內各種社會矛盾。國際原因主要是被占領地區人民的反抗運動。然而從根本上講，拿破侖政權滅亡是這一政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即克服混亂，實現穩定，結束大革命時期超出革命目標的過激政策。獨裁政權不能長久適應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失去了繼續存在的條件，終于在內外勢力的進攻下倒臺了。
拿破侖一生功過參半，以軍事政變上臺，以窮兵黷武滅亡，可謂成也軍事獨裁，敗也軍事獨裁，皆為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淺談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一般說來是指一個主權國家所的擁有的全部實力及影響力。人們以此評估一個政治實體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形的物質因素，包括地理條件（如位置、面積、氣候、地形、地貌等）、人口（如人口多少、生產性人口比例、教育水準、人口密度等）、自然資源、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等。二是無形的因素，包括政府效能（如政府的形式與結構、國內的政治形勢、對環境變化的適應程度、情報收集系統的效能、決策者解釋政策的能力）、政治制度（如社會性質、國家內聚力的程度、公眾的態度等）、政治領袖的素質（如性格、經驗、價值觀念、身體狀態、智力狀況、知識與技能等）、國家或政府的國際信譽、對外部的依賴與外部的支持、對突發事件的可能性的估計等。
對綜合國力分析評估較權威的人物是美國國際關系學家克萊因。他在《世界權力的評價》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即：Pp＝（C＋E＋M）×（S＋W）。這里，Pp是國家綜合力量，C是人口和領土構成的基本實體，E是經濟能力，M是軍事能力，S是戰略意圖，W是實現國家戰略的意志。雖然這個公式還有不足之處，但它較為科學地說明了評估國家綜合實力的規則：即全面性綜合性。故許多戰略專家在評估世界格局中各種力量時采用此公式。一些政治領袖也以此公式分析綜合國力。
在這個公式中，經濟能力和軍事能力可變動的幅度較大，而軍事能力又以經濟能力為基礎，所以發展經濟力量就成為提高國力最重要的途徑，經濟競爭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最重要的方面。由于科技在當今經濟、軍事發展中的巨大作用（例如從1952—1972年西方工業國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年平均增長達6．l％，在增長因素中，科技進步的因素70年代約占60%，80年代達80%，而軍事進步更是利用科技成果通過改進技術、改善裝備取得），科技競爭也就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而科技以教育為基礎，科技競爭就演變為科技人才培養的競爭。再加上教育能增加人口在評估公式中的分值，更有利戰略意圖的實現，于是各國紛紛把發展教育科技作為提高綜合國力的突破口。
發展教育科技對于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更有迫切的意義，中國過大的人口基數是我們獨特的國情，只有加快發展教育科技，眾多的人口才能轉化成優勢，才能在評估公式中的各項指標中加分。反之，眾多的人口將成為負擔，將損害中國經濟能力、經濟發展以及中國戰略意圖的實現，中國的綜合國力將雙倍受損，從而降低國際地位。清政府為何于1862年向英法“借師助剿”
《北京條約》剛剛簽字，法俄兩國就向奕訢表示，愿意協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1862年初，清政府決定向英法等國‘借師助剿’。英法兩國公使也向清政府宣布放棄‘中立’，‘幫助官軍’。中外反動勢力正式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那么中外反動勢力正式勾結為何是1862年而不是1860年？清政府為何最終向英法而不是向法俄“借師助剿’呢？
首先，1860年《北京條約》剛剛簽字的時候，盡管奕訢等洋務派主張實行諸葛亮的“聯吳伐魏”政策，聯合外國去鎮壓它們共同的敵人──太平天國。但清朝官員中仍有一部分人對洋人并不完全相信。他們擔心如果請求“外夷”出兵，不僅要被他們勒索軍費，而且擔心外國軍隊“占據地方，勾結逆匪，阻撓官兵進剿”，所以不敢貿然答應俄、法的要求。但同時他們又認為可以由地方當局同外國人合作，如清政府密諭江蘇巡撫薛煥指使買辦商人與洋商“自為經理”。1860年，華爾組織洋槍隊配合清軍進犯松江、青浦，就是這種“自為代理”的產物。
其次，當時鎮壓太平天國的主力──湘軍，其頭目曾國藩也主張稍緩時日。因為盡管天京變亂使太平天國元氣大傷，出現了“國中無人”、“朝中無將”的局面。但由于洪秀全提拔了陳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優秀的青年將領，重建了領導核心，到1860年太平軍已經攻破了江北、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被圍的局勢。之后李秀成等各路太平軍開始東征，一路所向披靡，攻占了江浙一些地區。因此曾國藩認為湘軍要消滅太平軍、進攻天京時機尚不成熟，外國人來援助，也收不到很好的效果，不如等到夾擊天京時，再“約會該酋，派船助剿”。
再次，英國不愿俄、法搶在前面，一度出面干涉和要挾。就當時的形勢來看，俄國主要力量在于鯨吞和蠶食中國北方的邊疆地區，并不能到中國南方來有所作為。法國雖想搶先在中國取得優勢地位，但畢竟力量不如英國。而當時英國并不急于在清朝和太平天國之間表示明確的態度，他們認識到，向清政府開戰和向太平天國開戰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對前者只需投入少數兵力，短期內即可奏效，而后者則是要直接面對訛詐不了的中國人民的革命洪流。他們不愿意貿然進攻在長江中下游尚有相當優勢的太平軍，卷入一場難以預見后果的戰爭，因而仍然要保持“中立”的姿態。
到了1861年9月，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屏障──安慶失守，太平天國的軍事形勢更加惡化。11月，清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發生辛酉政變，“盡心和議”的慈禧和奕訢上臺，這一切促成了他們之間的合作。1862年2月，清朝政府正式決定求助于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曾國藩也認為“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無良策”。4月，英國輪船把李鴻章的淮軍從安慶運到上海，進一步與英法組成“中外會防局”，決定上海由洋人防守，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這樣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起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在反封建方面有何不同
14、15世紀，隨著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作為反封建的思想運動和政治斗爭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相繼興起，其斗爭鋒芒都指向天主教會，但兩者是有區別的。
第一，從核心內容看：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宣揚資產階級人文主義的世界觀，肯定人，注重人性，強調個性，反對神和神權，要求把人、人性從神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這個“人”，其實就是那些積極向上、創造自己生活的新興資產階級；而“神”，則是那些被神化了的封建統治階級。而在宗教改革中，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則要求改革教會，主張信仰“得救”和簡化宗教儀式，以建立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教，但最終還是承認“神”的存在（指精神、意識領域內的）。
第二，從形式上看：文藝復興是在“復興”古典文化的形式下，宣揚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努力發掘和利用古典文化中與封建意識形態相對立的一切積極因素，從語言到藝術形式都表現了某種“復古”的傾向，而其實質，卻是資產階級文化的興起。而宗教改革則是資產階級披著宗教外衣進行的一場反封建的社會運動。一方面，由于“中世紀的歷史只知道一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處于手工工場階段，新興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比較弱小，所以，資產階級在反封建斗爭中需要采取宗教異端的形式。
第三，從實質和影響看：文藝復興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它建立了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價值觀、倫理道德觀、美學理論、哲學體系、科學的學科體系等，這樣，新興的資產階級就獲得了同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的理論依據和思想武器。可見，文藝復興運動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進行的一場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而宗教改革則打擊了西歐的封建勢力，摧毀了天主教會的精神獨裁，為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進一步解除了精神枷鎖。可見，宗教改革不僅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思想領域內進行的一場反封建斗爭，更是一場新興的資產階級在宗教外衣掩蓋下反對以羅馬天主教會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斗爭，并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開辟了道路。尼德蘭革命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在新教的旗幟下進行的。斯大林和布哈林關于農、輕、重的比例及關系之爭
布哈林是蘇聯早期著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家和理論家。在工業化的問題上，他創立了一套與斯大林模式截然不同的理論，被西方稱為“反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的綱領”，也正因為如此，導致了他政治上和個人命運的悲劇。但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工業化問題上的爭論，誰是誰非，歷史今天已做出公斷。人教社1996年7月版的《世界近代現代史》明確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即“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農業和輕工業的落后，農、輕、重的比例失調，國家從農民身上取走的東西太多，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農業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本文擬就此問題做一個粗淺的比較和分析。
一、斯大林主張：先工后農，先重后輕。
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曾提出：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加快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利用現有的資金來推進我國工業。蘇共十五大，談到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斯大林明確指出：黨的政策是“加快工業的發展速度并保證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作用”；同時強調工業化首先應當理解為發展蘇聯的重工業。從而體現了他在農、輕、重三者關系上先工后農先重后輕的觀點。在斯大林的壓力和堅持下，計劃規定增加對工業的投資，其中絕大部分用于重工業。到1928年聯共（布）十一月全會指定了工業發展的最大可能的計劃，規定工業投資從1927年－1928年度的13．3億盧布增加到1928年－1929年度的16．5億盧布，投資的76．8%用于重工業部門。政治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古比雪夫宣布要在1929年把基本建設的年投資額增加一倍，并且使工業產量的年增長率達到300%。
在布哈林看來，提出這些指標實在是愚蠢的，他認為政治家和計劃制定者在處理這些復雜的問題時，應考慮到整個經濟體系中的相互關系和比例，因為在整個經濟體系關系中的各個部分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
二、布哈林提出“均衡”原則，強調經濟要按比例發展和計劃要保持平衡，反對最大限度地對重工業的投資而置農業和輕工業于不顧的做法。
關于農輕重的發展戰略，布哈林提出“平衡”原則。在他的努力下，十五大決議中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是獲得“長期的高速度的發展，而不是就要在明年達到最高速度”。這個文件的主要精神，一是告誡人們不要過分突出重工業；二是強調發展輕工業，因為輕工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消費品，而且還是為進一步發展經濟而積累資金的一個良好途徑。布哈林認為，支持優先指標的粗暴決定并不能代表第十五大代表大會提出來的任務──探索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最有利的相互關系”。
在其有關經濟政策的主要著作《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中，關于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布哈林再次強調：“只有工業在農業迅速發展增長的基礎上達到了高漲這樣的結合下，我們才能長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因為“我國工業的消費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市場”，因此，工業的行情、積累和速度等等就不能不取決于農業生產力的增長。農業是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發展了，工業才有市場和原料。文中警告：農業停滯不前，無計劃地強制推行工業化和經濟建設而造成的不平等在日益擴大。布哈林繼續問道：“難道為了使重工業按照人們的愿望增長，就必須把全部或者幾乎全部資金都投到重工業上去嗎？用在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做法就一定能獲得人們所期望的增長速度嗎？”
事實證明了斯大林的決策弊端極大，給國民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我們知道，在投資問題上有一條原則，這就是避免不必要地分散“投資戰線”。1927年，已經出現了“過分地分散戰線”的傾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的建筑工地不斷增加，吞掉并滯留了巨額的資金。由于國家沒有能力同時搞這么多重工業項目，許多項目日期被拖延下來，從而造成經濟的不能真正增長。一方面，已經開始的許多項目不斷地延期，有些甚至不得不完全取消；另一方面，許多需要資金的經濟部門又飽嘗得不到資金的痛苦。這種政策最終造成了后來的“商品荒”。
在這場爭論中，布哈林被斥為“工業化的敵人”。但是事情很清楚，他所竭力反對的是一種不可能達到的、因而是“虛假”的速度。他認為這種速度將會使蘇聯付出巨大的代價，而收到的效果將會越來越差。高速度地發展工業是必要的，重工業顯然應該處在優先的地位，從農民身上搜刮某些資金是不得已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布哈林認為，這些措施本身并不完整，必須制定出一些實際政策來補充這些措施。而斯大林恰好忽視了這一點，在工業化的問題上走向了極端。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的原因
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在歐洲、北非及太平洋戰場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然而此時共產國際卻倉促地解散了，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原因之一：蘇聯出于鞏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迫切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后不久，蘇美英中等國共同促成了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從而大大加強了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和支援，改變了參戰雙方的力量對比，加速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進程。但由于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美英對與蘇聯的合作缺乏必要信心，這極大地限制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作用。隨著蘇軍不斷向歐洲腹地推進，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美英等國當然不希望打垮希特勒后由蘇聯在歐洲坐莊。他們便千方百計地設法消除這種可能出現的隱患，不斷對蘇聯施壓。斯大林不得不考慮，由于德國宣揚歐洲布爾什維克統治的恐怖，會離間、分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從長遠考慮，德國戰敗后若引發革命必然導致反法西斯同盟破裂的后果；蘇聯從自己當時的實力出發，為了在戰后世界新秩序中確保自己的地位，斯大林毫不猶豫地在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目的是向全世界，尤其是英美表明一種姿態，說明蘇朕已經拋棄了在其盟國的心臟地帶促進革命的任何意圖，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旗幟，使西方國家相信，蘇聯是他們可以繼續合作的伙伴。由此可見，解散共產國際是斯大林向美英打出的一張牌，使蘇聯抓住了與美英合作中的主動權。共產國際解散后不久美英蘇就召開了德黑蘭會議并最后決定開辟與蘇軍相配合的歐洲第二戰場，為擊垮德國法西斯加上了致命一拳。
原因之二：“投李報桃”，作出政治讓步，以確保“既得利益”和戰后的有利戰略地位。
在“二戰”全面爆發前，蘇聯利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秘密議定書”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蘇聯在戰后要確保這些既得利益，離開了美英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隨著戰爭形勢的大大改變，蘇聯國際地位日益加強，蘇聯有了與美英等國平起平坐的資本。隨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一步步到來，蘇聯與西方盟國之間的關系面臨著新的考驗，戰后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斗爭和形勢也越來越嚴峻。斯大林認為如果再堅持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的綱領，勢必會加深美英的猜疑和抵觸，會給美英找到排斥、遏制蘇聯的借口，嚴重影響蘇聯在戰后“勢力范圍”劃分中的有利地位。權衡利弊得失，最終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這一政治讓步。實踐證明這一舉措不僅鞏固了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英向其作出相應的讓步。在隨后的德黑蘭會議以及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中，美英極不情愿地承認了蘇聯在東歐建立的“緩沖地帶”，再加上在東亞的意外收獲，戰后蘇聯的勢力在廣大的亞歐大陸延伸，最終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自治領是如何變成主權國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帝國，包含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即英國本土和遍及亞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所有殖民地。根據帝國各個組成部分與英國本土的關系不同，英國的殖民地大致分為三類：完全受英國政府管轄的叫直轄殖民地；保留君主，但受英國派遣總督監督的叫“保護國”；有本國的議會和責任政府，享有較大自主權的叫自治領。自治領一般為殖民地中的白人──拓殖頭子的領地，如加拿大；或者為少數白人統治者的自治領地，如南非聯邦；總之，全部是白人──殖民者及其后裔掌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大地提高了英帝國內各自治領的國際地位。在戰爭中，自治領像主權國家一樣派部隊參戰，并獨立指揮軍事行動。在戰后的巴黎和會上，各自治領作為整個英帝國代表團的組成部分，也像主權國家一樣派代表出席了會議，并就某些問題單獨以獨立主權國家的代表資格簽字。在某些方面以戰勝國的身份獲利，如澳大利亞就取得了德屬新幾內亞的“委任統治”權，新西蘭取得了德屬薩摩亞的“委任統治”權，南非聯邦也取得了西南非洲的“委任統治”權。國際聯盟成立后，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聯邦、加拿大等自治領都被吸納為會員國。1921年至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各自治領作為英國代表團的組成部分，也都派代表參加。上述情況表明，盡管在許多外交場合各自治領已經在行使一個獨立國的主權，但同時又要受到英國的約束。對此，各自治領是不甘心的，他們利用戰爭提高的國際地位，反治被戰爭削弱了的英國，掀起了自治領的分離運動，要求完全擺脫英國的控制。
戰后，英國的首要任務是恢復經濟、醫治戰爭創傷，對殖民帝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依據各地與聯合王國的利益關系的差異，采取了不同政策。如對直轄殖民地印度，就堅決鎮壓；對保護國埃及，就在鎮壓基礎上承認有條件的“獨立”；對自治領的分離運動，處理得就相當理智。1926年，以樞密大臣貝爾福為首的帝國內部關系委員會向帝國議會提出了一個報告，為自治領的地位及其同英國的關系確定了一系列具有憲法意義的指導原則。報告宣布，英國和各自治領都是“英帝國內的自治實體，地位平等。在內政和外交事務的任何方面彼此無任何隸屬關系。雖以對英王室的共同效忠為鈕帶聯合成一體，卻是各自作為英聯邦的成員自愿地結合在一起”。貝爾福報告把自治領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等同看待，且最終為帝國議會接受并形成決議，這就事實上承認了自治領的獨立，只是帶著一條效忠英國王室的尾巴，它奠定了《威斯敏斯特法》的基礎。
1931年英國議會在其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宮通過了有12條正文的法案，取名為《威斯敏斯特法》，又叫《威斯敏斯特條例》，該法明確宣布：各自治領享有完全的獨立的立法權；除非經自治領政府或議會的請求和同意，英國議會不得為自治領立法；英國國王不再擁有否決或根據英大臣建議取消自治領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令的權力。從法案通過之日起──事實上從1926年貝爾福報告通過之日起，英國已經失去了對自治領實質性的政治控制。戰前的英帝國不見了，而代之以英聯邦，各自治領成為英聯邦成員。這種松散的政治聯盟，是英國用以維系它與其它成員國的特殊關系和施加影響的組織。它未設置任何權力機構，英國國王為聯邦的象征和元首。英聯邦定期舉行各成員國政府首腦會議，其決議對成員國無太大約束力。聯邦成員國互派高級專員保持聯系。各成員國都可以獨立國家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由此可見，《威斯敏斯特法》是自治領質變的關鍵，是自治領由殖民地變為獨立國的標志，是英帝國順應殖民體系瓦解的客觀趨勢的明智決策，是民族解放的一種異化形式。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殖民地上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漲，英國就是采用給自治領地位的辦法來解決的。典型的是1947年的“蒙巴頓方案”。現行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表述說：“它的主要內容是把印度分為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英國分別向兩者移交政權。同年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獨立。印巴的獨立標志著英國長達190年的殖民統治結束。”從教材的觀點可得出結論：自治領就是獨立國。事實也如此，1947年以后，在英國的官方文件中，自治領的稱謂也廢棄不用。
用自治領地位來解決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矛盾是英國人的智慧，固然迫于無奈，但順應了趨勢全身而退。就“自治領”這種獨立國而言，雖然要效忠英王室，卻是自愿的，如堅持脫離英聯邦，也能如愿。比如在1961年南非聯邦就宣布退出英聯邦改名為南非共和國；1972年巴基斯坦也退出英聯邦。但英聯邦的成員并未因此而減少，反而從最初的幾個增至49個──止于1985年。這也許正暗合了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經濟區域集團化和全球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廬山會議和“反右傾”的斗爭的嚴重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通稱為廬山會議。而廬山會議后期，是指從7月2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錯誤地發動對彭德懷等的批判，到全會結束這段時間。
廬山會議前期是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認為國內形勢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在會上提出讀書、形勢、任務、宣傳、綜合平衡、群眾路線、體制、三定政策、公共食堂、農村初級市場等19個問題，要大家討論。
7月3日至10日上午按六個大區分組討論，彭德懷在西北組七次發言和插話。他在1958年和1959年4月下旬，曾到湖南、江西、安徽、甘肅等十幾省進行調查，在湖南湘潭烏石公社，一個殘廢軍人給他的一張紙條上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與呼！”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對問題談得比較深刻、比較尖銳。但在討論中，真正客觀地、冷靜地研究經驗教訓的空氣不是很濃厚的，一些人不愿多談缺點和教訓，不能虛心傾聽對“大躍進”的批評意見，而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對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左”傾錯誤及嚴重程度，對產生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和經驗教訓，認識很不夠。7月10日，他在組長會議上批評黨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評黨內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強調成績與錯誤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提出會議15日結束。
彭德懷鑒于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擔心“左”傾錯誤能否徹底克服，于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績，然后實事求是地批評了1958年的缺點錯誤，分析了錯誤產生的原因：“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并談了改進工作的建議。這封信反映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要求，體現了彭德懷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和責任感。從信的內容上和提出意見的方式上都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毛澤東對彭德懷的逆耳忠言不但聽不進去，反而把它加上“彭德懷的意見書”的標題，于16日印發給會議討論，并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判了信中講的“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有失有得”等，要求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8月2日至16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錯誤地提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戰斗任務。”會后，在全國普遍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斗爭，運動的重點是黨政軍機關，同時殃及中下層干部、知識分子，以致工人、農民。
廬山會議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所謂“反黨集團”的批判以及會后開展的反右傾運動，是完全錯誤的，是建國以來我國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誤，它造成了嚴重后果：
第一，政治上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錯誤地打擊了一批敢于實事求是，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助長了浮夸、說假話的不良傾向，助長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和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
第二，理論上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進一步發展，把彭德懷等對經濟指標、速度高低問題的探討、爭論，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上綱為“兩大對抗階級生死斗爭的繼續”，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階級斗爭引向黨內，實際上是“黨內資產階級”理論的雛型，導致一系列錯誤理論泛濫，如：“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主要危險是右傾，必須不斷反右；曲解階級、政黨、領袖的關系，助長了個人迷信，以領袖的話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以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判斷是非、劃分敵我；迷信群眾運動，不僅在生產建設上大搞群眾運動，而且用群眾運動來解決黨內生活問題和意見分歧。
第三，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廬山會議以后，黨中央對國內經濟形勢作了不切合實際的估計，要求提前兩年實現“二五”計劃的主要指標，提出1959年要完成鋼1387萬噸，比1958年的80O萬噸增長73％，積累率高達43．8％，比1958年還高4．5％，結果輕工業生產萎縮，城市供應日趨緊張，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6O0億斤，下降13％。在這危機四處露頭的形勢下，毛澤東繼續堅持反右傾，1960年出現的繼續躍進，把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錯誤發展到新的高峰。1960年規定鋼產量要達到1840萬噸，結果只完成計劃的48．3％，糧食產量計劃達到600O億斤，實際只完成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530億斤。1958—1960年國民經濟損失1523．2億元，因而使國民經濟元氣大傷，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出現1959—1961年的經濟困難。國民經濟比例全面失調，生產大幅度下降，糧棉產量退到1951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嚴重困難，1961年職工的實際平均工資比1957年下降37．4％，北京憑票供應商品多達69種。非正常死亡情況十分嚴重，196O年死亡率達25．43%，大大超過尚處于戰爭年代的1949年20%，其中農村人口減少1702萬。黨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犧牲和損失。北伐戰爭開始國民黨的分裂和奪取活動
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標志著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雖然，統一戰線內部的四個階級在反帝反封建問題上目標基本一致，能夠團結合作，但他們在革命方式方法、革命的程度和前途等具體問題上存在原則分歧，這就決定了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具體來說，革命統一戰線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左、中、右派的區別和斗爭。以共產黨人和廖仲愷為代表的國民黨人是左派，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馮自由、鄧澤如、鄒魯、謝持等元老為首的勢力是右派，代表地主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夾在二者中間的是中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由于統一戰線內部的分化，一些原來站在中派，甚至左派一邊的人物，變成了新右派，而原來的右派就被稱為老右派。
隨著革命向縱深發展，國民黨左、右兩派圍繞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產生的分歧和斗爭日益尖銳。早在國民黨改組后不久，右派鄧澤如、張繼、謝持就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彈劾共產黨案》，但遭到國民黨中央的拒絕。然而，孫中山逝世后，這些右派又立即活動。他們首先將仇恨的目標集中于堅決執行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于1925年8月20日雇殺手將之刺殺。廖案發生后，國民黨中央成立了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此案。通過調查，發現外交部長胡漢民和軍政部長兼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涉嫌此案，蔣介石趁機將之驅逐出廣東，以減少自己的競爭對手。此后，老右派先后離開廣東北上，從事新的陰謀活動。
1925年11月23日，到達北京的鄒魯、謝持、林森、張繼等12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在西山碧云寺非法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史稱西山會議。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在本黨之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對三大政策的決議案。會后，他們在上海另立中央，成立非法“國民黨中央黨部”，并以《民國日報》為陣地，進行反革命活動，形成一個公開的反革命集團，即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的反革命分裂活動，立即遭到革命黨人的強烈譴責。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重申了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并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定將謝持、鄒魯二人“永遠開除黨籍”，對林森、居正等12人給予警告處分，對戴季陶則“促其猛省，不可一誤再誤”。這樣，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老右派。但是，由于鮑羅廷和陳獨秀的妥協，蔣介石及新右派權力得到加強，使革命留下了最大的隱患。
國民黨“二大”以后，蔣介石的反革命野心急劇膨脹，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如果說國民黨老右派是公開反對革命的話，那么，新右派則是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從革命陣營內部來篡奪領導權，其理論基礎便是戴季陶主義，主要內容包括：（1）用孔孟之道曲解孫中山思想，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說成是中國兩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2）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鼓吹階級調和，反對暴力革命。（3）反對三大政策，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但戴季陶主義剛一出籠便遭到共產黨人的攻擊，國民黨“二大”也對戴進行彈劾。戴季陶不得不退縮，但戴季陶主義仍然成為新右派的理論基礎。
蔣介石從黃埔軍校的創辦開始，表面上贊成革命，但反共反蘇思想卻根深蒂固。最初幾次圖謀排擠共產黨，都被周恩來頂住了，于是他繼續尋找借口。1926年春，以蔣介石為靠山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四處散布共產黨要暴動的謊言，弄得人心惶惶。在這種人為的緊張氣氛下，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終于發生。3月18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向海軍局傳達蔣介石的命令：“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人李之龍立即派出“中山”、“寶壁”二艦前往。當二艦開至黃埔時，蔣介石卻否認有調艦命令，經請示他之后，中山艦開回廣州。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乘機造謠，說中山艦“無故開動”，是“陰謀”、“作亂”、“要趕出蔣介石，推翻國民政府”等等。蔣介石乘機于20日清晨，背著中央，以“共產黨陰謀暴動”為借口，悍然調動大批軍警，戒嚴廣州，逮捕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住所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槍械，扣留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這就是“中山艦事件”。事件引起革命黨人的不滿，共產黨人毛澤東、陳延年、周恩來等則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反擊，削其兵權，開除黨籍，但陳獨秀和蘇聯顧問竟采取妥協退讓方針，按照蔣介石的要求，讓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250多名共產黨全部退出，并辭退部分蘇聯顧問。“中山艦事件”是國共關系發展中的重要轉折，通過這一事件，蔣介石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還打擊了國民黨左派，并大大加強了他在政治、軍事上的地位。不久，蔣介石又排擠了地位比他高的汪精衛，當上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進一步掌握了國民黨的軍權。
那時候，蔣介石的羽毛尚未豐滿，還不敢和中國共產黨完全決裂，于是，又暗地加緊策劃打擊共產黨的新陰謀，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等以改善國共關系為名，提出一系列“整理黨務案”，其中規定：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該黨部執行委員數的三分之一”；凡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共產黨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所發布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等等。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全面限制和打擊共產黨的反革命提案。中共中央接受鮑羅廷的意見，繼續采取妥協退讓的方針，“沒有表示異議”，《整理黨務案》被順利通過了。會后，蔣介石立即把他的把兄弟、右派張靜江捧出來，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原來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包括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伯渠，全部離職，換上了國民黨右派分子，蔣介石本人出任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6月4日，蔣介石又經國民黨中央任命自己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帥陸、海、空各軍。
這樣，在中共中央的節節退讓下，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將共產黨人排擠出國民黨中央領導機關，實現了他篡奪軍權和黨權的陰謀，盡管他仍在繼續要“革命”、“聯共”的花招，他還需要共產黨幫助他打天下，但可以看出，北伐戰爭一開始就潛伏著嚴重的危機。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主要特征
對于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學習，我們可以從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三個方面去認識。其中，每個方面的最重要的知識應該是反映其本質特征方面的知識。中國古代手工業（以下簡稱工業）發展的特征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反映出來。
一、工業部門的不斷增加。在中國工業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工業部門是逐步增加的。在原始社會，工業種類很少，只有石器制造、骨角制造、陶器制造、紡織品制造、釀酒、編織等部門。奴隸社會增加了冶銅業（即青銅業），封建社會又增加了冶鐵、制糖、棉紡織業等部門。工業部門的不斷增加，有的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新的行業，有的則是由某個行業演變分化成的新的部門。例如在紡織工業的發展過程中，先有絲織業，后有棉紡織業；其后棉紡織業日益發展，又分為軋花、紡紗、織布、印染等部門。同樣，在礦冶鑄造業方面，也日益分化成為采礦、冶煉、鑄造等工業部門。另外，某個工業部門的創立或發展，往往會帶動其他有關部門的創立或發展。例如中國冶鐵業的興起，使農具制造和兵器制造成為獨立的工業部門。
二、工業技術的不斷進步與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任何一個工業部門，不論早晚，一旦創立，它的生產技術都是在不斷進步的。以冶鐵技術的發展為例：春秋時期以木炭為燃料，用皮囊鼓風煉鐵；西漢時期開始用煤炭做燃料；東漢時期發明了水力鼓風機（水排），提高了爐溫；北宋以后，以焦炭為燃料，進一步提高了爐溫。同時，坩堝煉鐵法的創造和土高爐煉鐵技術的進步，使中國古代冶鐵生產技術得到進一步提高。
在中國手工業發展史上，不論采取何種經營方式（如作坊、手工業工場），其生產單位內部的勞動分工，都是漸趨細密的。促成工業生產力提高的各種因素，往往是互相影響的。例如工業生產規模的大小，對于勞動分工粗細的程度是有直接影響的，生產規模擴大，往往促成勞動分工細密。在明清時代的某些工業部門，如制瓷、制糖、礦冶、井鹽等行業的部分手工業工場中，都已具有相當細密的勞動分工。這時的手工業工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機生產體系了。
三、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與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從工業經營的方式來說，其發展的一般趨勢，是由家庭手工業到作坊工業，再到工場手工業。原始社會只能實行簡單的協作，進行簡單的生產。奴隸社會的工業生產規模較前有所擴大，在制作工業產品時，已經有了初步的勞動分工，生產效率較前提高。到了封建社會，工業生產的規模又有了擴大，勞動分工也漸趨細密；尤其在明代中葉以后，城市工業生產中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工場手工業的經營方式。在這種手工業工場中，一般雇傭較多的工匠，在細致的勞動分工之下來擴大生產，使產品的制造進一步發展。如礦冶、紡織、制瓷等部門，在江南地區的某些手工業工場具有比較復雜的生產設備，吸收了大量的雇傭勞動者。他們生產出來的商品數量很大。例如清代前期的礦冶業中，由于鑄錢需要大量的銅，促使銅礦開采得到較大發展。
四、官府工業與民間工業的同時并存。中國的官府工業，歷史悠久，自從奴隸制國家建立后，就有官府工業的存在。從西周到西漢，主要的工業部門，官府都設有作坊。統治者把手工業者集中到官府，以強制的手段迫使他們在官府作坊里進行制造。從春秋末期起，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生產技術的提高、社會分工的擴大，不少手工業者脫離農業而獨立。這時社會上除了官府工業作坊外，還出現了一批民間工業作坊。其時以冶鐵業發展最快，因為它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系，其產品具有極大的市場。
從東漢開始，社會分工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民間手工業者不斷從農村中分化出來，向城市集中，成為獨立的手工業者。這一時期，一方面是民間手工業者脫離農業而向城市集中；另一方面，官府工業在中國工業經濟中仍占有主導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間手工業者的發展。到明清兩代，官府工業走上衰落的道路，民間工業則不斷發展。這時候官府工業與民間工業的關系，不僅表現在官府工業須有民間工業來支持，而且表現在官府工業在中國工業經濟中所占的主導地位讓給民間工業了。在這一時期，民間工業經營方面有一個特色，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開始產生。一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破壞；二是某些手工業作坊擴大成為手工業工場，亦即工場手工業開始興起。中國民間工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是從明代中葉以后開始的，至清代前期有所發展。它所涉及的生產范圍，以礦冶、制瓷、紡織業為主。明代中葉以后，某些工業部門的民間作坊朝著手工業工場方向擴展。
五、經濟重心南移與工業分布的相應變化。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起初是在北方的，以后逐步移至南方。大約到南宋時期，我國的經濟重心完成了從南方到北方的變遷。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有不少工業生產部門、工業制品的主要產地，也從北方逐漸移到南方。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絲織業地區分布的變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遠古時代，中國的絲織生產，以北方的黃河流域為繁盛之地，尤以河北地區為盛。其后逐漸演變為“南盛北衰”，迄至宋代，中國的絲織生產重心已經移到江南地區，尤以蘇州、杭州、南京和廣州等地為盛，不論官府絲織業還是民間絲織業都是如此。明代初年，政府在全國一些有條件的地方設立官府織染局，長江流域的南直隸（今江蘇）、浙江、江西、四川等處皆有設置，而以浙江為最多。中國革命為什么要“走經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中國革命勝利的五條基本經驗，“走經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其中之一。如何理解這條基本經驗？
一、含義。對這條基本經驗可做如下闡釋：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為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為社會主義革命，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即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合并在民主革命任務之中去完成；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
二、原因。中國革命為什么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為什么不能“畢其功于一役”？這從根本上講取決于近代中國的國情。在近代的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推翻它們的統治是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而在中國，它們的力量異常強大，中國革命的任務也因此而異常艱巨。如何完成這一艱巨任務，便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嚴峻課題。農民階級災難深重且人數眾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受落后生產方式的制約，它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深受三座大山的束縛、壓迫和欺凌，因而有革命要求，但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軟弱妥協的一面，城市小資產階級也具有過于分散和往往動搖的特性，所以它們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無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有能力而且必須領導中國革命，但中國無產階級人數少力量弱，光靠一個階級不可能完成中國革命。所以，就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中國的革命戰爭，實質上是農民的革命戰爭”，為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就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抗日戰爭時期為團結抗日實行的是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必須聯合的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還要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況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不利于帝國主義，而有利于中國人民”，那么中國無產階級在領導中國革命時，就不能過早地消滅他們，不能過早地實現公有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否則就把他們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削弱了革命力量，甚至導致革命失敗。在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允許土地農民私有，允許并保護私人中小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總之允許非帝國主義和非封建主義私有制存在，在此階段革命的目標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所以此階段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基于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和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早在中共二大時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提出了革命的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即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這就在事實上確立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戰略方針。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對中國革命的歷程問題做了科學的論述。
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不可逾越，這是中國革命的必然要求。
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但中國革命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勝利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勝利。通過民主革命，共產黨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廣泛擁護，革命力量空前壯大，革命后共產黨在政權中居于領導地位，而且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另外，當時國際上的社會主義力量也在蓬勃發展，所以中國共產黨有能力而且必然把中國引向社會主義。在建國初期，為了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政權，中國共產黨曾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政策，在農村土地改革中保存富農經濟，土改后也曾采取過保護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政策。但到1953年，國民經濟恢復了，政權穩固了，就開始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這是歷史實踐已證明的客觀真理，是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違背了這個規律，不是犯“左”傾錯誤，就是犯右傾錯誤。如何認識“中國邊疆地區的新危機”
在《中法戰爭》這一節中，教材把以往在引言中的“邊疆地區的新危機”編入了正文，并且提法有些變化。下面談談我在教學過程中對邊疆地區新危機的幾點粗淺認識。
一、邊疆地區新危機的背景
這是列強侵華的第二階段。19世紀70年代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列強一方面仍舊對落后國家進行商品輸出，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投資場所漸趨飽和，他們瘋狂地對外資本輸出和掠奪殖民地，中國的鄰邦和邊疆地區就成為他們爭奪的主要目標。從國內來看，兩次鴉片戰爭暴露出的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投降妥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的貪欲。所以，中國邊疆地區在19世紀70、80年代出現了嚴重危機。
二、邊疆地區新危機的表現
西北邊疆：阿古柏勢力的入侵給我國西北邊疆造成一定危機，但并不能算新危機的表現。中國邊疆地區新危機的大背景是：19世紀70年代后，主要的侵略國應指資本主義國家，而中亞浩罕國是一個封建汗國。這里正確的理解應是：繼阿古柏勢力入侵新疆后，俄、英競相支持、勾結實是利用阿古柏，把它作為肢解新疆的工具，致使中國主權進一步遭破壞，國土進一步被分割，西北邊疆出現了嚴重危機。
西南邊疆：除了英國侵入西藏，法國侵略越南給我國邊疆也造成了深重的危機，中法戰爭就是這一危機的延伸和發展。戰爭的最終結局使西南門戶大開，進一步加深了西南邊疆的危機。
三、邊疆地區新危機的結果
俄、英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國領土，釀成西北邊疆危機。中國先是主動軍事出擊，收復南疆；再是積極外交斡旋：曾紀澤赴俄談判、左宗棠軍事配合，最后收回被俄國占領的伊犁。這充分說明：只要中國竭力抗擊，外交態度堅決，還是能取得一定成效的。但西南邊疆，清政府求和，“英國勢力侵入西藏”；東南邊疆，英美“調停”，最后“日本勒索白銀50萬兩”。由此，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妥協退讓進一步暴露無遺。所以，列強掀起瓜分狂潮、中國民族危機不斷加深，是不可避免的。不推翻腐敗的封建的政府，不根除腐朽的封建制度，中國根本無法取得反侵略斗爭的勝利。
四、邊疆地區的新危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
首先，比較起列強侵華的第一階段－－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給我邊疆造成的危機而言，地域更廣。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至邊疆新危機，經歷了從東南沿海，北部沿海、東北，再到東南、西北、西南，一個由沿海到內地的過程，促成了中國邊疆地區的“危機四伏”。其次，出現了新的侵略國家。鴉片戰爭，英國充當了急先鋒，法美相擁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是元兇，美俄是幫兇。其中，英法美是第一次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而俄國經濟發展落后但侵略成性。19世紀70、80年代的邊疆危機中，出現了新的侵略國──日本，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才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所以，后起資本主義國家迅速走入侵略者的行列，也成為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再次，從背景、中法戰爭的結果可以看出，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方式由以往的商品輸出為主逐漸變為以資本輸出為主。這個特點，在19世紀末發展得更為明顯，成為列強的普遍要求。英王伊麗莎白一世為何終身未婚
英國都鐸王朝的最后一位國王伊麗莎白一世在位44年，她以堅定的意志和豐富的政治經驗，把一個財力匱乏、軍事軟弱的英國帶入了政治穩定、財力充實、軍事強盛的時期，從即出現了一個被英國人稱為“光榮的時代”——伊麗莎白時代。但是，由于伊麗莎白女王終身未婚，身后無嗣，在她死后卻不得不把王位傳給了蘇格蘭國王詹姆士。是什么原因使這位女王終身未婚呢？這既不是女王自身有什么“生理原因”，也不是她遭遇過什么“感情危機”，而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伊麗莎白一世即位以后，英國議會曾多次懇求女王盡早擇婿，期望她為王室生養繼承人。然而，女王對此一直未置可否。后來，當議會代表團再次懇求女王擇婿時，她斷然把結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并鄭重地說：“我已經獻身于一個丈夫，這就是英國。”
原來伊麗莎白即位以后，西班牙國王和法國王子都曾向她求婚。但她清楚地認識到，王室聯姻是政治性的。她不想因自己的婚姻使英國從屬于西班牙或法國，英國需要的是“中立”。但是，她又不想因此而得罪西、法兩國，使英國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于是，女王開始與他們巧妙地周旋。對西班牙國王的求婚，她給予模棱兩可的答復，使西班牙國王對這樁婚事長期抱有希望，以拖延西班牙對英國的直接攻擊。對法國王子的求婚，女王也采取了類似的手法，以娓娓動聽的言辭來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使英法的婚事談判拖延了許多年。為了保持她所需要的“中立”，最后又宣布停止一切談判。
女王并非沒有七情六欲，她同其他女人一樣，也希望有白馬王子向她求愛，欣賞風度翩翩的男士向她獻殷勤，傾聽對她癡迷的男士唱贊美詩。在女王周圍一大群投其所好的寵臣中，有一位叫林塞斯特的伯爵特別受到女王的喜愛。然而，伯爵夫人羅布莎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引起朝中上下議論紛紛。人們都懷疑是伯爵害死了他的夫人。女王在心里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此時同林塞斯特伯爵結婚，必定會引起臣民的震驚，削弱屬下對她的忠誠。政治上的審時度勢使女王毅然把自己的感情封閉起來。在她看來，保持獨身對臣民會具有更強烈而持久的吸引力。
隨著時光的流逝，女王紅顏褪盡。晚年的伊麗莎白一世成為一個反復無常、性情孤僻多疑的女人。1603年3月23日，女王因病去世，身邊的人默默地從她手上取下了那枚象征著嫁給英國的結婚戒指。根據女王的遺囑，蘇格蘭國王詹姆士繼承了英格蘭的王位，統治英國長達118年的都鐸王朝與伊麗莎白一世一起壽終正寢，英國開始了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時期。2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穩定”及其原因
“歐洲革命高潮過去以后，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了相對穩定時期，這種穩定一直持續到1929年秋。”如何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穩定”呢？我認為，應從三個方面理解。
一、“相對穩定”的表現
各國經濟復蘇。社會暫時擺脫了一戰結束后的破壞和混亂狀態，在戰時經濟轉入平時經濟的過程中，出現了經濟發展的局面。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鋼、糧食和棉花的生產于1925年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世界貿易也于1926年達到戰前水平、英、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恢復和發展。
政治上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一戰結束后，歐洲、北美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革命運動。但到了1923年，除德國的漢堡、波蘭的克拉科夫等少數地區的人民起義外，戰后初期的革命運動基本停止。同時，各國資產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允許奉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主張實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左翼”政黨組閣或進入聯合政府。出現了英國麥克唐納工黨政府、法國激進社會黨左翼聯盟政府、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艾伯特社會民主黨人政府以及丹麥、挪威等國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內閣。日本也出現了政黨政治。這一時期，普選制在歐美各國有所發展，德國、美國、英國等國婦女先后取得了同男子一樣的普選權。
國際關系相對緩和。一戰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那種你死我活、兵戎相見的殘酷斗爭局面暫時消失了，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下，他們在新的力量對比基礎上維持著“武裝的和平”。經濟競爭、談判對話取代著武力對抗。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蘇聯之間處于一種和平共處狀態。
二、“相對穩定”的原因
各國紛紛出臺措施，把恢復經濟作為當務之急。如英國采取保護關稅、失業保險和移民海外的對策。面對通貨膨脹的壓力，法國政府實行了財政改革，采取增加賦稅、減少開支、穩定法郎等辦法。此外，技術革新、機器設備更新和生產合理化運動也刺激了生產發展；新型交通工具汽車、飛機普遍推廣，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無線電通訊手段的普及和日用消費品需求的擴大，大大豐富了社會生活；各國普遍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這些都促進了經濟的恢復發展。
各國統治者還采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改革措施。英國工黨執政后，在資產階級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改革，如由國家補貼興建供低收入者居住的住宅，增加失業工人補貼，改善失業保險制度等。法國政府實行失業救濟金法、對低收入職工的養老金制等措施。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和階級矛盾，穩定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建立。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各大國雖然都是帶著各自的計劃來到談判桌前的，但經過激烈的交鋒和妥協讓步，他們又不得不部分放棄自己的計劃，接受這兩次會議對世界新秩序的整體安排。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重新確立了戰后帝國主義在歐洲和遠東太平洋地區的統治秩序。國際關系相對緩和。
三、穩定是相對的
20年代資本主義的穩定具有相對性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表面的經濟繁榮潛伏著危機。如美國、日本發展迅速，英國發展緩慢，德國在外國資本的援助下才得到發展；傳統工業出現停滯或不景氣現象，農業發展緩慢；國民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分期付款和銀行信貸刺激下的市場虛假繁榮，又使資本家為眼前的利潤驅使，盲目擴大生產，使生產和銷售之間矛盾日益尖銳；狂熱的股票投機，股價被大幅度哄抬，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大大增加。這一切都預示著資本主義經濟將面臨一場滅頂之災。
世界新秩序下也是矛盾重重。凡爾賽體系不但沒有消除各大國之間的矛盾，而且還埋下了更大沖突的種子，特別是激起了德國人的復仇心理；分臟不均，加劇了戰勝國之間的矛盾；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激化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正如列寧所說的，靠凡爾賽體系維系的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其次，在美國占主導地位，宰割中國、抑制日本的基礎上確立的華盛頓體系，也極不穩定，美日矛盾加劇，英日分歧擴大，中國與帝國主義矛盾尖銳。這些矛盾的發展必將導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崩潰。意大利建立墨索里尼法西斯專政，德、日法西斯勢力抬頭，都十分清楚地昭示了這一點。“廢帝立儲”、“聯拳抗洋”與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招撫”政策
義和團運動蓬勃興起后，清政府起初對之大肆“剿滅”、瘋狂鎮壓，而后來則實行“招撫”政策，承認義和團合法。導致清政府前后態度截然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教版《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必修）教材和教參談了兩點：一是義和團聲勢浩大，直接危及清朝統治，清政府不敢鎮壓。二是清政府想利用義和團對付列強。第一個原因學生容易理解，對第二個原因，學生必然會問：清政府為什么要對付列強？中外反動勢力之間到底出現了什么矛盾？要解開這些疑團，就必須知道以慈禧為首的頑固守舊派與列強在“廢帝立儲”問題上的尖銳矛盾。筆者試就這一問題作幾點分析說明，以供參考。
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派完全控制中央政權。光緒帝禁閉宮中，只存皇帝空名，但對頑固派還是一大威脅。就慈禧而言，光緒帝在變法期間獨立行事，力圖擺脫她的控制和束縛，并欲從她手中奪取最高統治權，使她深為忌恨，雖政變囚禁光緒帝猶不解恨。就其他頑固派而言，他們擔心一旦慈禧死后，政權必然歸還光緒帝，他們將被當作叛逆而治罪。因此，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維護既得利益，極力策劃廢掉光緒帝，但都由于英美日等國的干涉而未實現。頑固派起初采取“謀害法”，宣稱“帝病重”，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立即警告總理衙門：“我堅信，假如光緒帝在這政局變化之際死去，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生非常不利于中國的后果。”他又將一名法國醫生強行送入官中，為光緒帝診病，結果宣布光緒帝無病。慈禧只好忍氣吞聲，但與英美日矛盾加深。謀害不成，頑固派又改取“廢立法”，宣稱“帝久病不能君天下”，要求另立新君，又遭到英美日的反對而未得逞。無奈之下，慈禧又接受榮祿“立大阿哥（太子），徐篡大統”之計，以光緒帝無嗣為由，決定把端郡王載漪之子？過繼給光緒為子，并立溥儁大阿哥，預定庚子年（1900年）元旦，光緒帝行讓位禮，溥儁即位。慈禧本以為這是皇族內部很平常的家務事，竟然也遭到列強的干涉。1900年初，清廷將立儲一事公諸于世，并邀駐京各國公使入宮朝賀，為各國公使斷然拒絕，表明溥儁的大阿哥身份并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廢帝立儲”問題上，列強為何幾番干涉和阻撓呢？原因有兩個：一、當時把持清廷朝政的是徐桐、剛毅、趙舒翹以及以載漪為首的滿洲諸王貝勒。徐桐是著名的頑固派首領，“惡西學如仇”，時刻謹守“夷夏大防”，竟至愚頑到“每見西人，以扇掩面”的地步；剛毅“惡歐人斥西學”，“目學堂為養漢奸”。這樣一批極端頑固守舊分子，仇視任何變革，仇視一切外洋事物，幻想中國與世界隔絕，重回閉關鎖國前的狀態。這就必然會破壞中外商品貿易往來，影響到列強在華政治經濟利益。因此，英美日等國對這伙頑固派的掌權極為反感。二、戊戌變法期間，英美日為了對抗俄國和奪取對清政府的控制權，傾向于支持光緒帝為首的帝黨集團，并拉攏已與帝黨結合的維新派，陰謀操縱變法運動，改變它的性質，將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軌道上來，為此，對維新變法運動表示同情和支持。1895年強學會成立，英美表示愿助圖書儀器；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傳教士李提摩太、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公開加入強學會；李提摩太拜訪翁同龢，提出所謂改革中國政治的《新政策》，要帝黨在推行新政時，把中國的軍、政、財、文大權交給英美列強，妄圖變中國為其殖民地；日本軍國主義頭子、甲午戰爭罪犯伊藤博文親自出馬到北京，大唱“共籌東亞安全之策”的濫調，宣傳沙俄對中國的威脅，表示要幫助中國變法自強，共同抗俄。維新派沒有看清其侵略本質，幻想依靠英美日支持來實行變法，因此雙方關系比較密切。加之，變法詔令中經濟方面的改革主張，符合列強利益，深得列強贊許，它們在主觀上比較愿意與光緒帝為首的開明政權打交道。因此，對頑固派“廢帝立儲”深為不滿，要進行干涉。這也是變法失敗后，英、日幫助康、梁逃亡并允許他們在國外繼續進行政治活動的原因。
英美日列強在立儲問題上的屢番阻撓和干涉，嚴重危及了慈禧頑固集團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極端仇視，于是他們開始考慮利用義和團教訓列強，讓列強知道，中國的局勢是由他們掌握的，迫使列強在“廢帝立儲”問題上向他們讓步。因而，1900年1月11日發布上諭，指出：不可將反洋教者“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良莠不分”；強調“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在辦理此等案件時，應該“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很明顯，清政府這道分清“會”“匪”的上諭，實際上是承認義和團為“自衛身家”、“互保閭里”的合法團體，地方官此后不得對各類反洋教的拳會組織隨意鎮壓和解散，從此，義和團實際上在全國范圍內合法化了，客觀上加速了義和團力量的發展壯大。列強在“廢帝立儲”問題上毫不妥協，為撲滅義和團運動。維護在華利益，組成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在戰還是和的關鍵時刻，由于對列強的極端忌恨，慈禧更傾向于開戰，加之，又接到載漪偽造的列強要慈禧“歸政”光緒帝的照會，最終促使慈禧向列強宣戰。從此，義和團被清政府利用來對付列強，義和團戰士與清軍并肩作戰，共同抗擊八國聯軍侵略者。綜上所述，可知，在“廢帝立儲”問題上屢遭列強干涉和阻撓，是清政府“聯拳抗洋”、對義和團實施“招撫”政策的重要原因。

展開更多......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