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簡介

兩宋時期的重慶
第五章 兩宋時期的重慶
一、宋代重慶地區經濟的發展
■重慶的得名
公元583年，巴郡改稱渝州（因巴郡境內的嘉陵江古時曾叫渝水而得名）。公元1102年，宋徽宗改渝州為恭州。公元1189年，南宋孝宗皇帝的第三個兒子、封在恭州為恭王的趙惇，因為孝宗讓位給他而當上皇帝，他就是宋光宗。按照皇家制度規定，凡是皇帝繼位前受封并居住的地方，都要由州升為府，光宗認為：他受封恭王是一喜慶，由恭王繼承皇位又是一喜慶，一共是兩重喜慶，所以他下令改恭州為重慶府。重慶得名至今已有八百余年了。
■ 農業的發展
宋代重慶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是梯田的大量修建，這是川東丘陵地區農民戰勝自然，對土地開發利用的杰出成就。人們隨山坡的傾斜，把坡土改成階梯形，層層而上，地邊筑埂，積水灌溉，便可種稻，這樣就因地制宜地改造了山區，變坡土為稻田了。例如，合州地區的人們將坡土改造成梯田，等到打雷下雨，積水插秧，因此當地俗稱梯田為雷鳴田。重慶地區處于長江沿岸，氣溫高，地暖早熟，許多地方已種植早稻和中稻了；不宜種稻的地方，則種小麥和大麥等旱地糧食作物。邊遠的南平軍一帶（今綦江、萬盛、南川等地），也因大量漢人的遷入開墾，使這些地方的農業也很快發展起來。各種蔬菜，如豆、蔥、韭菜、冬瓜、茄子、莧菜等，在渝州市場上到處都可以買到。此外，合州還是荔枝的重要產地。由于農業的發展，重慶地區的人口增加了。宋太宗時（976年～997年），重慶地區僅４個軍州（渝州、合州、昌州、南平軍），只有６萬戶；到1080年已是11.2萬戶；到1102年已是13萬戶，30萬人。今整個重慶市境有１２個府、州、監（軍），1102年達71萬余人，到公元1162年的南宋時，已猛增到110余萬人了。
■ 手工業的進步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較前代有了發展。就紡織業而論，向朝廷進貢布匹的地區，在唐代只有渝州，宋代增加了昌州（中心在大足）；上貢絲織品地方也由唐代的昌州一州增加到昌州、渝州、南平軍三個軍州。茶葉的生產點，唐代時四川雖有八個，但川東一個也沒有。到了宋代，僅重慶地區就有合州、南平軍兩個軍州。合州的"水南茶"與久負盛名的雅安蒙頂茶一樣馳名了。南平軍因生產茶，還成了宋朝與南方少數民族進行茶馬互市的一個重要地點。制瓷業在重慶地區更獨具特色。這里生產的一種黑釉瓷器，釉面紋飾豐富，有兔毫紋、玳瑁紋、油滴紋、鷓鴣斑紋，以及最珍貴的曜變花紋（在陽光照射重慶涂山窯宋代黑釉罐下，隨著觀察的角度不同，呈現出紅、天藍、紫等艷麗的色彩）。坐落在今南岸區黃桷椏一帶的宋涂山窯，前后綿延上十里，是當時重慶生產這種黑釉瓷的最重要產區。合州是造船中心，南宋時，四川打造的運送馬匹的馬船，大部分都是合州制造的，僅1167年一年，四川宣撫司就撥錢7.5萬緡①給合州，讓造馬船200艘，以運馬匹到荊南地區。
■商業貿易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品增多，商業交換迅速發展的繁榮起來。當時渝州城邊，長江、嘉陵江里，商船舟楫往來交錯，十分繁榮。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批農村集鎮涌現出來，其規模比例已超過經濟最發達的成都府路。當時成都府路有14州58縣，有集鎮158個；而重慶地區僅渝、昌、合３州11縣，就有鎮106個。商品經濟的發達從稅收上也反映出來。以1年為例，渝州每年收稅3.9萬多貫②，居夔州路之首；合州收稅3.7萬多貫，亦居梓州路之第三。
宋時重慶地區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從四川運往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市）的物資多走水路，渝州便是一個中繼站；四川中部的物產要首先經過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運出，合州是第一個集中地，然后再運往渝州集結，等到其他地方的物資匯集后再一道裝船出川。在陸上交通方面，從荊襄入蜀到成都的人，多先乘船到萬州（今萬州區）上岸，經梁平、墊江，過鄰水而達合州，再北上遂州（今遂寧市）、飛鳥（在今中江縣境）、資陽，直到成都，這是當時一條省時省費的捷徑，而合州則是中轉站。南平軍則是四川向貴州的出發點和由貴州進入四川的入口，也是商業要道。
注：①緡：1000個錢為一緡。②古代貨幣數量的一個單位，一貫為1000個錢。
二、宋蒙在重慶的爭奪
■ 釣魚城的修筑
公元1234年，蒙古兵首次進攻四川。1236年，蒙古騎兵再攻四川，陷成都，全川震動。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①彭大雅趕筑重慶城的同時，派部將甘閏到合州釣魚山筑寨，以防蒙古人進攻。1242年，余玠以四川制置使兼重慶知府名義前來主持四川防務，設帥府于重慶，并筑招賢館招納人才。播州（今貴州遵義）人冉琎、冉璞兄弟前來投效，向余玠獻筑釣魚城的守蜀計策，被余玠采納。釣魚城作為四川抗蒙的指揮中心、重慶城的前哨據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1254年，釣魚城守將王堅在擊退蒙古軍隊以后被任命為合州知州。他調集合州５縣17萬軍民，大筑釣魚城，加合川釣魚城護國寺"獨釣中原"牌坊高加厚城墻和城門，筑一字城，并挖水井，修水塘蓄水，遷合州百姓于其內耕種，使釣魚城固若銅墻鐵壁。
根據釣魚城的經驗，余玠對全川防務作了統一部署，余玠創建山城防御體系下令在地勢險要、憑江臨河的山上建立城寨，并把州縣治地遷入其中。為了加速建城，他派出有經驗的官員和將領到各地主持其事。經過八年努力，先后建各類山城２０座。后繼者仍堅持這種筑山城的策略。在今重慶地區總共建有１７座山城，它們是重慶城、多功城、釣魚城、宜勝城、龍巖城、三臺城、皇華城、赤牛城、金石城、紹慶城、天生城、盤石城、鐵城、白帝城、瞿塘城、大寧城、天賜城。人們在城中屯兵聚糧，開荒種地，且戰且守，形成一個固若金湯的防御體系，使擅長野戰，沖馳奔突能力很強的蒙古騎兵面對這些山城一籌莫展，處處被動。眾山城勝利地堅持達三四十年，為穩定長江上游戰局，支撐南宋半壁江山起了重要作用。
注：①制置使是朝廷任命專掌邊防軍事，捍衛疆土的統兵官。知府，一個府的最高行政長官。
■釣魚城保衛戰
公元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命三路大軍伐宋，自領的偉大勝利其中主力攻打四川，1259年二月抵達釣魚城下，指揮蒙古步兵和騎兵加緊圍攻。在王堅率領下，3000官兵、１０萬百姓奮起抵抗，同仇敵愾，勝利地保衛了釣魚城。蒙古大軍久攻不下，士氣日益低落。六月，蒙古軍前鋒元帥汪德臣被釣魚城守軍發炮打死，蒙哥怒極，命士兵加緊進攻，仍連連失利，毫無進展。王堅則經常在晚上派軍出擊騷擾，使蒙古軍夜不得安眠，膽戰心驚。蒙哥認為這主要是不了解釣魚城內的情況，遂命人在釣魚城新東門對面的高地腦頂坪上筑一高臺，臺上立架，以便派人爬上架頂，觀察釣魚城內的情況。七月二十一日，臺筑成，架立好，蒙哥親臨臺下指揮瞭望。早在蒙軍筑臺時，王堅已命人架好大炮安好弓弩，準備好射擊。當擔任瞭望的蒙古兵士爬上架子時，王堅下令開炮放箭。頓時箭石交加，直瀉蒙古軍的瞭望臺，蒙哥中釣魚城大門（宋）炮身受重傷，被人救下。王堅命人擲鮮魚面餅于蒙古軍前，以示城內糧草充足，水源豐富，必能長期堅守。蒙哥聞訊，惱羞成怒，傷痛并發，不久死于養傷之處溫塘峽溫泉寺（今北泉公園）內。蒙哥一死，汗位空虛，蒙哥的兄弟們皆回蒙古草原爭奪汗位，侵略歐、亞的蒙古軍紛紛收兵回蒙古，南宋又得到喘息機會。
■ 張玨繼守釣魚城
1260年王堅調入南宋朝廷任職，1263年張玨繼任合州知州，成為堅守釣魚城的主將。張玨，陜西鳳州人，從18歲起即投軍跟隨王堅守釣魚城，在抗蒙斗爭中逐漸鍛煉成長，不幾年已成為王堅最得力的助手，以作戰勇猛，被譽為"四川九虎（ｘｉāｏ）將"。①張玨繼任知州后，立即抓緊訓練士卒，加強裝備，整頓軍紀，嚴明賞罰，使軍中煥然一新，戰斗力大為提高。他還狠抓農業生產，趁戰爭間隙派兵掩護百姓出城搶耕搶種，城內更是寸土必耕，以積蓄糧草，當年就做到官府和百姓都有一定糧食儲備。
蒙哥之弟忽必烈于１２６０年繼任蒙古大汗以后，改變了對宋戰爭的策略，在釣魚城周圍筑城設寨，妄圖困死釣魚城。張玨除了在釣魚城附近也增筑一些城堡以對壘之外，還采取外線出擊的辦法，派兵收復被元軍占領的瀘州、涪州（今涪陵）等沿江城市，以爭取戰略上的主動。
1275年，張玨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當時重慶已被元軍重重圍困，無法到任。1276年二月，張玨派兵解了重慶之圍，十二月到重慶上任，以主持全川抗元斗爭，釣魚城由部將王立堅守。在王立的帶領下，釣魚城保衛戰仍不斷取得一些勝利，繼續與重慶城遙相呼應。
注：①九虎將：勇猛的將領。
■ 天生城失陷
公元1275年，元將楊文安逼近萬州（今萬州區）天生城，守將上官夔團結軍民，大戰楊文安，相持數月。翌年，楊文安再攻天生城，并遣人招降，上官夔堅決不降。楊文安組織敢死之士，三面環攻，終拔外城，殺散舟師，上官夔力戰而死，天生城遂失陷于元。
■重慶城和釣魚城的陷落
公元1227年，這時南宋王朝已經滅亡，元軍卷土重來，再圍重慶，大軍云集佛圖關，并派人招降張玨，張玨拒不投降。
公元1278年二月，張玨率兵出重慶東面的薰風門，被元將也速答兒阻擊于扶桑壩（約今朝天門到望龍門一帶），張玨戰敗而歸。此時重慶城中糧食沒有了，人員傷亡也很大，部將趙安寫信勸張玨投降，被張玨拒絕，趙安便和部下在夜間開鎮西門（約在今通遠門一帶）降元，并引元軍入城。張玨率部分兵士巷戰很久，無法堅持，只好乘船東逃，重慶城為元軍攻陷，張玨也在逃跑中被俘。
隨著重慶的陷落，元軍加緊圍攻釣魚城這最后一個抗元據點。釣魚城糧盡援絕，已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處境非常困難。元軍在加強軍事進攻的同時，也多次勸降。在這種情況下，公元1279年正月，王立以保全全城軍民生命為條件率眾降元，結束了36年的抗戰歷史。
三、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
■ 詩人薈萃
宋代重慶地區也是詩人薈萃，佳作迭出。大文豪蘇軾放歌抒懷赴汴京，經豐都，登平都山，留下"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歲月閑。午夢任隨鳩喚覺，早朝又聽鹿催班"的佳作。平都山也由此易名為名山，沿用至今。詩人黃庭堅出三峽，登巫山縣城樓，作《減字木蘭花》一首："襄王夢里，草綠煙深何處是，宋玉臺頭，暮雨朝云幾許愁？飛花漫漫，不管羈人腸欲斷。青水茫茫，要渡南陵更斷腸。"借歷史傳說的典故，抒自己被貶的愁腸。
愛國主義詩人陸游宦游四川，過涪州，寫下"雨添山翠重，舟壓浪花分，洛舟經名世，張侯勇冠軍……"的詩句，既寫景，又緬懷古人，余味無窮。著名詩人范成大曾"夜泊恭州"，作詩以記："草山磽確強田疇，村落熙然粟豆收。翠竹江村非錦里，春溪夜月已渝州。小樓高下依盤石，弱纜東西戰急流。入峽初程風物異，布裙跣足總垂瘤。"重慶的風土人情躍然紙上。他也作竹枝歌："赤甲白鹽碧叢叢，半山人家草木風。榴花滿山紅似火，荔子天涼未肯紅。"
■ 涪陵易學
研習《易經》這部偉大的哲學著作成為古代一門學問---易學，涪陵則是宋代易學的研究中心。1097年，大理學家程頤謫居于涪陵北巖，標點并注釋《易經》，完成《伊川易傳》一書，遂使涪陵易學突兀而起。他的門人、涪陵學者譙定，深得其傳，治《易》深達，后學甚眾，形成涪陵學派，影響及于有"東南三賢"之稱的理學家朱熹、呂祖謙和張栻，故譙定有"程門大宗"的盛譽，涪陵易學至此隆盛。①淵受此風熏陶，又東出夔門，求學于朱熹，將朱熹易學融入涪陵易學之中，豐富了涪陵易學的內容，使其更有正統色彩。巴川（今銅梁）學者陽枋，師從淵，又吸取朱熹易學思想，曾主持北巖書院，擴大了涪陵易學的傳播。涪陵及其北巖以易學見重于當時和后世。
■大足北山石刻
北山古名龍崗山，在大足縣城邊。唐昌州刺史韋君靖于公元892年首先在這里開鑿佛像，直到公元1142年終鑿，歷時250年，有石刻造像264個洞窟，多為觀音菩薩、地藏菩薩和阿彌陀佛。其中尤以136號洞窟雕鑿最精，全部造像莊嚴優美，比例勻稱，人物各具性格。文殊菩薩高坐于兇猛的青獅之上，顯得精力充沛，略帶自負神情；具有東方女性的健美，被譽為"東方維納斯"的普賢菩薩，面貌秀麗，顯得溫柔嫻靜，典雅大方，坐于溫順的大象背上。號稱北山石刻之冠的125號窟數珠手觀音，俗稱媚態觀音，立于窟的正中，斜依石壁，臉龐圓潤秀麗，兩手數著佛珠，自然交叉于腹部，表現出一副安閑自得的神情。
■寶頂山山石刻
大足寶頂位于大足縣城東北１５千米處，以大佛灣規模最集中、最大。在那彎如馬蹄，長約500米、高約１５米～３０米的巖壁上，共鑿有３１幅大型組合雕像，內容前后連接，配以經文、頌詞說明，宛如一幅幅圖文并茂的連環畫。其中"華嚴三圣"（即釋迦牟尼佛和左右的文殊、普賢二菩薩）氣勢宏偉，高達７米。文殊、普賢手伸出巖壁１．２米，上托幾百斤重的石塔，身體前傾，歷時800年而安然屹立。"千手觀音"是一座非常壯麗的雕像，1007只手如孔雀開屏地從左、上、右三方伸出，只只手臂纖細柔美，手拿器具、法器和樂器，顯得千姿百態。"釋迦涅槃像"（即臥佛）長31米，僅刻上身，下半身似隱沒在巖石里。這種意到而筆不到的手法，含蓄雋永，引人遐思，更顯出佛的偉大。
寶頂山石刻還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它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父母恩重經變像》為多組群雕，生動地刻畫出父母養育子女的艱辛過程，是幅幅民間風情畫；《養雞女》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勞動婦女的形象；深得人們贊賞的《牧牛圖》充滿了農村生活情趣。
■潼南大佛
潼南大佛大佛位于潼南縣城西北1.5千米的定明山下，始鑿于唐咸通年間（860年～874年），到南宋初（1127年）才鑿成，歷時250年卻渾然一體。大佛為釋迦牟尼坐像，通高約27米，全身裝金，頭飾螺髻，目光下視，鼻高且直，臉型長方，豐頤飽滿，略帶微笑，袒胸，著雙領下垂外衣，左肩飾玉佩瓔珞，左手撫膝，右手平置胸前，既莊嚴璀璨，又安詳文靜，充分展示出釋迦牟尼佛至尊至上的神態。
■ 涪陵白鶴梁
　白鶴梁，是位于長江上游重慶直轄市涪陵城北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處北緯29度43分，東經107度24分。全長1600米，寬10 --15米，自西向東延伸，呈一字形與江流平行。水位標高137.81米，梁脊高出最低水位2米，低于最高水位30米。距長江南岸100米;東臨長江與烏江的匯合處。由于常年受江水沖刷，石梁形成上、中、下三段。被譽為“長江一絕、中國一絕、世界一絕”的水下碑林“白鶴梁題刻”主要分布在220米長的中段上。1980年，白鶴梁成為“四川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國務院公布白鶴梁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練習
一、填空題
１．宋代重慶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是梯田的大量修建。
２．宋代重慶農村集鎮的規模在比例上已超過當時四川經濟最發達的成都府路。
３．宋代由荊襄入蜀到成都的陸上交通線中，重慶地區的合川是一重要中轉站。
二、多項選擇題
１．指揮釣魚城保衛戰的南宋抗戰將領有（　　）
Ａ．余玠 Ｂ．王堅 Ｃ．張玨 Ｄ．王立
２．重慶地區在宋代鑿成的著名石刻有（　　）
Ａ．大足北山石刻Ｂ．大足寶頂山石刻
Ｃ．千佛洞石刻 Ｄ．潼南大佛
三、單項選擇題
１．進攻釣魚城中炮后死于溫泉寺的蒙古大汗是（　　）
Ａ．汪德臣Ｂ．蒙哥Ｃ．忽必烈Ｄ．也速答兒
２．在釣魚城保衛戰中被譽為"四川九虎將"的是（　　）
Ａ．張玨Ｂ．王堅 Ｃ．王立Ｄ．彭大雅
３．堅守萬州天生城拒不降元英勇戰死的是（　　）
Ａ．冉琎Ｂ．甘潤Ｃ．上官夔Ｄ．冉璞
４．釣魚城軍民前后經歷了多少年抗擊蒙古貴族斗爭的歷史？（　　）
Ａ.10年Ｂ.30年 Ｃ.26年 Ｄ.３６年
５．宋代易學研究的中心是（　　）
Ａ．萬州Ｂ．涪陵Ｃ．巴川Ｄ．豐都
６．有"程門大宗"盛譽的宋代易學家是（　　）
Ａ．程頤Ｂ．譙定Ｃ．淵Ｄ．陽枋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
第十二章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
一、重慶定為陪都
淞滬抗戰失利后，日軍進逼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從南京西遷重慶。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主席林森①隨即率國民政府主要辦事機構人員到達重慶，１２月１日，正式在重慶辦公。從此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首都。隨著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市區擴大，人口由２０多萬增加到５０萬人，重慶逐漸成為大后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重慶在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５日已經建市，不過當時還是省轄的普通城市。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國民政府決定重慶升格為行政院直屬的特別市。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國民政府明確規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②。當時的市區范圍，東至大興場，南至南泉、漁洞，西至歌樂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邊的渡溪溝③。此外，還把歌樂山以北至巴縣青木關、歇馬場及北碚一帶劃為遷建區。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但重慶作為國民政府陪都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直到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國民黨反動派統治被推翻，重慶作為國民政府陪都的歷史才宣告結束。
①林森（１８６７年～１９４３年），國民政府主席。１９４３年５月因車禍受傷，８月１日逝世。
②陪都，是一國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地位僅次于首都。
③渡溪溝，在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處。
二、抗戰時期的重慶經濟
沿海工廠的內遷和重慶工業的發展
抗戰前，重慶雖然已是長江上游的重要經濟中心，但經濟的發展水平卻遠遠落后于沿海城市。１９３７年，上海民族資本經營的工業有１２００多家，技術、設備都較先進，產量也較大，而重慶不過只有機器工廠六七十家，僅占全國工廠總數的１．７％，不僅規模小，而且生產手段落后。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隨著沿海城市的紛紛淪陷，大批工廠從沿海和省外其他城市遷入重慶，成為戰時重慶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１９３７年秋至１９４０年６月，遷入四川的民營企業２５４家，其中遷入重慶的廠礦為２２５家，占遷入四川廠礦總數的９０％，包括機械、礦業、化工、電器、紡織等工業。同時遷入重慶的還有近萬名技術工人。從長江的唐家沱至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至綦江，布滿了大大小小４００多家工廠。以重慶城為中心，由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我國抗戰時期的“金三角”。在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工業區中，重慶是大后方惟一的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工業區，集中了我國抗戰時工業經濟的命脈。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工業中，軍工、機械、煤炭等行業占有重要地位。抗戰開始后，國防部兵工署所管的７個兵工廠陸續遷入重慶，重慶和太原成為全國兩大軍火生產基地。太原淪陷后，全國抗戰所需的槍支彈藥，主要依靠重慶供給，直接為軍火生產服務的鋼鐵工業在抗戰時期有了發展。１９４５年，機械工廠已有４００多家，技工１萬多人。重慶的采煤業也有了發展，年產量由戰前的１０多萬噸增加到近１００萬噸。此外，重慶的紡織、造紙、制革、玻璃、食品等工業的發展也較快。到１９４５年，重慶共有工廠１１００多家，約占大后方工廠數的１／２。城市人口１２５萬，其中產業工人１０萬，占大后方工人數的１／２。內遷工廠不僅成為戰時重慶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還奠定了戰后重慶經濟發展的基礎。
隨著國民政府遷到重慶，沿海工廠的紛紛內遷，以商業、金融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及重慶人口的劇增，抗戰期間，重慶的商業貿易進一步繁榮。１９３７年，重慶的百貨業僅７０家，１９４２年，發展到２４００多家，增加了３０倍。到１９４５年，重慶的大小公司、商店發展到近３萬家。重慶成為全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的中心。抗戰爆發后，全國公營、私營銀行匯集重慶，重慶金融業迅速發展，除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國、中央、交通、農民等四大銀行設在重慶外，其他一些省市的銀行也集中在重慶。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重慶銀行錢莊多達１６２家，成為全國金融中心。抗戰時期，重慶水陸交通和航空運輸迅速發展。宜昌淪陷后，重慶成為長江、嘉陵江航運的中心。輪船沿長江，上可駛到宜賓，下可駛到湖北的三斗坪。沿嘉陵江，可駛至合川。當時后方不能生產的或奇缺的物資，先在三斗坪集中，再由船只轉運入川。運送川軍出川抗日，運送軍火到前線，也全靠川江運輸。重慶民生輪船公司在抗戰前只有船４６艘１．８萬噸，抗戰時期最多時達１１６艘，運輸能力也提高了一倍以上。陸路交通也較發達。由重慶至成都、貴陽、寶雞、蘭州等地都有公路運輸。在航空運輸方面，開辟了重慶至香港、昆明、成都、西安以及仰光、河內的航線。
四大家族的經濟掠奪
抗戰初期，重慶經濟發展很快。但自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重慶經濟發展陷入困難局面。到抗戰后期，重慶的經濟瀕于崩潰的地步。一方面是因為日軍侵略東南亞，作為物資轉運地的香港淪陷，滇緬運輸中斷，國際通道受阻，使重慶的物資供應和銷售都遇到困難；更主要還是由于四大家族利用政治上的特權，打著國營事業的旗號，千方百計進行經濟掠奪，扼殺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四大家族通過限制貸款、征收重稅等手段，大肆摧殘民族工商業，使不少工廠企業停業、倒閉。到抗戰結束時，民營紡織業、機械業倒閉的廠家達２／３。四大家族趁機吞并民族工商業，官僚資本迅速發展。到１９４３年底，官僚資本約占四川工業資本的６３％。孔祥熙辦的中國興業公司，就占了全川近４００家大工業資本總和的１／３以上。四大家族還在重慶濫發紙幣，制造通貨膨脹，大發國難財。抗戰八年，共發行紙幣１０３０００億元。到１９４５年７月，重慶物價比戰前上漲５００多倍。工人工資增長的速度遠遠低于物價上漲的速度，工人實際收入急劇下降。以豫豐紗廠合川分廠為例，若１９４０年該廠工人的實際收入為１００，則１９４２年下降為６０，１９４３年下降為２０。廣大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饑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三、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的狂轟濫炸
“七七”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憑借它的空中優勢，日本帝國主義的狂轟濫炸對我國后方實行狂轟濫炸，重慶更成為日本空襲的主要目標。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日本飛機首次空襲重慶市郊廣陽壩、江北石船等地，拉開了重慶大轟炸的序幕。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日，２６架日本飛機分兩批侵入重慶上空，并向人口密集的市區投擲炸彈和燃燒彈，使市區２７條街道有１７條被炸成廢墟。５月４日，２７架敵機再次空襲重慶市區，對小梁子、七星崗一帶狂轟濫炸。整個市區濃煙滾滾、大火沖天。無數居民被炸得血肉橫飛，有的被烈火燒焦。駐重慶的英、法等國使館也遭轟炸，使館人員也有傷亡。連續兩次大轟炸，造成重慶市民２６００多人死亡，３６００多人受傷，１２００多幢民房被毀。“五三”、“五四”大轟炸，是日本飛機空襲重慶造成市民傷亡最多的兩次大轟炸。
重慶被日機轟炸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日本對重慶的空襲進一步加劇。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０日，每天出動飛機多達１９０多架，創造了對重慶使用飛機的最高記錄。１９４１年夏天，日本對重慶的市民區、工廠、商業區、機關、學校進行全面空襲。８月，敵機數百架次以每次６小時的間隔進行“疲勞轟炸”，市民死傷慘重。美國大使館、蔣介石在黃山的官邸和佛圖關下的國民大會堂全部或部分被炸毀。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華日機大批調走，日本被迫停止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從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４日日本飛機首次空襲重慶市區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機對重慶空襲共２１０多次，出動飛機９５００多架次，投彈２．１萬多枚，炸死市民近１．２萬人，傷１．４萬多人，炸毀房屋１．７萬多幢。重慶人民的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重慶市區遭到重點轟炸的同時，重慶附近縣城及沿江城市也不能幸免。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３年，涪陵、南川、豐都３縣共遭日機轟炸４５次，炸死民眾６４３人，傷６４６人，毀壞房屋６３３９間。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１年８月，日機９次轟炸合川縣城，造成１０００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城區２／３的建筑被炸毀，直接經濟損失為全縣４年財政的總收入。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５月，日機轟炸萬縣２９次，共出動飛機６６０架（次），炸死民眾１３３２人，傷１５２０人，炸毀房屋６００６間。僅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８日一天之中，日本計出動飛機６２架次對萬縣空襲，西山公園、鞍子壩一帶被炸成一片焦土，死傷近８００人。
“六五”大隧道窒息慘案
重慶大隧道是為市民躲避日機的空襲而倉促修建的防空設施，其中一段是由渝中區十八梯到兩路口約２千米長的隧道。這段隧道在十八梯、石灰市、兩路口設有３個洞口，最多能容納４０００多人。慘案發生前，隧道內的通風和發電設備還沒正式使用，除兩旁用木板釘成的長凳和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盞昏暗的油燈外，其他什么設施也沒有。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傍晚，日本飛機２０多架分三批突然夜襲重慶。以往日機都是白天空襲，一部分市民白天出城躲避，傍晚回城，已成習慣。５日傍晚警報發出后，來不及疏散的市民們扶老攜幼，從３個洞口涌入隧道內。頓時，只能容納４０００多人的大隧道卻涌入了６０００多人，連隧道中間的過道也擠滿了在防空洞里度過漫漫長夜市民。隧道內交通阻塞，空氣稀薄。晚上９時左右，隧道壁上的油燈由于缺氧顯得更加微弱，避難的人們感到渾身發熱，呼吸困難，嬰兒和兒童發出令人揪心的哭叫聲。不久，油燈熄滅，洞內一片漆黑，死亡威脅著每一個避難者，嘈雜的喧鬧聲、哭聲、呼救聲響成一片。人們為了在洞口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不顧一切地往外面沖。由于大隧道洞口的閘門是由里向外關閉的，洶涌而來的人群把沖在前面的人擠貼在閘門上，使閘門無法打開。隧道內的人們互相擁擠、踐踏，有的被踩死、壓死，更多的因空氣中嚴重缺氧窒息而死。不少氣息奄奄的市民在死亡降臨前用盡全身力氣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悲壯口號。按國民黨政府當局的公布，這次大隧道慘案死亡９９０多人，傷近千人。實際傷亡約２５００人。第二天，從隧道里拖出的尸體在洞口堆積如山，運尸的卡車一輛接一輛。由于死者在死亡前窒息難受，以至都撕爛了衣服，皮膚全變成藍黑“六五”大隧道慘案色，口角流著帶血絲的泡沫，令人目不忍睹。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重慶人民對抗戰的貢獻
“七七”事變后，國難當頭。在全川人民抗日怒潮的推踴躍參軍參戰動下，從１９３７年９月起，４０萬川軍奔赴抗日前線，先后參加了淞滬、太原、徐州、武漢等一系列會戰，他們在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和簡陋的武器裝備下與日軍拼死作戰。八年抗戰中川軍在戰場死傷達６０多萬。為補充前線抗日軍隊的兵源，重慶地區出現了參軍熱潮。僅合川縣在八年抗戰中應征和自愿從軍的共７萬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１０％，其中青年學生自愿從軍的１３００多人，占當時在校適齡入伍學生的３０％以上。
八年抗戰中，重慶工人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在極其努力生產抗戰物資艱苦的條件下，努力生產軍火和其他抗戰物資，保證前線的需要。渝鑫鋼鐵廠多次遭敵機轟炸，廠房破壞嚴重。工人們克服困難，每月仍生產灰口鐵１４０噸，各種鋼材１００噸。豫豐紗廠工人每日三班開工，１９３９年產紗上萬件。重慶的４３家小皮革廠每年生產皮革１０萬張，承制軍用皮件８０萬件。重慶的中小型織布廠八年生產的土布保證了軍服的供應。重慶和四川的農民還擔負了軍糧和城市工人、市民所需糧食的生產任務。那時，青壯年或在前方作戰，或在后方當民工，承擔農業生產的不少是婦女和老人。他們忍饑挨餓，保證前線和城市的供應。八年抗戰期間，重慶和四川農民共獻出糧食８４００多萬市石①，占全國征、捐、借糧食總數的１／３。
抗戰時期，川江成為保障抗戰運輸的主干線。川江船千方百計保證抗戰運輸員為內遷廠礦的物資運輸，為運送川軍和補充壯丁出川殺敵，為搶運軍火和其他物資，為護送傷兵和入川避難同胞，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民生公司為抗戰運輸更立下了卓著功勛。民生公司的第一條輪船民生輪民生公司是愛國實業家盧作孚②１９２５年創辦的輪船公司，主要經營長江內河航運。抗戰開始后，盧作孚號召職工動員起來，參加抗日戰爭。１９３７年８月至９月，民生公司集中所有船只，僅用半個月時間就把數萬名出川抗日的川軍運送出川。接著又承擔了國民政府機關人員、內遷廠礦物資、內遷學校師生的全部運輸任務。１９３８年武漢失守后，撤退到宜昌的物資，概由民生公司用小輪船轉運入川。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民生公司僅用４０天時間就搶運３萬多人、６萬多噸入川物資。廣大職工千方百計克服油料、零配件不足的困難，冒著敵機的狂轟濫炸，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犧牲。１９３８年的宜昌搶運中，民生公司就有１１名職工獻出了生命，６１名職工受傷。此外，還有１６艘輪船被炸毀、炸壞，一些廠房、倉庫、碼頭、機器設備也遭炸毀。
①每市石為６０千克。
②盧作孚（１８９３年～１９５２年），四川合川人，曾任民生公司總經理。抗戰勝利后，在香港經營遠洋航運，１９５０年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回到北京，并將留在香港的近２０艘輪船駛回廣州。后任全國政協委員，１９５２年在重慶逝世。
抗戰期間，重慶市人民廣泛開展了獻金、獻機和慰廣泛開展獻金獻機和慰勞活動勞活動。１９４０年，全市參加獻金活動的有數十萬人。從老人到兒童，從工人到學生，都參加了這一活動。一位工人一次獻金８０元，相當于他４０天的工資。北碚一位年僅１０歲的學生捐出他積蓄的糖果錢４元２角３分。在１９４５年獻金活動中，重慶人民共捐法幣３１．４億元，捐糧２萬石，獻軍鞋３５萬雙，軍襪４０萬雙。
重慶人民還成立了“獻機委員會”，開展捐獻飛機運動。１９４０年冬，合川各階層人士聯合發起“幫助政府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獻機活動。合川人民節衣縮食，只用３個月時間就籌集捐款法幣４５萬多元，購置了３架戰斗機獻給國家。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０日，合川舉行了隆重的愛國獻機命名典禮，以“合川一號”、“合川二號”、“合川三號”命名的３架戰斗機飛臨縣城上空，接受合川人民的檢閱。１９４３年，重慶婦女界發起“婦女號”飛機捐獻運動，當年獻飛機１３架。此外重慶人民廣泛開展了慰勞前方抗戰將士和傷員、慰勞抗戰軍人家屬的活動，發動寫慰問信，還組織歌詠隊、宣傳隊到前線和后方醫院慰問。
五、重慶黨組織的恢復和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在重慶的斗爭
重慶黨組織的重建
重慶的黨組織１９３５年遭到徹底破壞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重新建立了重慶市工委。第二年，在市工委的基礎上，成立了重慶市委。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四川省工委撤銷，分別成立川東、川西特委（后改為川康特委）。川東特委在重慶市委基礎上建立，特委并兼市委。１９４０年，特委與市委分別組建，特委負責整個川東地區黨的領導工作。常說的川東地下黨，就是指１９３７年１２月重建起來、直至重慶解放為止的川東地區的黨組織。重慶黨組織恢復后，首先在工人中發展黨員，在工廠和一些重要的行業部門建立黨的支部，成為領導工人運動的核心。據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統計，全市有黨員約３００人。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集團反共反人民傾向日益明顯，黨在國統區的工作環境日漸惡化。根據黨中央和南方局的決定，從１９４０年起，重慶黨組織把工作重點放在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上。為了不暴露黨的組織，決定停止發展黨員，清洗投機、動搖分子，黨員實行單線聯系，黨的委員會大部分撤銷。由于這一方針的實行，鞏固了黨的組織，保存了黨的骨干。
八路軍辦事處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抗戰開始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根據兩黨協議，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在南京、武漢等地設立八路軍辦事處。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漢失守，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總館遷來重慶。最初在市區機房街２０號辦公。１９３９年５月，機房街辦公地被敵機炸毀，八路軍辦事處分遷紅巖嘴１３號和曾家巖５０號兩地辦公。１９３９年１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在重慶設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黨中央秘密領導四川、云南、貴州、西康、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等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地區的黨組織。南方局以八路軍辦事處這樣一個公開合法存在的軍事機構為掩護，直接領導國統區黨的工作。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駐地，就是南方局的駐地，對外稱八路軍辦事處，對內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王若飛、葉劍英、鄧穎超等，以中共代表的公開身份長駐重慶。他們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南方局在抗戰時期的重大貢獻策，團結國民黨中的進步人士、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對國民黨中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和進步的愛國人士馮玉祥①、李濟深等，進行了耐心的宣傳解釋工作。馮玉祥在原西北軍將領中影響大，周恩來等常同他一起研討時局，鼓勵他堅持進步。１９４２年他６０壽辰時，黨的喉舌《新華日報》出了專版，周恩來撰寫文章，贊揚他“罵汪精衛，反對投降，呼吁團結，致力聯蘇”，周恩來在曾家巖５０號“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為民請命，為國效勞”的精神。周恩來和其他在重慶的中共代表，以他們誠摯的交友之道，同許多國民黨的上層人士建立了友誼。周恩來和南方局的其他領導，還同在重慶的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等民主黨派的領袖和民主人士頻繁來往，親切交談，共商國家大事。當時的曾家巖５０號，既是南方局的一部分辦事機構駐地，又是周恩來的宿舍，還是他辦公、接待民主人士和中外記者的地方。有時周恩來同民主人士交談時間很長，就從街上的食店里端來小面充饑，然后再用自己的小車把民主人士送回家去。南方局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工作，通過郭沫若領導的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即后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聯系了教育界、科技界、戲劇界、電影界、出版界中各方面的著名人士，如鄒韜奮、馬寅初、陶行知、洪深、翦伯贊等。南方局贊揚和支持知識分子的愛國行動。著名的經濟學家、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因寫文章揭露四大家族大發國難財、怒斥蔣介石而被捕，在獄中度過６０壽辰。在南方局的支持下，１９４１年３月３０日，重慶大學商學院為馬寅初舉行祝壽大會。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和《新華日報》送壽聯表示祝賀，高度贊揚馬寅初“不屈不淫”、“敢言敢怒”的精神，迫使國民政府當局在第二年把馬寅初釋放。南方局還領導了反對國民黨投降派和頑固派的斗爭。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衛叛國投敵后，在南方局領導下，國統區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汪運動。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０年，重慶各界多次集會，聲討汪精衛的賣國罪行。《新華日報》連續發表反汪社論，《大公報》、《新蜀報》等，刊登了大量的反汪文電。合川私立崇敬中學的愛國師生，還開展了反擊漢奸言行的斗爭，“打倒漢奸救中國”的歌聲響徹校園。“皖南事變”發生后，在南方局領導下，國統區人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當周恩來得知國民黨頑固派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消息，立即向國民黨提出抗議。他在給何應欽的電話中義正辭嚴地指出：“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從而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囂張氣焰。抗戰時期，各國駐華使館大都集中重慶。重慶還有較多的國際組織和世界知名人士。南方局通過各種場合廣交朋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從而贏得了國際輿論對中國進行的民族自衛戰爭的同情和支持。
①馮玉祥（１８８２年～１９４８年），安徽巢縣人。“九一八”事變后積極主張抗日，與中共合作。１９３８年隨國民政府到重慶，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先后在上清寺、陳家橋和歌樂山居住，在重慶度過了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抗戰勝利后，因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而遭排擠，被派出國考察水利。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回國途經黑海時，因輪船失火不幸遇難。
《新華日報》是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漢創辦的。它《新華日報》在重慶的戰斗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機關報。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武漢淪陷后，《新華日報》轉移到重慶出版，直到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它在重慶戰斗的八年多時間里，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喉舌，是人民的向導，像一把尖刀插進國民黨統治區的心臟。《新華日報》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民黨投降派。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汪精衛叛國》的社論，揭露了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反動罪行，批判了汪精衛的種種亡國論調。接著，又發表題為《賣國賊不容逍遙法外》的社論，呼吁國民政府立即下令通緝汪精衛，將汪歸案法辦。《新華日報》還發表了大量的社論、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團結抗戰政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皖南事變”后，《新華日報》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立即撰寫了報道“皖南事變”、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屠殺新四軍罪行的文章。報道文章遭到國民黨新聞機關扣壓后，《新華日報》立即在１月１８日刊登了周恩來寫的“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報社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以及廣大報童，打破了國民黨憲兵、警察、特務的監視和封鎖，機智地把報紙送到廣大讀者手中。《新華日報》還編印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的傳單，廣為散發。全國人民怒斥蔣介石破壞抗戰的罪行，國民黨頑固派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境地。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國民黨頑固派對《新華日報》恨之入骨，他們利用新聞檢查制度，千方百計控制言論，不讓《新華日報》刊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罪行的文章，或把稿件刪得面目全非。《新華日報》采取“開天窗”、登啟示、刊登“被刪”字樣，或在文章中間打省略號等方式，開展反檢查斗爭。為了打破國民黨對《新華日報》發行的限制，《新華日報》組織了一支年齡在１２歲至１６歲的報童隊伍，活躍在大街小巷，及時地把報紙送到讀者手中。《新華日報》代表人民的心聲，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辦得生動活潑，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新華日報》始終得到了南方局和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吳玉章等的領導和關懷。周恩來親自規定了《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親自審閱重要的新聞報導和社論，還為《新華日報》寫新聞、專論、社論等重要文章。
六、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和人民民主運動的高漲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為鎮壓抗日民主運動，１９３２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年以“復興民族”為名，在國民黨內部成立了一個帶有特務性質的派系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復興社下設由戴笠主持的特務處。１９３８年４月，復興社撤銷。特務處改組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下面，還成立了一個由陳立夫領導的特務組織，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軍統與中統都是特務組織。抗戰期間，軍統和中統在重慶的政界、軍界、新聞界、文化界和大中學校發展特務組織，建立情報網絡，執行偵查、逮捕、關押、審訊、監視等任務。中統的情報工作以搜集中共和民主黨派的活動為主要任務。他們在曾家巖５０號周公館、化龍橋紅巖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及《新華日報》社，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機關所在地的上清寺“特園”，在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的住地棗子嵐埡“猶莊”，在蘇聯大使館等地方，都設立了監視哨，派特務以擺攤、坐茶館等方式為掩護，對進出人員盯梢。他們還在新橋、青木關設立交通檢查站，檢查中共代表團及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進出重慶的車輛、人員及物品，甚至派遣特務分子，尋機打進中共組織，從內部刺探各種情報。軍統除從事暗殺和綁架等罪惡活動外，還直接控制了重慶市警察局等公開機構，大肆逮捕共產黨員、要求抗日救國的進步青年和愛國人士。１９３９年，軍統在重慶歌樂山下設置白公館①、渣滓洞②監獄，１９４３年建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刑訊室集中營，專門囚禁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老牌特務頭子、殺人魔王戴笠擔任中美合作所主任，美國海軍少將梅樂斯任副主任。歌樂山下數十里被劃為“特區”，任何人不得隨便出入。美帝國主義提供了各種殺人武器和現代化刑具，這里成了殺人魔窟。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施用了種種酷刑。他們或用麻繩把革命者的雙手捆綁往上吊起，然后用皮鞭抽打；或把革命者仰面倒墜捆在傾斜的凳子上，再用冷水或辣椒水從鼻孔灌進去；或把革命者綁在一條特制的板凳上，背靠木柱，使人的身體成９０度，然后在腳跟下不斷增墊磚塊，讓受刑者痛昏死過去；或脫掉革命者的衣服，再用燒紅的烙鐵烙胸部、背部；或用釘滿鋼針的特制木棒抽打革命者的身體，再將紗布貼在血淋淋的肉體上，等紗布與人的肉體粘合在一起后，像活剝人皮一樣把粘滿血肉的紗布一塊塊撕下來。許多革命者在這里慘遭殺害。１９４０年，共產黨員羅世文③車耀先④被捕后，被關在渣滓洞監獄長達６年時間，１９４６年８月被反動派殺害于松林坡戴笠停車場。
①白公館監獄原是四川小軍閥白駒修的郊外別墅，白駒用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別名“香山居士”取為“香山別墅”，現白公館的大門還留著這四個字。②渣滓洞監獄是一個人工采煤的小煤窯，因煤渣多而得名。
③羅世文（１９０４年～１９４６年），四川威遠縣人。１９２３年任重慶團地委書記，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八路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１９４０年３月，國民黨特務誣指他和車耀先領導“春荒暴動”，將他逮捕入獄。他們在獄中秘密建立黨支部，頑強地同敵人進行斗爭，多次挫敗了敵人軟化和分化革命者的陰謀。１９４６年，反動派殺害他們后，還澆上了汽油焚尸滅跡。解放后，在松林坡挖出了他們的骨骸。人民政府為他們建墓立碑，周恩來為墓碑題寫了“羅世文、車耀先兩同志之墓。”④車耀先（１８９４年～１９４６年），四川大邑縣人。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并在成都創辦抗日刊物。
１９４５年２月，重慶電力嚴重不足，位于市區鄒胡世合慘案和重慶人民的反特抗暴斗爭容路的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強接電源，違章用電。２月２０日上午，重慶電力公司派工人胡世合等前去剪斷電源，遭到飲食部的無理阻撓。飲食部經理指使流氓打手謾罵毒打電力工人。這時，軍統特務的爪牙、流氓田凱帶著手槍趕來，準備槍殺工人。工人們奮不顧身從田凱手中奪過手槍。一位工賊又將剛奪過來的手槍交還田凱，田凱竟在光天化日下舉槍殺害了電力工人胡世合。這就是“胡世合慘案”。慘案發生后，全市工人和各界群眾無比憤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一場反特抗暴運動在重慶開展起來。電力公司工人首先舉行罷工。工人們把胡世合的尸體安放在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的樓上，并通過《新華日報》等報刊揭露慘案的經過。胡世合被無辜殺害后，留下了８３歲的老母、體弱多病的妻子和不滿周歲的孩子。他們的悲慘遭遇得到了全市人民的同情。各界群眾強烈要求槍斃殺人兇手田凱，撫恤死難者親屬，保障人民人身自由，取消特務統治。全市各行各業的工人、市民和學生，川流不息地到靈堂向死者志哀，向死者親屬表示慰問。靈堂里高懸著各界群眾送的挽聯，其中一副寫的是：說什么勞工神圣，為國為民，只遭得暴徒槍殺；可憐他八三老母，病妻幼小，遺留下饑寒交加。還有一副挽聯這樣寫道：這是什么世界？人當狗屠；且看如此社會，狗把人吃。重慶工人的代表在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中，明確提出，如不槍斃田凱，就要全市罷工、停水停電。全國各地工人組織紛紛打來電報表示聲援，并一致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面對人民群眾反特抗暴的洪流，國民黨當局被迫在２月２６日將田凱押赴菜園壩刑場槍決，并答應為胡世合舉行全市性的悼念活動。從２７日開始，前往參加悼念活動的群眾達２０多萬人次，靈堂的挽聯達４００多幅。３月１日，全市各界群眾又為胡世合舉行了隆重的送葬儀式。這次送葬活動，實際是一次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爭取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由“胡世合慘案”引起的重慶人民的反特抗暴斗爭，進一步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的黑暗統治，顯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革命的偉大力量。這次斗爭的勝利也是對全國人民爭取人民民主斗爭的極大鼓舞。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頑固派竭力推行中國民主同盟的成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深感憂慮不安。為了探討國家大事，促進全國各方面力量的團結，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由沈鈞儒、張瀾等在重慶建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加緊迫害共產黨，取消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為反對國民黨的迫害，爭取民主，原“統一建國同志會”的人員經過多次討論，決定籌備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１９４１年３月，在重慶上清寺特園舉行了成立大會。黃炎培被推舉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執行委員會主席。由于在重慶難以公開活動，只好改以香港為活動中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要求堅決抵御侵略。它的成立，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歡迎和支持。為了擴大隊伍，盡量吸收原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以適應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需要。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代表會議，決定取消“政團”二字，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將民盟由原來的幾個政治團體結合的組織改變為民主分子結合的組織，張瀾被推選為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不僅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七、抗戰時期重慶教育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
抗戰前，重慶教育極其落后，全市僅有重慶大學①、西重慶教育②的發展南美專和省立教育學院等３所高等學校，約占全國１０８所高等學校總數的２．８％；全市公私立中學、師范只有２０所，占全國中等學校總數的０．６２％。抗戰時期遷到重慶的復旦大學抗戰爆發后，隨著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和沿海工廠的內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南京等地的大批公立、私立學校遷入重慶地區，形成了抗戰時期重慶教育大發展的局面。遷入重慶地區的高等學校達３１所，以后又創辦了４所，加上抗戰前的３所，抗戰時期重慶地區共有高等學校３８所，占全國高校總數的１／３。這一時期，各種私立、省立、市立中學及職業中學紛紛成立。１９４４年，重慶已有中學７２所，在校學生較戰前增加３．６倍。其中著名的中學有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創辦的抗戰時期設備最為完善的南開中學，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以及１９３８年由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倡議創辦的清華中學等。抗戰時期，由于國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小學教育和掃除文盲教育發展較快。１９４４年，全市有私立小學２８４所，學生人數比１９４０年增加７倍。還有５萬文盲進入掃盲短訓班學習。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重慶還建立了商業、造紙、印刷、電訊、機械、汽車駕駛等職業學校。到抗戰勝利前夕，已有各類職業學校２２所，為抗戰前的３倍。除成都的華西壩外，被譽為抗戰時期大后方的“文化四壩”中的沙坪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都在重慶。重慶成了抗戰時期的全國教育中心。但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重慶教育的落后面貌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內遷高等學校數量雖多，但一般規模小、設備差。抗戰時期發展最快的小學教育，遠遠不能滿足學齡兒童入學需要。１９４１年，全市有學齡兒童９．３萬多人，而能入學的只有１．７萬多人，占１９％左右。
①重慶大學創辦于１９２９年，是重慶第一所高等學府，最初校址在菜園壩，設文、理兩預科。１９３２年正式招收本科學生。第二年，遷往沙坪壩。
②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即１９３３年創辦的四川省立鄉村建設學院，１９３６年改名，校址在磁器口今重慶２８中。
陶行知（１８９１年～１９４６年）是我國現代偉大的人民教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育家。１９３８年，在國外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的陶行知回到祖國，來到重慶。他拒絕了國民黨當局高官厚祿的引誘，１９３９年７月，自籌經費，在合川縣草街子的古圣寺，創辦了一所新型的學校———育才學校，專門培養在戰火中流離失所而又有一定特殊才能的兒童。育才，就是要培養人才的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夠發展。陶行知千方百計搶救那些被埋沒、被摧殘的人才幼苗。一次，陶行知在一所保育院參觀，發現一個患癩痢頭的小孩有特殊的音樂才能，他不僅能指揮唱歌，還能把初次聽到的歌曲用音符記錄下來。后來陶行知派人把這小孩招進育才學校，進了音樂組，還送他到醫院治好了癩痢頭。后來，他成了我國著名的指揮家。育才學校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和才能，因材施教，在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把學生分別編入音樂、戲劇、繪畫、文學、社會、自然、舞蹈等專業組學習。音樂家賀綠汀、舞蹈家戴愛蓮、詩人艾青等，都是育才學校的教師。陶行知倡導“教學做合一”，強調理論結合實際，強調學以致用。除了要求教師課堂上講授基礎知識外，還要求組織學生到工廠、農村從事調查、見習、實習活動，在校內舉辦討論會、辯論會、演講會以及其他豐富多彩的文藝活動。那時，育才學校的辦學條件十分艱苦，經費困難，學校所在的古圣寺，是一座破舊的古廟。學校所需的經費主要依靠宋慶齡、沈鈞儒等各界進步人士的捐款，育才師生每天僅能有兩頓稀飯和幾十顆胡豆充饑，還要到離校十多里的地方去開荒種地。育才學校的小學部沒有計時的鐘表，他們以敬神的香作為計時的工具，每燃完一支香，就算上完一節課。育才的學生十分珍惜在戰時難得的學習機會。他們抱著學好本領，為抗戰建國出力的宏偉愿望，經受了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終于把自己培養成材。不少學生被輸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參加了革命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抗戰時期，全國許多文化團體和文學、戲劇、電影、音抗戰時期重慶文化的繁榮樂、美術、新聞、出版等文化界的一批名人集中于重慶，重慶成了戰時全國文化的中心，并出現了文化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通過郭沫若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負責宣傳文化工作的合法身份，團結文化界的愛國人士建立了抗戰文化統一戰線，使重慶文化界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宣傳抗日，促進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發展，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作出了貢獻。抗戰時期，重慶的文藝創作十分活躍，不少作家寫出了好作品。如老舍的長篇小說《火葬》、艾青的詩《向太陽》。特別是重慶的戲劇創作和演出，無論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很高的水平。如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孔雀膽》，話劇《屈原》演出照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宋之、曹禺的《全民總動員》等。這些作品的突出特點是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反映了正義與邪惡的斗爭，猛烈地抨擊了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罪惡行徑。陽翰笙寫的歷史劇《天國春秋》，借太平天國韋昌輝殺害楊秀清和大批太平軍將士的故事，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的罪惡。借劇中人物洪宣嬌之口，痛斥頑固派，指出“大敵當前不該自相殘殺”。郭沫若寫的歷史劇《屈原》，熱情地歌頌了屈原不屈不重慶進行抗日演出的主要陣地國泰劇院撓反抗強暴的愛國主義斗爭精神，怒不可遏地抨擊南后等人的賣國陰謀和迫害忠良的卑劣行徑。他用《桔頌》來塑造屈原的堅貞高潔，用《雷電頌》來表達他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強烈不滿。１９４２年４月３日，《屈原》在重慶國泰大戲院（今國泰電影院）首次演出，由金山飾屈原，張瑞芳飾嬋娟，白楊飾南后。首場演出大獲成功，接著場場爆滿。不少觀眾為買到一張戲票，帶著被蓋在售票窗口過夜等候，哪怕能買到一張站票也心滿意足。一百多名從沙坪壩步行進城看戲的大學師生，看完《屈原》后心情激動，索性留在劇場開座談會，暢談觀《屈原》的體會，直到黎明。蘇聯駐華大使看了《屈原》后甚至說，若不是在戰時，一定把《屈原》劇組的全班人馬請到莫斯科去。《屈原》的演出，一直受到周恩來的關懷。毛澤東、周恩來對《屈原》演出的成功給予很高的評價。重慶夫子池廣場的抗戰歌曲千人大合唱抗戰時期，重慶除中華劇藝社、中國青年劇社、怒吼劇社等劇團外，還有兩個少年兒童劇團，即七七少年劇團和孩子劇團。它們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關懷下成長起來的少年兒童宣傳組織。七七少年劇團１９３８年成立于武漢，當年１２月來到重慶。他們除舉行抗戰兒童戲劇公演外，還去江北傷兵醫院為殘疾人寫家信、剪指甲、理發、縫補、演出，又步行到北碚等地進行抗日宣傳，很受群眾歡迎。孩子劇團１９３７年誕生于上海，成員多是戰火中流離失所的孤兒，他們在建團時發表的宣言中寫道：“我們雖然沒有了爸媽，沒有了家庭，成了流離無靠的孤兒。但是我們沒有哭，沒有傷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怨恨，只有振作。……我們只有以我們所有的力量，團結起來，以過去所愛好的工作來為國家服務，為民族盡力。我們愿意永遠演戲，愿意上前線去演，愿意到內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難的同胞里面去演”。他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１９３９年１月來到重慶后，他們在周恩來、鄧穎超的關懷下，在重慶舉行抗戰兒童戲劇公演。還組成小分隊，行程數千里，到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各縣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僅在川西地區就演出１００多場，觀眾達８萬余人。他們還把兒童文學家張天翼所寫的童話《禿禿大王》，改編成大型童話劇演出，用來影射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國民黨當局大為不滿，不準這個劇上演。孩子們據理力爭，與國民黨當局公開辯論。他們說：“明明我們演的是壞蛋禿禿大王，為什么你們偏要說像蔣委員長？”最后孩子們機智地將禿頭粘上幾根毛，變成猴子，劇本改為《猴兒大王》，終得以正式演出。抗戰時期，重慶的電影事業也空前繁榮，著名電影藝術家和影星田漢、夏衍、白楊、陽翰笙、湯曉丹、鄭君里、金山、張瑞芳、項、秦怡、魏鶴齡、舒繡文、謝添等數百人云集重慶。中國電影制片廠拍攝了一批反映正在進行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故事片、新聞紀錄片，對鼓舞人民群眾的抗日斗志發揮了重大作用。
練習
一、填空題
１．重慶建市是在年２月１５日。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國民政府決定重慶升格為行政院直屬的。
２．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國民政府明確規定重慶為。
３．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５月，日本飛機轟炸萬縣次，炸死民眾多人，傷多人。
４．愛國實業家１９２５年創辦的，為抗戰運輸作出了重大貢獻。
５．１９３９年１月，黨中央決定在重慶設立，以為書記。
６．１９３９年，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在重慶歌樂山下設置監獄和監獄。１９４３年，又建立，專門監禁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
７．１９４５年２月，重慶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慘案，由此引起重慶人民開展了一場斗爭。
８．抗戰時期，重慶著名的中學有愛國教育家辦的南開中學，人民教育家創辦的育才學校，還有董必武倡議創辦的。
９．１９４２年４月３日，郭沫若創作的大型歷史劇《》，在重慶大戲院上演獲得成功。
１０．抗戰時期重慶的兩個著名的少年兒童劇團是和。
１１．被譽為抗戰時期大后方的“文化四壩”中在重慶地區的有、、。
二、單項選擇題
１．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工業區中，惟一門類齊全的綜合工業區是（）
Ａ．貴陽Ｂ．重慶Ｃ．成都Ｄ．昆明
２．抗戰時期的全國兩大軍火生產基地除太原外，還有（）
Ａ．武漢Ｂ．上海Ｃ．西安Ｄ．重慶
３．抗戰時期，全國的對外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是（）
Ａ．上海Ｂ．廣州Ｃ．重慶Ｄ．武漢
４．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空襲重慶造成市民傷亡最多的兩次大轟炸是（）
Ａ．１９３９年的“一一○”、“一·一六”大轟炸Ｂ．１９３９年的“五三”、“五四”大轟炸
Ｃ．１９４０年的“六一二”、“六一六”大轟炸Ｄ．１９４０年“八一九”、“八二○”大轟炸
５．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機關報是（）
Ａ．《大公報》Ｂ．《新蜀報》Ｃ．《新華日報》
６．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哪一年在重慶成立的？（）
Ａ．１９３８年Ｂ．１９３９年Ｃ．１９４１年Ｄ．１９４４年
三、簡釋題
１．“五三”、“五四”大轟炸
２．“六五”大隧道窒息案
３．中共中央南方局
4．《新華日報》
５．胡世合慘案
６．“中美合作所”集中營
四、簡答題
１．抗戰時期重慶經濟文化發展的原因是什么？舉例說明那時重慶是全國的工業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
２．概述重慶人民對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

展開更多......

收起↑